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思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到底“全球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如果在八十或者一百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或者再晚一点,那时的知识分子谈的还是所谓的西学东渐。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细节之中了,这是我们的生活状况。
我想要说的是我自己对于全球化的态度,第一个它是不可挡的。第二个,你要用深思而且是戒备去面对它。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深思和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让它就这样席卷而来,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文化单一整齐化,个别的文化特色显然在快速的消失之中。
我在台北市工作的时候,跟同仁一块儿上网,去看几个城市的网页。看到纽约网页的时候,发现它的语言跟它设计的目标对象就是外国人。如果你到了纽约,它可以用各种手法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知道哪一天、几点钟可以去看一场歌剧;如果在星期天下午3点钟到了中央公园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比赛。你马上就知道这个城市有多好玩。这个网页其实相当程度地透露了一个城市国际化的程度。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来解释什么叫做国际化。国际化其实指的是你懂不懂得国际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如何利用方法跟技巧,把自己的东西让外面的人看得见,听得见,让人认识你。比如说你要出版一本王安忆的小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法让我们这个最好的上海作家的作品,有芬兰文的版本、有土耳其文的版本、有日文的版本、有冰岛文的版本。那是一个手法。但是国际化并不代表说我们要自己的作家去学人家怎么写《哈利波特》,如果你以为所谓的西化,或者说赶上国际水平,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内容都变掉,用别人的内容来填塞自己的火车,放到铁轨上去,对不起,你如何去跟别人竞争呢?人家为什么要你模仿的二流东西?难道他们大老远跑到北京,就是看跟他们长得很像的房子吗?当然不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亚洲的国家都有焦虑,对于现代化全球化的焦虑。就我所知,北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在说,要如何提升人民的英语能力,我也听说北大老师们开始用英语教课了。
英语对于我们是一个工具,我们需要提高英语的能力。但是工具跟你的灵魂不能混为一谈,你的灵魂还是你自己对于汉语掌握的最高最深的境界。我觉得对于全球化不能肤浅了解,我们需要的是与国际接轨,而不是一窝蜂地去拥抱,不但拥抱它的火车,还拥抱它火车里头的内容,还盲目到说连我自己火车里头的内容也换上别人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真的东西拆掉。
我们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世界做出那个四分之一的贡献,就是把我们这个民族语言里最精湛的文学作品,透过国际化的包装输出去,通过那个铁轨输出去。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好像国际化的意思变成你输出的东西要投西方所好。比如说中国不是一向是一个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社会吗?所以我就写性方面最大胆的文学作品,这就可以吸引西方的注意,然后你就输出去了。或者是我的作品专门描绘中国传统里,它的野蛮,它的流血,它的种种可怕,它的伤痕,也很容易输出去了。事实上这是在改变那个火车里头的内容。如果投其所好,你喜欢小脚我给你小脚,你喜欢鸦片我给你鸦片,照这个思路去做的话,这绝不是全球化、国际化。
中国人应该有自己下定义的当代。所谓自己的当代,它像一朵花,灿烂地开放,可是每一朵花,它一定是有它很丰厚的肥沃的土壤。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追问自己,你的土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但是,当全球化的大浪冲过来的时候,让你的脚踏踏实实地站在那个土壤上,你才可能看到你的当代,进而让别人看到你的当代,尊重你的当代。
有一次我跟一个英国的知识分子谈话,我问他有什么书是你这一辈子每两年必读一次的。他说是《圣经》。我说是《庄子》,我两年一定会翻过来重新读一次,每一次都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启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旧书。从十岁开始,我的父亲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几十年之后,我每一次看了都会有新的体会。所以说传统绝对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死了的不是传统而是你自己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因此,当全球化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它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一个铁轨跟铁轨衔接的地方,找到它就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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