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二十一岁那年在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的同期同学段云峰,后来会官至段祺瑞政府参谋本部的总务厅长兼代参谋次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他更没有想到,段云峰的两个儿子段伯宇、段仲宇,会先后进入自己的侍从室工作,老大当上了少将情报科长,老二当上了上校侍从参谋。而特别使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堂堂将门之子的段氏兄弟,竟会是潜伏在自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
周恩来秘书周怡要段伯宇留在重庆工作,段伯宇顺利打入国民党
机构“战地党政委员会”
1939年春节前的一天,段伯宇风尘仆仆地从抗日前线南昌来到重庆。他已于几个月前在国民党的三十二军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校军医。他的入党介绍人王兴纲,时任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秘书。(注:王兴纲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
段伯宇到重庆后先找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的是周恩来的秘书周怡。周怡听了段伯宇的汇报后,指示段伯宇就留在重庆工作,但要段利用父亲众多的社会关系,找一个公开职业做掩护。
正好,一个机会来了。
蒋介石为了拉拢桂系元老李济深,任命李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河北沦陷后,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带着家人也迁到了重庆。有人劝他去面见蒋介石,要个大官当当。生性耿介的段云峰没有去见蒋,只在军委会挂了个中将高参兼学生军总监的虚职。
李济深在陆军速成学堂时比段云峰高一届。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汤山时,段云峰曾秘密串联了一批同学设法营救,这使李铭记在心。
一天,他特地登门看望段云峰,希望他也能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段云峰谢辞了,但他对李说:“我给你送一个小不点儿去,给你当当参谋。”
李济深笑笑,说:“是令郎吧?”
于是,段伯宇顺顺当当地打入了这个国民党机构,当上了巡视员。
一天,周恩来参加了“战地党政委员会”会议。开完会,周恩来把段伯宇叫到身旁,低声交代说要亲自跟段伯宇谈一次话,具体时间会让秘书周怡当面通知他。
周恩来高瞻远瞩,要段伯宇想办法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
1939年5月的一天,段伯宇按照周怡通知的时间来到了红岩,受到了周恩来的单独接见。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段伯宇父亲段云峰的情况,特别是段和蒋介石、李济深、陈诚、张治中、徐永昌、林蔚(军政部次长)、姚琮(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等人的关系。
段伯宇说:“父亲段云峰在保定军校时和蒋介石是同期同学,但不同班,彼此知道却没有深交。和李济深是陆军大学同学,李高一届,但二人交情颇深。”
之后,段伯宇又向周恩来说起国民党二级上将、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徐永昌是段云峰陆军大学第四期的同窗好友,比段大一岁。那时段伯宇才九岁,跟父母住在陆军大学宿舍时,徐永昌常到他家玩,很喜欢小伯宇这个小不点儿……
说到父亲,段伯宇说,父亲段云峰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后,于1916年底到保定军校当战术教官,直到1925年初进入段祺瑞政府参谋本部。他在保定军校当教官八年,可谓桃李满军界。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周至柔等不少国民党军政大员,都毕业于保定军校。“保定系”是仅次于“黄埔系”的国民党军政界第二大系。
周恩来听完段伯宇的汇报,非常高兴。
他说:“段伯宇同志,你父亲和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国民党上层有不少社会关系,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你就不要到前方去了,就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很需要你,这里也是前线嘛!”
段伯宇立即表态说:“那好,今后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怡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好好干。”
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说:“好!好!”但他接着又摇摇头,说:“不行!你光跟着周怡,工作展不开,你应该自己想办法找一条路子,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
段伯宇事先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到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太难了。所以,他听了后不禁连连摇头,说:“不行!不可能!我刚到重庆,哪有什么路子呀?”
周恩来笑了起来,说:“你想让我替你找路子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呀!你自己找个路子不行吗?”
从周恩来那里回去后,段伯宇即开始谋划打入到蒋介石身边去的种种工作。
在陆军大学毕业典礼上被蒋介石破例“召见”,段伯宇如愿以偿
段伯宇决定先报考陆军大学(简称“陆大”)。
可是,段伯宇考军校的打算却被父亲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段云峰说:“你是学医的,对军事是外行,怎么能考得上陆军大学?”
