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 万世太平两昆仑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邵力子,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于、邵二人,秉性气质迥异:于右任是典型的关西大汉,魁梧雄健,美髯飘逸,豪侠之风扑面而来;邵力子则是典型的江南文人,身材矮小,文弱俊秀,不乏挥斥方遒的书生之气。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邵二人自20世纪初于上海建立莫逆之交,六十余年中,肝胆相照,互为知己,共同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追求国家和平统一,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莫大影响。促成《双十协定》签订的邵力子有“和平老人”之誉,晚年又号太平老人的于右任被称为爱国政治家。
  
  兴学兴教 为生民立命
  
  于右任,1879年生于民生凋零的苦寒之地陕西三原,起于寒微,名伯循,字诱人,笔名右任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十八名中举,声誉鹊起,被誉为“西北奇才”。 他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印行,因此受到清廷迫害,他化名潜逃上海,不久就受到学界通才、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垂青,于1904年进入上海震旦公学读书,成为其得意门生。
  邵力子,小于右任三岁,1882年出生于江南富裕繁华之地浙江绍兴,家道小康,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后以笔名力子闻名于世。邵力子同样少有才名,在1902年,考中浙江第七名举人,为陕西候补知县,得“文魁”匾。但他和于右任一样,思想激进,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无意仕途,在1905年去上海震旦公学求学,成为马相伯先生的得意门生。于、邵二公相识于马先生家中,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友谊。
  震旦公学虽说具有教会学校性质,但该校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坚持独立办学。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趁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1905年3月7日,邵力子和于右任带领全校学生罢课,一百四十余名学生全体退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反对列强文化侵略的先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震旦风潮”。 马相伯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这一年,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愤然回国。于、邵发起组织中国公学,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其中继续读书。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
  不久,于、邵辅佐马相伯创办全新的复旦大学,自此,东南形胜之地,有了一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后,于、邵多次出手解复旦之困。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复旦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复旦一度散架。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指拨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可见中山先生对复旦寄予的厚望,对于右任与邵力子的器重。
  1928年至1932年陕西大旱,关中平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的于老先生发出了“开发西北”、“兴农兴学”的呼吁。国民政府批准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的提议,任命于右任、邵力子、杨虎城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筹委会公推于右任为校长。于先生拄拐杖,着粗布棉袍,亲率建校筹备人员,顶风冒雪查勘校址,最终选定在武功县张家岗――即现在的杨凌。邵力子1933年春天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后,遵从于右任“兴农兴学”的呼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聘请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完成了由杨虎城发起的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为了发展农业,他督促各县,共凿井十万眼,开荒造林,还创办了武功农林学校。
  
  为民呼吁 数度合办报纸
  
  于、邵二公都是最早从事新闻事业的老前辈。如果说,于右任正如徐铸成评价的“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第一人”和“新闻界的斗士”,那么,邵力子则是他忠实的战友和挚友。
  1906年4月,于右任与邵力子一起东渡日本考察新闻,筹集办报资金。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好友刘觉民引荐,在东京拜谒了孙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孙中山委任于右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邵力子则于同年再返日本学习新闻,在东京会见孙中山,次年也加入同盟会。于右任返回上海后,在邵力子大力扶助下相继创办了多种报纸,历时八年之久。1907年4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该报两千余元开办费,是于、邵二公在留日革命学生中募集得来的。《神州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 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中极受好评。不久,于右任又约邵力子等同志协作,并得到章太炎、马相伯、黄节等人的赞助,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张謇也应邀为之题写刊头。但《神州日报》刊行不到一年,遭到火灾。于右任因无力恢复而辞去报社社长职务,又创办了名闻海内的《民呼日报》,创刊启事公告天下: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邵力子仍主持笔政。该报激烈抨击腐朽清廷,报道各地革命运动的情况,仅出版九十三天便被查禁。1909年,于右任在征求邵力子同意后,改《民呼日报》为《民吁日报》重新问世,含有两种意思:一则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一则是清廷查禁《民呼日报》时,扬言要挖掉于右任和邵力子的眼睛,以示威胁。今改“呼”为“吁”,少掉两点,象征已去两眼,亦无所畏惧。
  1910年,在日本学习了三年新闻的邵力子回到国内,于右任介绍他到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陷害,被驱逐出陕西,潜回上海。辛亥革命胜利前后,于右任与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邵力子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当时于、邵二公经济困窘,下午在报馆,上午分别要到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任教。宋教仁遇害后,邵力子继任主笔,与于右任关系更加密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和短论,大都出自二公之手。《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右任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随孙中山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邵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为了当时的形势和加强宣传的需要,与复旦大学国文教师叶楚伧开办《民国日报》。经费拮据,入不敷出,邵力子等常以复旦的教薪所得,为报社垫款,并借债度日,克服困难。后,邵力子又创办了《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介绍苏俄新政治、新政策、新制度,报道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推广白话文,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五四运动发生时,邵力子在报馆接到北京电报,就跑到复旦公学召集学生开会,报告这个消息,并立即分头告知上海各校。当天,各校学生又派代表劝商界罢市、工界罢工。这就是“六三”运动的导火线。后来,于右任经常称赞邵力子在复旦公学中所发挥的作用。
  
