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恩怨怨何时了下一句【汤恩伯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汤恩伯生于1900年9月9日,死于1954年6月29日。系20世纪活跃于中国内战和抗日战场上的风云人物。内战中他是毛泽东公布的四十三名战犯之一;抗战中他拥有“抗日名将”的桂冠。
  然而这样一位蒋介石的宠将、共产党的大敌,却在去世一个月后,得到了蒋介石似乎贬多于褒的评价。蒋介石是言不由衷,还是有感而发?
  
  汤恩伯之死
  
  1954年5月27日,台北松山机场上,一架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正停在停机坪上,一位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的汉子,随着旅客队伍登上飞机。在即将踏进机舱的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神情,长叹一声,喃喃地说:“终于可以离开台湾了。”
  此人正是汤恩伯。他在飞机起飞前为何无限感慨?因为在此前,也是在这个机场,当他正待登机时,突然来了几个武装宪兵将他“请”出机场,不允许他出境。
  上了飞机,汤恩伯在飞机最后的一排座位上无力地坐下,头靠在坐椅上,疲惫不堪。此时,从头等舱走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原来是台湾驻日本“大使”董显光,他对汤恩伯说:“汤将军,你怎么能坐在这里?请你去头等舱使用我的铺位。”
  原来,一个多月前,汤恩伯在拍摄X光照片时,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上有个肿瘤,必须去日本进行手术。汤恩伯再次向蒋介石要求离开台湾去日本开刀时,蒋介石这才网开一面,终于批准他离台赴日了。也许,汤恩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不会活着再回到台湾。
  就这样,一个为蒋介石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堂堂国民党陆军上将,竟不能享受头等舱的待遇,而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两个小时,终于撑到了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随即,就住进了庆应大学附属医院。
  手术是成功的,术后的汤恩伯逢人便高兴地说:“我十二指肠上的瘤已经割去了,并因为我患有胃溃疡,胃也割去了三分之二,感觉良好……”
  6月22日,东京方面说:汤恩伯的脉搏、体温、血压都很正常,稍加扶持,即能下床自行饮食,预定7月底出院,赴热海休养,秋凉后返台。
  汤恩伯的精神很好,当国民党的政要谷正纲、胡健中前往医院看他时,他滔滔不绝。谁料到几天以后,汤恩伯竟然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
  6月29日,在抵达日本一个月零两天后,汤恩伯病逝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汤恩伯生前曾是抗日名将,如今却死在东京,这里难道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是手术成功后又突然恶化?是病死?是谋杀?
  汤恩伯的死在日本和中国台湾方面引起巨大的反响。日本皇室高松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内阁副总理大臣绪方竹虎、防卫厅长官木村笃太郎以及冈村宁次大将等政要以及各界人士纷纷前往设在东京的追悼会会场致祭。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不亚于一位国家元首的丧礼。
  高松宫,日本皇室重要成员,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时,他与另一皇室成员朝香宫参与了此次行动。
  冈村宁次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是重要的战争罪犯,他在中国战场面对的主要敌人之一就是汤恩伯。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在蒋介石、汤恩伯等人的包庇下,躲过了东京审判,开脱了战犯的罪名。冈村宁次的亲自致祭,是为了表达心底的感激之情,还是另有隐情?
  绪方竹虎是日本内阁副总理大臣,重要的经济专家,汪精卫伪政权的最高顾问,也是侵华老手,他的出现又有何特殊意义?
  日本不同寻常的追悼活动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
  当时就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本医生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争者,忌恨于汤,乘机报复。日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就是要掩盖事情的本来面目。
  汤恩伯死后,蒋介石专门派出军舰到日本迎灵榇回台, 并举行了场面宏大的迎灵仪式。1954年7月14日上午,移灵至台北极乐殡仪馆,蒋介石亲自为汤恩伯题写了“功在�常”的匾额。15日上午举行公祭。蒋介石也来到了极乐殡仪馆参加公祭,并发布命令:追授汤恩伯陆军上将衔。
  汤恩伯出殡时,台湾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蒋经国亲自抬棺移灵墓地。
  汤恩伯的墓地,在台北县木栅乡的壶山上。
  作为蒋介石忠实的部属和重要将领,汤恩伯可谓极尽哀荣。据汤恩伯的大儿媳刘云霞说:“如果汤恩伯不死,蒋介石要委任他做参谋总长。”
  