生性倔强的段伯宇岂肯服输。他说:“爸,你是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二弟仲宇现正在陆大十七期学习。有你们两人给我作辅导,我就不相信考不上。”
说来也巧,过了不久,陆军大学特七期在全国公开招考。段伯宇经过充分准备,也报了名,并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大特七期录取。
段伯宇从1943年10月进入陆大,刻苦学习近两年半,于1946年3月毕业。1946年3月10日上午,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
典礼刚结束,忽然有人大声说:“段伯宇同学,出列,到台上来。”
第一次宣布,段伯宇没有听清,等到第二次他才听清是在叫自己的名字。这时,全场成百上千人都在注视着他……段伯宇毫无思想准备,慌乱中闪过一个念头:糟糕!是不是我的地下党员身份被人察觉了……
但段伯宇很快镇定了下来。他走近主席台时,看到台上有人在向他招手,是徐永昌。上了主席台,有人将他领到后台,并交代说:“校长召见你。”
段伯宇被领到蒋介石面前。段一眼看到蒋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段伯宇”三个字,下面还有一些小字,他没看清。
此时,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跟小小的国民党上校学员段伯宇就这样近在咫尺、面对面站在一起……
蒋介石上下打量了段伯宇一番后,即询问起段伯宇个人及家庭的情况。
当说到段云峰时,蒋介石问:“令尊身体可好?你们家生活怎么样?”
段伯宇向蒋介石介绍了家人的情况,并特别介绍说,二弟仲宇原在侍从室二组工作,现在武汉任炮兵团长。他也是陆大毕业,十七期的。
蒋介石脸上露出赞叹的神情,高兴地说:“你们父子三人都是陆大毕业,难得!难得!好!好!”他接着又问了段伯宇在陆大的学习情况。
蒋介石听了段伯宇一番对党国的“表白”后大感满意,连声说了三个“好”。
站在蒋介石身后的侍卫长、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此前,段家老二段仲宇调离侍从室时,曾向俞济时推荐过哥哥段伯宇,说他陆大毕业后想到侍从室来工作。俞济时又从徐永昌等人处得知了段云峰的有关情况。此时听到蒋介石连声说了三个“好”,俞济时知道“召见”结束了,就对段伯宇说:“你可以回队了。”
按国民党规定,陆军大学属军令部管辖,毕业生由军令部负责统一分配。一天,段伯宇去拜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提出了希望到侍从室工作的想法。
徐永昌告诉段伯宇:国民政府即将于5月间还都南京,侍从室已撤销,改为文官处和参军处,下面分辖政务局和军务局。不久,段伯宇就接到了要他到军务局报到的通知。
段伯宇大喜过望,心想,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努力,周恩来副主席要自己“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的指示,很快就要实现了。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更深的潜伏,是一场全新的战斗……
进了侍从室,近看蒋介石,所见所闻,竟使国民党“标准军人”段仲宇完全倾向了共产党
再说弟弟段仲宇,他进入蒋介石侍从室的时间是1944年11月,比哥哥段伯宇早一年多。那时段仲宇官衔上校,自诩是国民党的“标准军人”。
段仲宇生于1914年,十七岁到南京进中央军校第九期炮兵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毕业后被分到炮兵团当见习排长、副连长、连长。之后来到广州中央军校四分校当助教。此后又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毕业后留校当教官。后调入兵学研究院当研究员。1944年春调到印度,任中国驻印部队总指挥部军务处副处长、代处长,军阶是上校。
段仲宇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31年在中央军校时听蒋介石讲《大学》、《中庸》、王阳明的哲学。坐在台下的段仲宇,对蒋介石的宁波官话听不大懂,对蒋也看不真切。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于敌手,华北局势日紧,军校学员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大都有爱国心,对蒋介石步步退让、“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议论纷纷,颇多不满。后来段仲宇才知道,他的同班学员中,就有几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的言论给了段仲宇不小的影响。
段仲宇被分配到部队后,亲自感受了国民党军中贪污腐败成风,一个小小的炮兵连长,每个月克扣兵饷、贪污军马饲料等通常可达三四百块大洋,而士兵每月津贴也才六块。另外,加上军阀作风盛行,动辄打骂、枪毙士兵,所有这一切,使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的段仲宇实在看不下去。在中央军校、陆军大学和兵学研究院,段仲宇也看到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贪污腐败现象比比皆是。
