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柱国,原名粟明德,生于1938年,广西桂林人,曾任蒋经国秘书。先后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台湾可兴大学经济系、台湾政治大学东西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交通大学教授,《中央日报》主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驻旧金山办事处秘书。著有《燕京旧语》、《大陆万相》、《最高机密》等,主编《中央日报》“大陆透视”周刊五百多期,撰写各种专栏文章一千二百多篇。
保密局的由来
1946年,国民党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原隶属于该组织的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局”)也自然蜕化为国防部的下属单位。军统局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权责绝非“调查统计”四字所能概括,它属下既有遍布日敌占领区的地下组织,也有军力强大的游击武装,还有效率极高的保安力量。该局的权力涵盖面过于广大,为各方侧目,故被称为“特务机关”,乃至使人谈之色变。
军统局的创办人及自始至终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局内仅居少将副局长名义。若认为“特务”为一种工作范畴,戴实不愧为这一行业的“天才”。外界传闻他曾被派至苏俄、德国接受特务工作训练,全非事实。笔者曾亲闻蒋介石评述戴笠:外面传说戴雨农同志曾受过我如何如何特殊训练,其实全是讹传。他是在有若干工作表现,并向我表示愿终生以特务工作为职业后,我才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送给他,命他好好体会,悟出心得,以作为工作指导的参照。言下之意,戴笠的全部特工才干,来自《水浒传》、《三国演义》。
戴笠在蒋介石高度信任和默许下,对于军统局的全盘业务,几乎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了军统局的唯一灵魂人物,军统局内部也养成了“定于一” 的工作习惯,即凡事由戴笠最后决定。加上军统局自始即有一套奖惩皆与国法脱轨的单行法,所以该局似一个独立王国。
军统局发展至后期,权力更为集中和膨胀,就连作为军统局“后台”的蒋介石,对之也不无“尾大不掉”的感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治国计划多曾昭告天下,唯有至关紧要的一项:彻底改组乃至撤裁军统局,则始终未曾宣告,而只在默默运作。军统局高层有一很明确的共识: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死难,他面对的将会是极为难堪甚至险峻的局面。
戴笠殒命使蒋介石躲过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恶谥,也给了他一个很自然的改组军统局的机会。蒋氏将军统局的军事任务及辖下武装力量全数剥除,主要业务仅余内部机密防护一项,因而将番号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与保安局、预备干部管理局乃至史政局等置于平行地位,与军统时代的风光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保密局成立初期的内部暗潮
军统时代戴笠虽声言严禁派系活动,但只抑制了派系的公开活动,军统内部成员由于出身、籍贯等因素,还是有或明或暗的“抱团”倾向。其实戴笠自己也未能免俗。他是浙江江山县人,很自然地他最亲信的一些干部都是江山籍,如主任秘书毛人凤就是。戴、毛之间名义上隔着书记长郑介民和湖南籍的帮办唐纵,但戴笠外出时却都是将私章交给毛人凤,由他代折代行。军统的高级干部,以广东、湖南、浙江三省人为多,而戴笠下面的三大员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又恰是这三个不同省份的人,同省籍的人相互自然比较说得上话,有事情也能彼此掩护。所以籍贯成了军统局内结帮成派的主要基础,不属于浙、粤、湘三省的人员,也都选择一个派投靠,其中以投靠浙江的最多,因而浙派成为军统局中最大派系。
戴笠一死,军统局立时呈现群龙无首的乱象,谁继任他的职务是要尽快决定的问题。依军统局当时的封闭情况,继任者自不宜从局外调入,只能从内部晋升,于是在局内职位仅次于戴的郑介民首先被考虑。