  倡言合作 促成国共统一战线
  
  于右任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国民党的元老,他赞成孙中山说的“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的观点,对国共第一次和第二次合作起了极大的作用。邵力子不仅担任过国民党各种要职,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对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做出了贡献。
  于、邵二公1920年携手创立了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的创建期,邵力子以副校长的身份协助校长于右任参与行政管理,在于离沪时又代理校长。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1920年5月,邵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研究会转为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于右任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支持与共产党开展合作,在当时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提出“合则两益,分则两损” 的著明论断。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于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执行部工农部部长;邵也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辅佐于右任,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年冬至1927年春,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期间,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 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邵则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并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于右任在陕西颇有威望,也受到蒋介石信任,凡是关于陕西乃至西北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尊重于右任的意见,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主席,蒋也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1933年春天,邵力子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后,经常就陕西政策方略征求于右任的意见,并同杨虎城沟通协商,力求造福民众。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后,邵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邵二公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西安事变中,于、邵二公尽力周旋,努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事变爆发时,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事变爆发当天,邵力子与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后来,邵还参加与中共的谈判,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7月,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在任宣传部长期间,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传》在《文摘》上发表,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为了推进中苏邦交,国民政府计划重新派遣驻苏大使。于右任竭力推荐邵力子出任,以设法争取苏联更多的援助。邵力子1940年到莫斯科就任后,多方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往国内。邵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作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为民立命 开万世太平
  
  于、邵二公亲密无间,犹如兄弟,于右任年龄较长,邵则以兄长之礼待他,很是尊重;于对邵也很关照,二公在日常生活上往来也极为密切,时人甚至说“于、邵不分家”,“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期间,于、邵二公同住在领事巷康心之的家里。康身为大金融家,他的公馆如同一个大花园,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二公常于公务之余,品茗谈心,共话抗战形势,展望和平未来,往往夜深才罢。 他们这种关系,到日本投降后二公一起迁回南京,仍然保持。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于、邵二公为促成《双十协定》签订做出了不懈努力。毛泽东到达重庆时,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邵力子前往机场迎接,在国民参政会中设宴款待。于右任也在监察院为毛洗尘。席间,两位诗人漫论中国古代诗词,交流各自的写诗心得,相谈甚欢。于右任盛赞毛泽东《沁园春・雪》结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激励后进的佳句。毛泽东也读过于曾在谒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的小令《越调・天净沙》,笑道:“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对人启发更深。”在谈判期间,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他在谈判中虽然身为国民党代表,但在国共双方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他本人也获得“和平老人”的称誉。
  国共两党内战激烈之时,于右任经常思考时局,思绪万千,久久不能成寐。1947年10月15日凌晨2点,号“太平老人”的于右任,靠在枕头上写了长达两千字的长篇纪实叙事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歌》,表达了自己渴望和平的心情。其诗云:“世界烽火燃不息……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噢馨香泣,群众无声似有声,杜诗重读不胜情。太平老人磨铁砚,垂老还期致太平。”
  1949年初国共和谈,于右任、邵力子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于老一直期待着国共北平和谈取得成功,并表示有机会要亲自赴北平直接参加和谈。其时,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前往北平参加国共和谈,但国民党却要求他的夫人傅学文必须留在南京,以作为人质。邵力子一离开南京,邵夫人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于右任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说:“古来的使者出京,主子都给以充分的信任,以释其后顾之忧,力子去北平和谈,这里却监视他夫人,真是岂有此理!”他坐着小汽车径直开到邵力子家,把邵夫人接到于公馆保护起来。监视的特务面对监察院长此举只有无可奈何。住在于公馆的邵夫人整天少言寡语,心事重重,担心着邵力子的安全,于右任虽然表面上很镇静,每天照旧挥毫泼墨,写写条幅,但暗地里则在积极设法将邵夫人送往北平。
  1949年4月12日下午,一架停在南京故宫机场的天王号飞机即将起飞,这架飞机是国民党政府派往北平,去接将要携和平协定草案回南京的黄绍闳和屈武的。这天下午1点多钟,邵夫人步出于公馆上了于右任的专车,和于右任一起急驶往飞机场,为回北平的宋蕴山等送行。机场上,前往送行的人很多,正在飞机即将起飞的瞬间,于右任轻轻推了一下身边的邵夫人,邵夫人会意地点了点头,随即一边向机舱口招手,一边紧走几步,登上舷梯,手扶着舱门,一个大步跨了进去……当蒋介石得知于右任设计放走傅学文后,立即指令蒋经国: “快去通知毛人凤,把于老头监视起来,莫让屈武(于右任的女婿)把他弄走。”
  谈判陷入僵局,和平无望时,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字文白) 复电“于先生暂勿来平”,于右任接到后大为失望,写了《闻文白自北平来电有感》一诗,诗云:“衡阳去雁几时还?万叠燕云万叠山。彩凤身无双羽翼,雕笼何日启重关? ” 于老写完此诗后,身边有人问:“上海旦夕有变,院长做什么打算?”于右任答道:“还轮到我打算什么?前天毛人凤来通知我,上峰要我赶快准备去台北。我的生命还攥在人家手里,哪有我的自由!”
  和谈失败后,邵力子宣布脱离国民党,留在北平;于右任则被挟裹去了台湾。于、邵二公分居海峡两岸,饱受长期离别之苦。1958年11月,于在台湾重题《岁寒三友图》时说:“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寄托遥深。邵力子看到此诗后,马上发表《勉励在台旧友》一文,引用此诗说道:“于老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零落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 晚年又号太平老人的于老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企盼和平统一,“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他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邵力子经常在传统节日发表谈话,思念旧友,抒发了和平统一祖国的热望,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病逝。■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