段仲宇在陆军大学期间,节假日常常可以回家。他常把所见所闻对大哥段伯宇倾诉。一天,段伯宇说:“我向你推荐一些书,你有空可以看看。不过最好别带到陆大去,也不要告诉别人,在家里翻翻就行了。”
其时,即便同在一个家里,段云峰和段仲宇都不知道段伯宇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从大哥交给自己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中,段仲宇感到大哥很可能是“那边”的人……
段仲宇谈恋爱期间,常到女朋友学校门口等她。出于偶然,他在一家小吃店中曾和大作家郭沫若相遇并一起进餐。
段仲宇把与郭沫若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大哥。段伯宇鼓励他说:“郭沫若是大作家、大学者,你要争取和他多见面,这是向先生学习的好机会。”
不久,段仲宇因等候女朋友,又在那家小吃店和郭沫若见了面。然后有了第三次、第四次。
第四次见面时,两人谈论过时局后,段仲宇问:“郭厅长,我有个问题向您请教:为什么许多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往延安跑?”
郭沫若非常含蓄地说了一句话:“你看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的,人不也是一样的吗?!”
段仲宇后来对笔者说:郭老的这句话,使他反复品味,铭记终生。
哥哥段伯宇把在陆军大学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启明介绍给段仲宇后,段仲宇从王启明处又受到了很深的教育和启迪。皖南事变后,一天,《新华日报》头版上开了“天窗”。王启明以此为契机,偷偷向段仲宇讲了国共摩擦的真相。这使段仲宇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段仲宇是由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推荐,经蒋介石单独召见、当面考核后,好不容易才进入侍从室一处二组任上校参谋的。
走近蒋介石,侍从室里看“委座”,段仲宇看到了、听到了蒋介石许多鲜为人知的、见不得人的另一面。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飞抵重庆,和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蒋介石虚与委蛇,背后却指令下发《剿匪手本》。一天,段仲宇就在同室办公的作战参谋汪锡钧的办公桌上,无意中看到了蒋介石亲笔手书封面书名的这个《剿匪手本》。
段伯宇从弟弟传达的信息中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蒋介石搞和谈是一个阴谋,暗地里正在调兵遣将,以“剿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
听了大哥的分析,段仲宇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阴险本质和伪善嘴脸。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使国民党的“标准军人”段仲宇,对蒋介石的信任感彻底破灭,思想的天平进一步倾向了共产党……
在军务局这个核心机密单位里,段伯宇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秘密着手开展策反工作
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4月间段伯宇则随侍从室和全家一起先到了南京,随即在由侍从室一处改称的军务局上班,地点在国民政府大院(后叫总统府),职务是第四科(即情报科)上校参谋。不到一年,晋升为少将高级参谋,后来又被提升为科长。
第四科以原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为基础组成,分管国际、国内的情报业务。科长张国疆,少将军衔。
军务局除段伯宇所在的第四科外,还有五个科。一、二、三科是以原侍从室第二组为基础组成的。段仲宇曾在侍二组任上校参谋一年多,分管后勤方面业务的审核。在此任上他了解了更多的国民党内情,为向大哥段伯宇提供情报提供了便利。
段伯宇进军务局时段仲宇已调武汉任炮兵团长,为将来上校晋升少将“镀金”。
第四科科长张国疆亲自保管着从各个渠道搜集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的讲话、报告及重要的文电等。一天,段伯宇偶然看到了这些文件,不禁大吃一惊,心想,我党我军这么绝密的文电怎么会到了国民党手里?后来张国疆把这些绝密材料放心地交给了段伯宇保管。不久后张国疆调走,段伯宇接任科长之职,这方面的“业务”也就名正言顺地由段伯宇主管了。
这也算得上是个现代“天方夜谭”:国民党主管搜集共产党高层绝密情报的少将情报科长,竟然会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难怪后来蒋介石得知后,要大骂段氏兄弟了。
后来,段伯宇认为,根据目前自己所处的职位,要搞到作战情报很难,即使搞到了,也不能及时送出,怎么办?能不能换个思路,在国民党内部开辟一条地下战线,把一部分蒋军策反过来?
