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8日,著名作家、评论家舒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提起舒芜,自然避不开“胡风事件”。在公众视野中,舒芜好像也永远走不出“胡风事件”。如今,随着这一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舒芜的去世,这位备受争议的文化老人再度受到关注。
他作为“枪手”被中宣部
急召入京
舒芜1922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县一个书香门第,自小便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原名方管,开始发表文章时取笔名“舒吴”,系桐城方言“虚无”的发音,后来他觉得“舒吴”不大像人名,便改为舒芜。1942年春,二十岁的舒芜走出家乡,到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担任助教。那时他深受墨学和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走的是纯文学研究的路。先是在《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墨家学说研究论文《释无久》(“无久”即没有时间或曰时间长度为零),接着又写了《论因果》、《论存在》、《文法哲学引论》等哲学论文,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这时,舒芜通过青年小说家路翎认识了比他年长二十岁的胡风。
舒芜认识胡风后,将自己撰写的《论因果》等几篇文章送给他看,胡风虽然认为舒芜的文章“幼稚、混乱、晦涩”,但还是热心地提携这位年轻的学人,将他的文章推荐给《文风》、《中原志杂》和《中苏文化》等刊物分别发表了。胡风还把《释无久》介绍给也是墨学研究者的陈家康(新中国成立后为外交部副部长)看,并写信给舒芜,就他的研究方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舒芜最好不要搞纯学术,“而是结合现实的文化问题,这是最迫切的”。后来舒芜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并经胡风引荐结识了陈家康、乔冠华等党员作家。可以说,胡风是舒芜的恩师及其学术转型的引路人。
1942年上半年,舒芜写成《论主观》一文。胡风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还是发表在他1945年1月创刊的《希望》杂志上。由于《论主观》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被黄药眠、邵荃麟、乔冠华等进行了公开批评。舒芜1945年7月2日给胡风写信说:“观看朋友们的反映,我,似乎已是逐渐走向市侩主义了。”
1947年舒芜离开重庆去了广西,在南宁师范学院教书。1949年,随着广西的解放和南宁师院迁往桂林,他担任了南宁中学校长,同时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多项职务。但舒芜“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这样一个边远的城市”,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胡风,托他为自己想办法。广西方面对舒芜还是重视的,让他兼任了南宁市中小学校教师寒假讲习班的副主任,实际参加当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工作。许多省市领导都来讲习班作报告,舒芜一边抓别人的学习,一边认真听讲。他给胡风写信说“在老干部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化身”,胡风在来信中也嘱咐舒芜,叫他要“用老干部的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
1950年10月,舒芜去北京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的会议,与胡风和路翎(时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剧,后因胡风案被捕入狱二十年)见了面。当时已开始了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发动,“人人过关”势在必行。
此后,舒芜开始检讨自己并批评别人。他说:“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
他从北京回来后便写了《向错误告别》。1951年12月4日,舒芜到邕宁县搞土改试点,巧遇北京文艺界土改工作团成员、剧作家鲁煤,舒芜就将写好的这篇文章拿给他看,说是为了思想改造写的。鲁煤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妥:怎么能够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全盘否定呢?他给北京的朋友徐放写信表示不同意舒芜的做法,觉得应提醒胡风要多了解舒芜这个人,并说,你可以把我的这封信给胡风先生看。胡风很快给鲁煤回了信,说舒芜“往往从现象入手,凭观念演绎……‘新观念’变化太大了,把过去都否定了”,“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可是舒芜仍觉得“我虽然写了一篇万把字的《向错误告别》,但思想上却一直轻松不起来。觉得这么大的问题,做这么一点工作,很不够。越来越感到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像样的交代”。(《舒芜口述自传》)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的头一句便说: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吕荧(著名美学家,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在讲课时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最后一章来讲,还说:“我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有共同的错误,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当时吕荧正在接受“思想改造”,见到舒芜点了自己的名,就一气之下辞了职。舒芜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他“反戈一击”的开始。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8日全文进行了转载,并根据舒文“还有几个人”加上了按语,指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这就为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描绘了雏形。舒芜事后说:“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老实说也有点儿后悔,觉得毕竟搞出了一个‘小集团’的概念。”