郑介民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而戴笠是黄埔六期的被开除生,按照不成文的军中伦理,郑居于戴之下,是很委屈的,因此他在军统局外另有军令部第二厅长的职务,平时甚少到军统局内办公。而郑的广东帮在军统内的实力远逊于浙江帮,由他继任戴笠的遗职,内部的阻力是很大的。
戴笠身后的浙江帮首脑自然是毛人凤。毛在抗战八年中一直以主任秘书名义主控军统局内务,掌握实权。他既不是黄埔出身,也没有正式的学校学历,在被戴笠网罗进军统局之前,只在县级机关做过些科长、秘书之类差事,进入军统之后,他受到重用。八年中,毛对上下都表现得敦厚和睦,谦恭有礼,因此人缘极好,几乎无人对他有不良印象,也没有人看出他有那样强的领袖欲。当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之后,毛人凤依仗局内浙江派的力量,略施小计,没用几个回合,就把郑介民推翻,而自己登上了局长的位置。
毛人凤出任保密局长后,在局内极力排除郑介民的影响力,将广东籍有实权的人物尽行拔除,连带湖南籍者也排挤至权力边缘,毛俨然成了戴笠第二。这种情况是蒋介石所不乐见的。蒋的治术是除他本人之外,任何部门都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保密局之类负有特殊工作任务的机关。因为一旦权力握于个人之手,他这个后台老板便很难不受蒙蔽。蒋既发觉并注意到了毛人凤独握权力的倾向,他便有意将毛的权力分解。只是由于当时已有与共产党全面开战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保密局做过分重大的处置,于大局不利,因而把问题暂时搁置。但彻底整顿保密局的决心,从未在蒋介石的意念中消失。
迁台初期保密局的职能
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下野,但实际上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极大权力,甚至是最后决定权。他已对大陆上的战局不抱希望,一心以台湾为最后据点。为了守护台湾,蒋指示毛人凤,将保密局被遣散的人员,选择最精干的两三千人渡海入台,布下台湾的社会安全网,并命这批人随时准备接受特殊任务。毛人凤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到台湾成立不对外公开的地下保密局,置于蒋介石直接指挥下,根本不听命于“国防部”。
地下保密局办的首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是在香港刺杀前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杨杰。杨杰1949年在昆明闲居时,见共产党将重兵围向大陆西南国军,认为此乃战略错误,遂通过管道陈书毛泽东:中共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斗争,本质上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陆权,与美国为代表的海权的斗争;东方世界最重要的海权据点,即是台湾。中共要根本解决问题,便应集中力量,先将台湾夺下,而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力量,迟早可以消灭,根本不是问题。这一战略构想确曾到达毛泽东处,毛泽东可能是鉴于杨杰在国民党阵营位不过中将,而未予采纳。但当时国共双方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此事迅即为蒋介石知悉,当时蒋正筹划固守台湾,对于杨杰此举不禁大怒。毛人凤得知蒋这一反应,当即将处置杨杰计划签呈予蒋,蒋在该签上批一“阅”字而非“ 可”字,即表示只知悉此事而非允准。毛却奉批后派人到香港将杨杰刺杀。
刺杨案具立威性质,案后台湾上下皆不敢忽视保密局这支无声的部队。而当时权力结构混沌,责任并不明确,保密局在这种情况下,乘势将积极情报与消极情报大权一手揽起。所谓积极情报,是指向敌方派遣谍员、组织游击武力等直接伤害对方的业务;消极情报则是摘奸发伏、排除本身自发产生的腐恶因素等事项。在那种混乱的情势下掌握了这两项大权,保密局形成了当时台湾“政府中的政府”。
这时共产党在台湾建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台湾的地下工作,不但在各县、市有“工委”组织,稍大的厂矿、学校都有小组或支部。台共省工委办有一份地下报纸,在台湾各地散发极广,到1950年2月初,竟投递进了蒋介石的住处。蒋为此召见当时负台湾安全责任的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限令彭须在一个月内查清该报背景,并拿捕发行人。一个月后,彭未能完成使命,蒋介石氏遂将该案改交当时尚无固定办公处所的保密局侦办。保密局竟在两星期内将全案侦破,捕获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宣传部长洪幼樵、军事部长张志忠等。