和段伯宇一同在陆军大学特七期学习、其时在南京工作的,有些人担负着重要的职务。经过精心选择,段伯宇决定把以下人员作为重点策反对象:
南京卫戍区中将副司令万建蕃、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简称预干局)少将副局长贾亦斌(抗战胜利后,到国民政府国防部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第一组当组长,负责全国十几万青年军官兵的复员、就学、就业等工作。蒋经国出任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后,保荐其任副局长,成了“蒋太子”身边的红人)、南京卫戍区总部高参、少将宋健人等。
另外,还有在陆大特七期的同窗好友、少将宋光烈和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等。
当然,段伯宇还想到了二弟段仲宇。二弟的条件更趋成熟,不仅可作策反对象,还是发展为共产党员的绝佳人选。其时,段仲宇已由武汉调回南京,在国防部第五厅第二处任副处长。下班后回家,他和父母及大哥伯宇一家住在一起。兄弟俩时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识完全一致。
但是,在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单位里搞策反,在蒋介石的卧榻之侧开辟党的地下斗争战线,不仅难度很大,而且风险很大,段伯宇反复研究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作长期潜伏的打算……
秘密策划再搞一次“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段伯宇强调要抓兵权,抓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由于不得人心,不断损兵折将,国统区内民怨沸腾,国民党内部包括一些将军,思想也很混乱。
段伯宇每天的工作,是将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送来的军事情报进行综合分析后,从中选择最最重要的,按惯例每天报送若干件给俞济时转呈蒋介石。通常每天报十件。
段伯宇为了巧妙而长期进行潜伏,绝对不可能把不利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情报隐匿不报。他只能在报送时间上做点儿“手脚”: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利的就拖延一下,晚一点儿报。蒋介石批办的事,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重大损害的,就借故拖延,晚一点儿催办。他这样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每次看到下面上报的国民党军的损失数字,段伯宇回到家中以后,总要悄悄告诉仲宇,两人分享喜悦。因为当时国民党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
段伯宇常常有意识地找万建蕃、贾亦斌、刘农�、宋光烈、宋健人、王海峤、董嘉瑞等陆大同学“玩玩”,同他们讲一些高级将领被俘情况;还讲共产党、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政策,等等。这些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因此而受到的心灵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感召,是非常巨大的。
更使这些陆大特七期毕业生震惊的是,他们同班的史若愚被击毙,张尊光被俘,周力行(少将师长)全军覆没后只身逃回了南京。还有一个少将旅长孟昭进,跟随吴化文在济南起义投向了人民的军队。上述同学的不同结果,引起了大家的议论。段伯宇抓住时机,巧妙地引导他们走向反蒋、反内战的正义之路。
一天,正在军务局上班的段伯宇接到贾亦斌的一个电话,约他下班后到中山陵走走。
贾亦斌这一年三十六岁,是个少壮派将军。他告诉段伯宇,说他刚从上海回来,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打老虎,可是触动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宋美龄就出来干预。蒋介石为了四大家族的利益,也要蒋经国就此住手。贾亦斌原先对“小蒋”抱有幻想,现在认识到老蒋、小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自己再也不愿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段伯宇问贾亦斌今后打算怎么办。
贾亦斌说:“乌龟变黄鳝――解甲归田。”
段伯宇开导说:“解甲归田太消极,太可惜,我们还是应该留在国民党。你在国防部预干局,我在军务局,如果再把陆大特七期的同学联络起来,大家一起干一番事业,不是挺好吗?”