  上海战役背后
  
  但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的,汤恩伯去世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班上发表讲话时谈到汤恩伯似乎贬多于褒,评价不高。是言不由衷,还是有感而发?
  蒋介石是这样说的:“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于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主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的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两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来说)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丧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蒋介石话中有话,即汤恩伯不是死得其所,他应该在上海保卫战中就战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区。汤恩伯是怎样防止解放军南下的呢?他的作战方案是只守上海,不守长江。
  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江防问题,作战厅中将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为:国军主力以南京为中心向上下游延伸,重点防守长江芜湖、荻港一带,因这一带江北支流甚多,解放军渡江的船多隐藏在这一带,而江阴以下江面宽阔,不易偷渡。他的计划得到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长何应钦的赞同。
  可是,汤恩伯置长江防线于不顾,把防守重点放在上海。汤恩伯这样明显的防守态势,理所应当地遭到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的责难。可汤恩伯在气急败坏时,竟然拔枪相向。
  蔡文治是黄埔毕业生,应该算汤恩伯的弟子,他对汤恩伯只守上海,不管长江下游的做法提出质疑。
  汤恩伯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蒋总裁的命令,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文治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压人,你拿总裁的命令来看啊!违抗顾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共军过江,你能守住上海吗?”
  汤恩伯举起公文包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念道:“上海存有黄金、白银三亿之巨,着令代市长陈良负责征调轮船,将全部金银运往台湾。在金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为止……如果这项金银不能完全运到台湾,唯汤、陈是问。中正手启。”
  念完,汤恩伯大怒,把桌子一拍:“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
  原来,蒋介石给汤恩伯的指令,是让他守住上海,把中央银行存放的黄金白银运送到台湾。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芜湖、荻港、仪征、扬州等地渡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4月25日早晨,在奉化溪口下野的蒋介石去了宁波,登上“太康”舰前往上海。经过一夜颠簸,26日一早,“太康”舰进入吴淞口停泊在复兴岛江面上。蒋介石召见了汤恩伯等人,问及汤恩伯泄露运黄金手令之事,批评他抢运速度太慢,令汤恩伯无论如何死守上海一个月,要把所有的黄金白银抢运到台湾。
  在汤恩伯的部署下,抢运工作明显加快,在上海被解放军攻陷前,汤恩伯由上海中央银行运到台湾的黄金计一点一万大条(每大条十两),白银三亿多两,银元三千万元,美金七千多万元。上海库存的布匹、棉纱也大部分被运往台湾。
  5月25日,汤恩伯奉命撤离上海,他召集高级将领时,热泪盈眶,一连三个“对不起”:“对不起领袖,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国家。”负疚之情,溢于言表。
  
  金门之战
  
  汤恩伯自上海撤退后,随即建立舟山及金门、厦门外围阵地。蒋介石对福建防守十分重视,因为福建对面就是台湾,福建一失,对防守台湾、澎湖都有极大的影响。早在他下野之前,便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主任。汤恩伯逃到福建沿海,蒋介石即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令其坚守福州、厦门,以确保台湾。
  1949年8月17日,解放军占领福州,随即完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的三面包围。10月24日,华东野战军第二十八军九千余人组织了金门战役,并成功登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国民党军进行殊死抵抗,加之台湾的飞机炸毁了搁浅在滩头上的解放军渡海船只,解放军后续部队无法增援,打了三天三夜,人民解放军全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方面指挥金门战役的主管正是汤恩伯。
  可以说,汤恩伯为蒋家王朝和国民党在台湾站稳脚跟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在汤恩伯到台湾以后没有重用他,反而认为他应该死在上海战役呢?
  原来,在上海撤退时,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在江湾待命。但当他到达江湾后,只见被遗弃在江湾的人马有好几万,一打听,才知道汤恩伯早已乘军舰逃离上海。罗泽�换上便衣,找朋友买了一张船票才逃到香港,然后辗转去了台湾。他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大骂汤恩伯只顾自己逃跑,全然不顾部下的死活。双方互相攻讦,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令陈诚召开会议,检讨上海战役的责任问题。罗泽�首先发言,就汤恩伯丢下部队,率先逃跑,使一个成建制的军被共军俘虏一事,要求追究汤恩伯的责任。汤恩伯则为自己开脱,指责罗泽�作战不力,失去阵地,要负直接责任。双方破口大骂,甚至要动武,闹得不可开交。陈诚最后宣布:交由军事法庭去解决。这桩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事件的背后另有隐情。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从上海秘密将五十万美元军费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1949年7月,这两人花三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二十二间房屋的豪宅。
  曾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的谷正纲、雷震和方治被人称做“沪上三剑客”。一天,在上海战事最激烈时,谷正纲突然告诉雷震与方治:汤恩伯汇了五十万美金到美国。这让雷震怅然不已。
  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出卖恩师后,蒋介石始终没
  