当时保密局办案,除蒋介石特别交代不可惊动的极少几个人外,可径行搜索、逮捕任何疑犯,因而任何机关、学校、企业,一有保密局人员进入,所有人员无不噤若寒蝉,真是“白色恐怖”,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正常的状况。
这种情形,作为台湾的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当然感受强烈。蒋积有数十年统治经验,知道这种方式不能使台湾长治久安,而毛人凤所展现的权力,也使蒋觉得如背有芒刺,如不加以抑制,必有祸起萧墙之时。因此蒋在为彻底击灭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而庆幸的同时,已在用心于改组保密局,为台湾的情报系统另起炉灶了。
改组保密局引发的内斗
蒋介石改组保密局的第一构想,就是派他的长子蒋经国接任局长,原局长毛人凤退为副局长,做蒋经国的辅佐人。令蒋想不到的是,这一布局竟遭毛人凤拒绝,毛当面抗命称:“人事还是不动为好!”蒋氏大怒,指着毛的鼻子骂:“你敢对抗统帅权?!”毛竟回称:“我请示过(蒋)夫人,她认为以不动为宜。”
这个问题就此搁了下来。蒋的尊严与权威受到极大的损伤,但不得不隐忍。因为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支持来自美国,而与美方沟通真正有效的渠道,就是宋美龄这一条。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关系素来不睦,此时若蒋经国出任保密局长,蒋夫人难免自危。毛人凤充分利用了这一矛盾,保住了自己的官位与权力。
但是,蒋介石性格极其顽固,他所决定的事无论如何皆须贯彻,以毛人凤之力,绝不能与蒋抗衡。蒋介石一面指示蒋经国在保密局内越过毛人凤“联络忠实同志”,即“挖墙脚”;一方面指示在“总统府”机要室之下,成立一个数据组,规定所有情治单位上呈“总统”的报告及请示,皆以数据组为唯一渠道,而“总统”对情治机关的训令,也统由数据组颁发,数据组负责人即蒋经国。如此一来,毛人凤虽未交出保密局长权力,但蒋经国已成为他的顶头上司,可以对他发号施令。
毛人凤面对压力,并不愿就此缩手就范。他考虑到蒋氏一家无论如何终必有相互妥协之时,若不另行联络有力奥援,终必成为俎上之肉。他看准了当时台湾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刚由“东南军政长官”转任“行政院长”的陈诚,终必有一天继承蒋的大任,于是决心向陈诚投靠,将本应向蒋介石直接呈报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全案,签报陈诚定夺。
毛人凤这一招看似高明,其实愚蠢。陈诚当时虽大权在握,但无论如何尚不至于有与蒋介石争锋的打算。陈诚遂将中共台湾省工委案批复保密局,同时另上一签,呈于“总统”请求复核,以示对蒋的尊崇。蒋介石得知后,对毛更加反感,此后几乎不再见面。
蒋经国根据其父在保密局内“联络忠实同志”的指示,先和他的老友王新衡、严雪峰商量。王、严早年与蒋同船赴苏俄。两人在回国后皆曾在戴笠麾下任军统局第二处长,对于军统内部人事至为熟悉。他们都极欣赏曾在他们之下任科长、副处长,来台后已升任保密局副主任秘书兼第二处长的叶翔之,王新衡甚至向蒋经国推介:言特务工作,叶翔之应是戴笠之后第一人。王、严皆认为,蒋经国要接掌保密局,务必要与叶翔之建立直接联系。
蒋经国听从他的老友们的建议,秘密在台北市他家附近一个少有人知的隐秘地点,约晤叶翔之,开门见山问叶:“今天的局面如此,你老兄是听‘总统’的还是听毛局长的?”叶回答:“当然是听‘总统’的!”蒋经国遂将蒋介石改组保密局的构想,和毛人凤抗命不受的事,原原本本告叶,要求叶翔之协助接收保密局。叶立即同意,并表示愿负责联系其他“忠实同志”。
毛人凤可能在蒋介石要他交卸保密局长的职务之后,即对蒋经国的行踪严密监视,故蒋、叶密晤一事,他几乎立刻侦知。在那敏感时刻,蒋、叶晤面所为何来他当然猜得出大半,叶翔之在保密局的日子马上就不好过,只是由于叶翔之刚刚一手侦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全案,有极大功劳,才不方便立时将其逮捕惩处,但毛已下决心除掉叶,以为保密局内其他可能有背毛之心者戒。
保密局内这时仍行单行法,局中人员若被确定有罪,从坐监到死刑皆由局长裁定,根本无所谓“上诉”。这时毛人凤必须将叶翔之确定“有罪”,方可堂而皇之采取行动。于是毛依序约谈叶翔之直辖下的第二处六名科长,皆给予和颜悦色,该等人员均知毛人凤习性,知必有重遣,各人均暗做最坏打算。约谈次日,果然以指挥敌后某案有重大失误为由,将六人全部收押。