贾亦斌说:“段学长,你早就是共产党了,但是你不暴露,你是引而不发,你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
段伯宇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他告诉贾亦斌:“周围特务众多,要千万小心。”
形势发展很快,在淮海战役中六十三军全军覆没,参谋长宋健人化装成士兵才得以侥幸逃脱,回到了南京家中。他向贾亦斌、刘农�等陆大同学谈了自己“走麦城”的经过,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国军已经士无斗志,军心涣散。人家共产党、解放军深受老百姓拥戴,国民党快要完蛋了。”
一天,贾亦斌又听到一个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准备南迁广州,以长江为界,和共产党划江而治。贾亦斌很快把陆大特七期在南京的董嘉瑞、宋健人、刘农�、林勉新(少将副总队长)等约到家中晤谈。手掌兵权的几个人提出:在南京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再搞一个“西安事变”,把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蒋介石抓起来。但年过五十的董嘉瑞却不同意,他认为南京城内和近郊驻有约二十万国民党军,仅靠他们掌握的这点兵力,很难有成功的把握。
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十分激烈。刘农�说自己的伞兵三团有二千五百多人,武器装备精良,干不成就上山打游击。他从腰间拔出手枪,“啪”的一声往桌上一放,表示了大干一场的决心。
贾亦斌见此情景,立即给段伯宇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到家里来“聚餐”。
段伯宇在贾亦斌家里听了双方的意见后,首先鼓励了大家的爱国之心,然后从敌我力量对比进行了分析,强调要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干事,不能感情用事,最后建议要尽可能多地抓实力,抓武装,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干就要一举成功,不能盲目行动。
这次秘密策划在南京另搞一场“西安事变”虽未付诸行动,但此后抓兵权、抓实力的工作却加紧地展开。段伯宇为此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周恩来布下的一个“冷子”,看似一步“闲棋”,却在国共大决战这盘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段仲宇在短短三年多时间内,受到蒋介石三次单独召见:一次是进侍从室,一次是外放到主力团去当团长,一次是到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当团员。这样的“殊荣”在同级军官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纽约期间,段仲宇收到大哥伯宇的一封信,说父母年事已高,妻儿需要他照料,希望他回国。仲宇清楚地记得大哥临别时的嘱咐,说国内形势发展会很快,蒋介石已坐在火山口上,你在国外待久了,会丧失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切莫贪恋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环境。
段仲宇以家中困难为由面见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要求回国,得到了何的批准。回国后,段仲宇仍回到国防部第五厅任副处长。后来被称为卧底在国民党高层“最大的共谍”郭汝瑰,原先正是第五厅副厅长,是段仲宇的顶头上司。等段仲宇从国外回来后到五厅上班时,郭汝瑰已调任第三厅(作战厅)厅长,不过和段仲宇常有接触。但出于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段氏兄弟其时和郭汝瑰都不知道彼此的“庐山真面目”。
段氏兄弟虽人在机关,但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兵权、抓实力方面。1948年9月,段仲宇被任命为联勤总司令部下属第十一兵站少将分监。该兵站的任务是负责第七兵团的后勤保障,分监实际上是兵团的后勤部长。但因遭兵团司令黄伯韬的排挤,一气之下,段仲宇又回了南京,被任命为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后来又加委为京(宁)沪、沪杭两路运输指挥官。
段仲宇很快把父母、妻儿和大嫂及子女一起接到了上海,只留大哥伯宇一人在南京。
其时蒋介石政府已风雨飘摇。辽沈战役已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蒋军精锐兵团不断被歼。一天,中共上海局委员、“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亲自到段仲宇新安的家。他看了地形后,决定把段家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蒋介石“引退”溪口后,军务局的人员一分为三:大部分随局长俞济时行动,一部分搬迁到广州,只留少数人在南京。段伯宇以“肺结核严重”为由,向局里请了病假,到上海养病,身份仍为军务局情报科少将科长。这个特殊身份给段伯宇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张执一和段伯宇作了几次长谈,对段进入军务局以后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不久后中共上海局又批准了段仲宇和贾亦斌、刘农�、宋健人等人的入党要求。段仲宇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段氏兄弟向张执一汇报了他们多年来秘密策反国民党军的情况,其中有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代局长兼预干团团长又兼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可掌控一万余人;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所属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全团二千五百余人,全副美械装备,已从南京移驻上海;国防部所属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峤,下辖三个营,全副美式装备,等等。当然还有段仲宇自己领导的港口司令部,辖有辎汽二团、第十八团、六个汽车营,加上仓库、船队、医院等,总人数近万人,有汽车一千八百余辆,还有数量众多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油料、通信器材等军用物资。