胡风对舒芜的这种做法深表不满,说他“无耻”,你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好了,干吗把别人也拉扯上,还把这些人都推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这种方式实在太可恶了!他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曾由武汉转信给他(指舒芜),要他深入地写一写,他就这样‘深入’了。”紧接着,舒芜在6月22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又点了他的老朋友路翎、吕荧、胡风等人的名:“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胡风批驳这封信说:“看了以后,觉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说的理论问题不但混乱得很,而且也是和我连不上的,对路翎同志的批评,在我看也是和路翎同志连不上的。”
1952年7月,胡风被周扬通知从上海来京“讨论文艺思想问题”,参加全国文联整风。
舒芜的两篇文章发表后,受到胡乔木、周扬等人的重视,认为舒芜是个能写文章的“枪手”,决定将他调来北京。9月,舒芜离开南宁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曾挽留他。但舒芜执意北上。离开“边远城市”是他多年来的梦想。
途经武汉时,舒芜对他的老朋友曾卓(“七月派”著名诗人,曾因胡风案被逮捕入狱)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了,请我这次去是当大夫,开刀!”舒芜到北京后即参加了由周扬主持的“帮助”胡风的会议。会议将舒芜提交的《向错误告别》印发给了代表。这个“帮助会”从9月到12月共开了四次。胡风表示:“大家对我的帮助很好,但是,我还要慢慢地消化。”
1952年12月27日,舒芜给胡风写信,“那篇文章(指《向错误告别》),回去后将重写。因为大致是要发表的,将只检查自己。那篇文章对你们提的意见,则想着只几个人看看的性质,所以尽所能理解的写出来,其中不对的地方一定有,仅提供参考”。胡风后来说:“他安详得很,这是转过头来用笑脸把我也当做小孩子看待了。”
批判会期间,舒芜按林默涵的要求到胡风家里去了一次,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吃了饭,又去天坛公园交谈。胡风问:“我们过去的理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舒芜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天晚两人分手,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友好地告别”。
舒芜在“批胡”的同时,与中宣部领导谈妥了条件:调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审。半年后,三十一岁的舒芜正式举家进京。这意味着一群人的悲剧和他本人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被胡风当面骂为“混账东西”
随着舒芜越来越“积极”的表现,胡风对这个“忘年交”愈发反感。1954年5月,胡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揭露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他“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示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是打进党内的破坏者”,“对解放军和老干部强烈不满”。需要指出的是,胡风在这里首先引用了舒芜给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作为舒芜“反党”的依据。胡风蒙冤值得同情,但把他说成无懈可击的“圣人”也不公平。7月27日,胡风又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称“三十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存在着制约文艺家的“五把理论刀子”,其中不乏对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一些领导人的批评,指出“利用叛党分子(指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中央将报告退中宣部处理,中宣部认为这个报告是错误的,反动的,于是组织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二百多人先后召开八次会议批判胡风。只有路翎为胡风和自己进行了申辩。12月8日联席会议结束时,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舒芜虽然不是主席团成员,却以“枪手”身份参加了与胡风的当面“战斗”,这使胡风愈发来气,他想不到这个与自己有着多年亲密关系的盟友“起义”得这样彻底。
舒芜在自传里讲述了胡风曾经当面辱骂他的这件事:在“批胡”高潮中,民主人士何剑勋从重庆来北京开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看朋友聂绀弩(该出版社副总编辑),在院子里碰到舒芜。三人在地安门吃完饭,聂绀弩说胡风就住在附近,何剑勋说:“好,我们看看他去。”舒芜犹豫了一下也跟着去了。在胡风家里,胡风夫人梅志见到舒芜时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死对头”会在自己的家里出现。胡风从客厅出来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跟何剑勋握手时说的:“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掉头往屋里走,一面走一面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又回头冲着舒芜说了一句:“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屋了。胡风在7月7日这天的日记上写道:“绀弩引无耻和何剑勋来,即骂出门去。”
舒芜几个人那天尴尬地离开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说:“胡风气就气吧,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又说:“他当初发表你的《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一听很生气,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赶紧劝他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聂绀弩特地让爱人周颖去告诉梅志,说舒芜可能要把信拿出来。在舒芜心目中,胡风的信件或许是他的一种“秘密武器”。既然是武器,迟早会被“枪手”打出去的。尽管舒芜曾声明这时想“拿信”和1955年的“拿信”不是一回事,但毕竟最终还是“拿”出去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个多事之秋。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不过,这时中央还只是把对胡风的批判控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的。《文艺报》、《人民日报》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在强大的压力下,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