  给他面子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进驻上海,如日中天,因劫收敌伪资产,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天怒人怨。1947年,汤恩伯又因指挥失利,导致蒋介石爱将张灵甫阵亡。
  痛失黄埔高足、爱将张灵甫,蒋介石追究战争失败责任。这里固然有张灵甫骄傲轻敌、李天霞援救不力和黄百韬增援迟缓的原因,但汤恩伯对共军估计不足,又不及时阻止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山,对此他是要负更大责任的。老蒋命令汤恩伯到南京领罪。汤恩伯心里害怕,借口视察部队,磨磨蹭蹭,一个多月后才到南京。蒋介石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一见面就大骂:“娘希匹!跪下!”
  当时正在开军事会议,当着诸位袍泽的面,汤恩伯“咕咚”跪下,现了个大眼。
  “浑蛋!饭桶!……”蒋介石越骂越有气,想起被汤恩伯“害死”的爱将张灵甫,竟抬脚一皮靴踢在汤恩伯的脸上。幸亏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上去劝阻,汤恩伯这才灰头土脸地“滚”了出去。
  汤恩伯被撤职后与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过从甚密。此时,汤恩伯心怀不满,经常在陈仪面前大骂蒋介石,流露出反蒋情绪。
  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第二年1月,汤恩伯又被任命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
  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没有陈仪就没有汤恩伯。
  汤恩伯原名克勤,早年就不安分,一直有闯世界的想法,但苦于无钱没法出洋留学。后来他大胆地给当时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写了一封求助信,从此他的生活有了大转机。
  陈仪是个礼贤下士和慧眼识才的儒将。他从汤恩伯的信中读懂了一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于是召见汤恩伯,资助他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汤恩伯为了感谢陈仪提拔之恩,特意把克勤改名为恩伯。在陈仪的眼中汤恩伯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陈仪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他眼看自己与之共进退了几十年的政权,行将就木,内心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认清了人心的向背,决心靠近共产党。后经共产党人士做工作,终同意弃暗投明。但他希望能劝汤恩伯起义,从而为人民做点儿更大更实在的事。
  1949年1月27日,陈仪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来到上海,带给了汤恩伯两封密信。
  收到陈仪来信的汤恩伯思想激烈地斗争着。最终,汤恩伯拿起电话,要通了溪口,把陈仪投共之事报告给了蒋介石,并立即赶往溪口向蒋介石当面汇报。
  此时,陈仪尚蒙在鼓里。他满怀希望地等了一个星期,还不见汤恩伯的动静,便再次派丁名楠持亲笔信去上海见汤,并介绍胡邦宪(又名胡允恭)一同前往。胡到沪后,很快探听到汤恩伯的真实态度,他连夜赶回杭州,向陈仪说明情况,请他从速采取措施。
  陈闻讯大吃一惊,但还是侥幸地希望这不是真的。他对胡邦宪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是我的儿子……这次我来浙江,还是听了他的劝告。”
  然而,陈仪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2月17日,蒋介石密电改组浙江省政府,陈仪和他的亲信一律被免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陈却毫无悔意,他在浙江大学为其召开的欢送会上,激昂地说:“世界不断革新,时代的巨轮总是前进而不后退,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陈仪回到上海,特务头子毛森带人缴了陈仪卫士的械,并将陈仪软禁在北四川路志安坊三十五号家中。后来陈仪被押往衢州,最后到了台湾。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于台北。
  汤恩伯对于恩师也是心存愧疚的,据汤恩伯后来讲,他举报陈仪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
  但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就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为救陈仪,汤恩伯四处求情,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以及曾和自己在上海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市长陈良,希望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帮忙求情,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汤恩伯仍不死心,去求毛人凤。毛人凤答应去见蒋介石。没过几天,毛人凤来见汤恩伯说:“我找到总裁,当面求情,总裁将我臭骂一顿,天威难测,我也没有办法!”
  陈仪死后,汤恩伯失声痛哭。他还在家中为恩师设立灵堂,跪拜祭奠,以祈求恩师的谅解。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法庭上与恩师见面的场景。当他作为证人哆哆嗦嗦地给陈仪敬了个礼时,陈仪像没看见他一样,扭过头去。
  第三天,蒋介石召见汤恩伯,训斥道:“陈仪依法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在家为陈私设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
  汤恩伯卖师求荣,为人不齿,从此郁郁寡欢。一个叫徐复观的人曾去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看望汤恩伯,后来在《痛悼汤恩伯将军》一文中说:“因我年来稍稍了解到他的心情……安慰说只要国家有前途,不患个人无事业……”此间或可透露出汤恩伯是因为陈仪之死,良心上遭到谴责,这才是他得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蒋介石认为他应该在上海死掉才是死得其所的真正含义。■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