上述部队人数达数万人,形成了一条地下战线。这是段伯宇经过多年工作所取得的初步策反成果。张执一听了汇报后很高兴,他指示“策反委”委员李正文亲自到各部队进行考察,摸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
周恩来指导和领导党的秘密工作,有一着“妙棋”和“高招”:即善于布置“冷子”、“闲棋”。他当年亲自找段伯宇谈话,要段打入蒋介石身边去,虽然没有交给具体任务,但这个“冷子”、这步“闲棋”,终于在重要时刻将要发挥重要作用了……
在渡江战役前奔波于京(宁)沪杭地区,策反了数万国民党军人起义,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根据张执一的指示,段伯宇悄悄陪同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代表李正文,奔波于京(宁)沪杭地区,秘密进入上述各个国民党部队,开展策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风险极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民党伞兵第三团二千五百余人,从上海南调福建的航行途上,于海上宣布起义,掉转船头北开连云港,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来电表扬。刘农�等许多起义官兵,后来成了新中国伞兵部队的建军骨干。
国民党预干总队四千余官兵,在嘉兴光荣起义。起义官兵虽然遭到了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只有贾亦斌等极少数起义领导人突围抵达皖浙边游击根据地,但它像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在京(宁)沪杭地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特别是使国民党为编练三十个新军而培养几千名基层军官的计划彻底破产。
国民党工兵四团的三个营,在从南京经上海南撤广州途中,有意识地把各种笨重的装备堵塞了京(宁)沪、浙赣两条铁路。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汤恩伯忙于调兵遣将部署京(宁)沪杭防务,两条铁路的运输本已十分繁忙,加之两路运输指挥官段仲宇暗中协同王海峤做了许多“手脚”,使两路运输常常堵塞不通,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国防部通缉王海峤。
另外,段仲宇还施展计谋,把从津浦路上撤过来的九十九部火车头,暗中截留在京(宁)沪线上的各个车站,既削减了国民党的运输力量,又使我军迅速派上了用场。
国民党一○六军所属的二八二师,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光荣起义,五千余人渡过长江抵达北岸。军长王修身率残部逃到福建后,所辖三一八师直属队和两个团在福州也光荣起义。
国民党九十六军于兆龙曾向段伯宇表示:“解放军渡江时,我叫部队枪口抬高一寸。”可能蒋介石对这支西北军老部队不信任,后将该军调离南京北岸“三浦”地区,到安庆布防。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九十六军逃到福建。后副军长黄振涛(也是段伯宇陆大特七期同学)率残部数千人向解放军投诚,其中有于兆龙的副官魏之雅、干女儿冯雅琴。王修身和于兆龙因家眷已先期去了台湾,只得孤身离开大陆,一个兵也没有带走。
国民党江苏省保安总队,原先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决定让其支援贾亦斌率领的预干总队起义。但事机不密而未成,仅少将总队长齐国�只身脱险。
段伯宇的策反活动,后来终于被军务局发觉,准备将他逮捕。上海地下党得知后,迅速安排他撤离上海前往香港。
段仲宇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他管辖的原港口司令部的辎汽二团举行了火线起义,四百余辆全新的美国大道奇汽车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此外,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被段有意截留了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段伯宇从打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直至侍从室、军务局的七年中,经过他团结、教育、争取,有四位国民党将军成了共产党员。起义投诚的有国民党将军三人、校级军官多人。起义部队人数多达数万人。毛泽东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俩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核心机要单位和部队重要岗位,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从中央军委武官班毕业。1950年任外交部行政处处长。后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负责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9月去世。段仲宇则一直在人民军队中工作,离休前是副军职干部。还担任过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现年九十六岁,在南京安度晚年。■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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