舒芜是“胡风派作家”中公开批评自己和批评别人的第一人,他此时想的是如何尽快划清与大势已去的“胡风派”的界限,争取可能获得的立足之地。1955年4月1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此文是由他当初认定的胡风有“拘泥倾向”转化为“反党反人民”论断的开始,也是舒芜在批判胡风问题上思想演变的标志。此时担负“批胡”任务的《人民日报》、《文艺报》,早已注意到舒芜的潜力,认为他有可能在批判胡风上“有所作为”,于是便排出计划主动约稿。
他打出的“炮弹”将胡风置于死地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那桩著名的“交信事件”。尽管后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细节描述不尽相同,但大致的过程还是清楚的。
林默涵提供了这样的说辞:“大约在1955年5月的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得好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林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便一直放在书架上。隔了一段时间偶然翻翻,看出了信中对很多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的态度,很多的暗语看不懂,于是又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看不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同志便很快整理完,一两天后交给了我。我看后交给周扬。周扬看后与我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我表示同意。周扬把材料给了《文艺报》,排出清样加上主编的按语后,周扬又转给了毛主席。”(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这就是说,舒芜曾去中宣部两次,并亲手把胡风信件交给了林默涵。
而舒芜就“交信”一说却给出了另一种版本:“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就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瑶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她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的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了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瑶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的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还说:“……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的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瑶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给公安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林默涵)找我谈话,我当然不敢反抗了。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舒芜口述自传》)
当时“肃反运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提供的情况支持了林默涵的说法。而《人民日报》编辑叶瑶披露的情况又支持了舒芜。
四位当事人的证言出现了二比二的局面。到底是谁充当了这个信使的角色,也许永远是个谜。不过,这对于整个案件的进程似乎并不重要,信件到了上层领域并进入运作才是关键的。林默涵得到信件后约舒芜在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你的文章(指《胡风的宗派主义》)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要求舒芜将他在信上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四类:胡风几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和世界观做基础。舒芜“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写成后来改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此时的舒芜已经上了“战车”,身不由己。
林默涵、周扬商量,决定让《文艺报》登载这批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随后由《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执笔撰写了“编者按”,这个按语仍然把胡风框定为“文艺思想和作风问题”,希望他“检查改正”。周扬觉得“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于是在5月9日将清样呈送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一天后毛回信说: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下,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周扬看到,这个材料的原题中“胡风小集团”,改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并推翻原来按语,由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八百字的编者按,并说:“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他在按语中号召向舒芜学习,“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推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了胡风“追随者”们被迫交出的一百五十八封信,并将“反党集团”又改称为“反革命集团”,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印发七百六十多万份发往全国,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对敌斗争。由舒芜提供的信件和批判文章,成为引爆“重磅炸弹”的导火线。大家对这位横空杀出的“黑马”刮目相看,舒芜一下子变成全国瞩目的“新闻人物”。
周扬说:“我也没有想到主席会这样改变性质。”
舒芜说:“我没想到胡风由此成了反革命。”
胡风看到《人民日报》后,几乎惊呆了。他说:“想不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不得了啊,要害多少人!”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逮捕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的收审“胡犯”工作同时进行。审判员不约而同地动员“胡风分子”们像舒芜那样“起义”,揭发“同党”。有二千一百多人受到株连关押,正式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七十八人。舒芜感到心惊肉跳,他说没想到“结果被搞得不可收拾”。