六人入监之后,毛人凤命人在审讯时暗示,只要指证处置该案是秉承叶翔之指示,确定责任,六人皆可无事复职。但六人均年轻纯洁,不肯无中生有帮同诬陷,最后在无可退步时,一肩承担所有罪名,结果是六人全数判处死刑,后因囚牢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犯人太多,须布内线掌握囚情,因而只将态度最强硬的蒋姓科长一人执行死刑,其他五人因在牢中立有功绩,被改判十年、十五年不等刑期,直到毛人凤病死,才得出狱。
案发后,叶翔之在保密局已不能容身,蒋经国遂将他的职务安进了数据组。数据组的办公地点,在今天的台北圆山饭店对面的一片楼房中,进出必经圆山饭店山脚下。该地是一丛矮树林,毛人凤为除掉叶翔之,便指派枪手埋伏在树丛内,只待叶一出现,即加射杀。这种无法无天的举措,直到一个多月之后,蒋经国正式呈请蒋介石下令免究叶翔之的所有罪名,才告中止。
那段时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国防部”技术总队少将总队长杜长城密谋绑架蒋经国。
杜长城出身军统,在大陆时因功由少校直升少将,技术总队原为军统局属下的分支单位之一,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方始独立。杜长城长期甚受毛人凤赏识,常在毛公馆进出。杜在当时的情况下竟有如此图谋,蒋经国在案发后对于杜是否系受毛人凤指使,高度怀疑。但为了避免牵连过大,该案不能深究,但将案情及涉案名单直呈蒋介石,蒋在名单上打一括号,批示“一律枪决”。该案迅速了断后,不再追查背景,故有人戏称是“锯箭法结果”。
蒋经国接任保密局长引发的内斗,牵动了台湾整个情报治安体系,以各种不同罪名处死、判刑的不下一百人,但蒋经国始终未曾担任这个职务。从形式上看,毛人凤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蒋经国的最后胜利
蒋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数据组”负责人的身份统管情报治安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帽子太小,名义上只相当于“总统府”的“科”,所有的情报单位的位阶都比它高,因此数据组换名称就成了急务。经过考虑,数据组正名为“国家安全局”,并由“总统府”改隶“国防会议”。
“国家安全局长”由谁出任呢?这次蒋经国学精了,他完全吸取了为保密局长与毛人凤斗得天翻地覆的教训,他明白,以他的身份,无须任何正式职务也可实际操控一切,因此他推荐当时的“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长郑介民出任首任“国安局长”。他这安排出于三种考虑:郑介民是情报界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由他出任这个职务谁也没有话说;郑介民与毛人凤有夙怨,不可能联成一气与蒋经国对抗;郑是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对蒋经国的权力威胁不大。在职务任命之前,郑介民与蒋经国恳谈,告诉蒋:“我只在你前面当泥菩萨,一切由你做主。”后来,郑果未失信,蒋经国以“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份,在安全局旁边的荒地上有一间茅草搭建的办公室,“安全局长”批出的公文,非经这间草房中人复核,不生效力。
“国安局”成立的同时,保密局更名情报局,解除了台湾岛内的保安任务,专责大陆的情报搜集,即由积极情报、消极情报双兼退为只管积极情报一项,毛人凤虽仍为情报局长,但权力已受到极大的制约,不能如前般为所欲为。
这个时候,毛人凤的心情极度忧郁,以为削权之后,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因而逐渐成疾,无心治事。作为权争的胜利者的蒋经国,这时对毛释出了充分的善意,他根本无意对毛人凤进行政治追杀,而是凡事与毛商量,勤于对毛嘘寒问暖。不料这反而触犯了毛人凤的大忌,毛因为习惯上要重处某人时,必先示之以亲切。他遂认定蒋经国对他这种态度,是重手对付他的前奏。这种沉重的心理压力,硬生生化成了不治的癌症,终于过世。
其实蒋经国对于担负特务工作并不热衷。1961年他领导筑竣贯通台湾的横贯公路,而约请一批文化界人士游览时,当时的《香港时报》总主笔雷啸岑突然当众对蒋说:“经国兄,你领导筑成这条横贯公路,有大功于台湾,将来你会以此在历史上有地位;但是你不该去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在历史上是要留骂名的!”蒋经国于沉默十数秒后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个事情!”当时笔者正在蒋氏身侧。■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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