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结论的。”后来胡风经三次平反,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他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受到他牵连的朋友、读者们致歉。1985年6月8日,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在北京逝世。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
从胡风出狱到去世的十几年里,有许多“胡风分子”及同情者前去看望胡风一家,然而在长长的探视者名单中,却没有近在咫尺的舒芜的名字。
他被指控歪曲了胡风的信
胡风逝世后,对于这个案件的反思和对舒芜的质疑接踵而来。
了解情况的当事人提出一个“道德底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此前没有任何人存心要把胡风置于死地,也就是说,一直到舒芜“交信”为止,胡风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畴”,尽管已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个冤案的发生、发展固然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极左因素,但导致对胡风批判升级和性质转变的直接原因,则是从舒芜提交的私人信件开始的。胡风夫人梅志及其子女也说:舒芜擅自公布受宪法保护的私人信件已属“违法侵权”,私信说的自然都是个人的看法,有些可能会激烈一些,也不可能深思熟虑,有很多的事实根据。可是一被拿出来,加上别有用意的注释和按语,又由于是摘录,这样就为曲解原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舒芜在这“两天两夜”里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运用了“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的手法”,经他“摘编”而成的文章是“建国后一大冤狱的发端”。
从已出版的《胡风全集》第九卷“书信”卷可以看出,其中完整地包括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取自二十九封信件的全部三十四则摘引,结合《胡风全集》的编者注,可以清楚地看出舒芜发挥了怎样的“创造力”。
因为信件是胡风写给舒芜的,所以舒芜便是信件的“权威”解释人,他说的话别人不能不相信,包括毛泽东在内。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不可能对舒芜提供的材料一一核实,于是他才写下了这样的按语:“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现在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聂绀弩夫妇曾上书,认为“不应该从一些信上的只言片语就认定胡风是反革命”。
当事人康濯也指出:“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
舒芜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开创了以私人信件作为“政治定性”的先河。舒芜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公开“告密者”。
但舒芜并不认可,并且他还举例说鲁迅当年也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发表过徐懋庸的信件,以证明自己“交信”有理。
有资料显示,舒芜把胡风的信件握在手中伺机“拿出去”的想法由来已久。舒芜后来曾说,他想抛信,是因为1954年7月听聂绀弩说胡风“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一怒之下说:“我手里有他的信,拿出来可以证明事实完全相反。”而按梅志撰写的《胡风传》中的说法,舒芜当时对聂绀弩说的这句话是:“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由此可见,信件始终是舒芜押在手中的一个“法宝”,打出这个法宝是迟早的事。在胡风去世十二年后,舒芜又在1997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再次引用了胡风的另外三十七封信。为此招致胡风亲属们的指责:“……时隔四十多年后,在社会主义法制正逐步建立与完善的今天,舒芜先生仍旧如此行事,于法于理,都令人不能容忍!”
良知的忏悔与悲剧的终结
然而,因批判胡风作出“独特贡献”的舒芜并没有得到提拔重用,他甚至被当做“异类”,使人觉得有些“可怕”,他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做业务编审。1957年他同样被打成“右派”,撤销编审职称和编辑室副主任职务。“文革”中被抄家劳改。
当潮水退尽,复归平静后,舒芜的心情并不平静。尽管胡风家人曾说过“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他忏悔”的话,但舒芜还是意识到“交信事件”产生的严重后果,他在撰写的《回归“五四”》、《舒芜口述自传》等著作中表示了他的悔恨之情:“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的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势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胡风当年出狱后,周扬曾亲自到胡风家中去看望,他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我向你诚恳道歉。”他又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公开向胡风、丁玲等人道歉和忏悔。
事件亲历者林默涵说:“胡风案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给受害者带来了很大不幸。我作为‘胡风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也是深为抱憾的。”
人民日报的女编辑叶瑶也说:“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自问:我在这一冤案中应负什么责任?光说‘奉命组稿’,良心上说不过去。虽然我的确没有存心害人,这是实话。但过失也能害人,能不承认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
舒芜还谈到“文革”中曾被利用“批孔”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时说:“杨国荣的悲剧是社会历史造成的。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以为懂得马列、掌握了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哪个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全部受尽造化小儿的颠倒播弄……不知不觉成了被利用的工具。”显然,舒芜在慨叹别人悲剧命运的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毕竟,他在胡风问题上已经反思多年。
舒芜等人都谈到了“责任”,其实,过后再谈论“责任”二字已无实际意义。倒是那个“利用”值得反思。■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