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中年轻的演奏员,他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检阅。 1984年国庆,作为千人军乐团的分指挥,他接受了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他作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接受了江泽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作为礼仪乐队总指挥,完成了祖国赋予的神圣使命。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海。
在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有一个普通的院落,正面是一座橘红色的旧式楼房,楼顶正中,“解放军军乐团”六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路过的行人经常能听到从里面传来阵阵的演奏铜管乐器的声音。这里便是被国外媒体称之为“中国的皇家乐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所在地。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的于海,以音乐指挥家的身份置身其中,多年来备受关注。
走进一个色彩斑斓的音乐世界
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来山东省招生,几经考核,于海终于被录取。能如愿以偿参军,且又将从事自己喜爱的音乐工作,于海当时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于海是这样回忆他的人生转折的:
“来到军乐团,组织上分配我学习单簧管演奏。尽管我在家曾接触过一些乐器,但是军乐团的这些西洋管乐器,我却从未摸过,至于专业音乐知识,我更是要从头学起。不过,我十分珍惜这个人生难得的机会,利用一切时间练习单簧管演奏。那时我每天接受专业知识的时间还不到一小时。但庆幸的是,由于军乐团担负着国家的外事司礼任务,因此仍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外的音乐作品,我深深地为之吸引,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音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经过八年的刻苦学习,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单簧管演奏员。其间参加了两百多次国家和军队重大庆典、重要集会、迎送外宾和各种音乐会的演出。”
“1978年年初,组织上决定让我改学乐队指挥,这期间,我先后师从著名音乐家黄飞立、黎英海、刘霖等学习指挥与作曲理论。之后,我又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进行了系统学习。经过几年的深造,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时,我面临着多种选择,但我毅然决定回到了军乐团。”
部队不仅给了于海许多学习的机会,更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1988年,于海刚毕业,便在北京音乐厅成功地举办了“于海指挥专场音乐会”。至此,于海完成了作为一名指挥家应具备的各种素质的积累与储备,他的脉搏已经和音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军乐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些年,于海总是感觉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那潇洒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演出舞台上――时而手持指挥旗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国宾欢迎仪式上,时而他又轻舞指挥棒,在舞台上指挥各种音乐会……二十多年来,于海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参加了近千次国家大型活动及迎送世界各国元首和军队代表团的礼仪演出。
在外事司礼活动中
演奏外国国歌一丝不苟
作为我国唯一的大型专业管乐团体,解放军军乐团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在外国元首来访的迎宾仪式和欢迎宴会上演奏。在于海的指挥生涯中,经历的这种场合也是最多的。据说在欢迎宴会的节目单上,通常只出现主持(一般为本国首脑)、主宾(来访国首脑)和乐队指挥这三个名字。目前,全世界拥有自己国歌的国家有一百九十多个,而于海就曾演奏或指挥过其中的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的国歌。
于海曾多次讲过这样一段往事:1993年12月2日下午,在欢迎来访的乌拉圭总统的仪式上,当于海指挥演奏完乌拉圭国歌后准备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来宾队伍中突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当时于海也愣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赶忙示意乐队暂停,待来宾欢呼停止后,乐队才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事后,一位乌拉圭来宾对于海说,由于乌拉圭国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歌之一,在外交场合,很多国家的乐队常常只是演奏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想到中国的乐队这样完整、准确地演奏了全曲,这是中国人民对乌拉圭人民最大的尊重。
世界上最短的国歌要算是巴林的国歌了,仅有短短的七个音符,有人说巴林的国歌想唱都唱不出来,因为你根本无法填写歌词。但于海对此却非常认真,就是这短短的七个音符,他和军乐团的每一位演奏员也丝毫不敢松懈,依旧要准确无误地演奏完毕。
于海手中的那根指挥棒虽然短小,但一棒重千斤,当他站在指挥台上时,这短短的指挥棒仿佛闪烁着情感的火焰,引领着乐队和听众。就是这根普通的指挥棒,为于海带来了许多自豪。有些外国元首也忍不住要接过来“比画”几下。于海介绍说,他的这根指挥棒曾经被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等五位外国元首使用过。
在于海珍藏的相册中,有不少来宾和中国领导人与他交谈、举杯致以问候的照片。但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有些国家的首脑变了,主持宴会的中国领导人也变了,但在这些场合担任乐队指挥的,依然是于海。
于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12月15日晚,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盛大宴会上,他指挥演奏了由亲王作词谱曲的《怀念中国》。演奏完毕,西哈努克亲王激动得手持酒杯来到于海面前,紧紧地握着于海的手说:“你们演奏得太出色了,把我创作歌曲时的内心感情完全表达出来了!”从那以后,于海多次指挥乐队为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演奏,每次演奏之后,亲王都要向他祝酒。
这些经历使于海深切地感到,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不仅仅是展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文化修养,同时更表明,音乐已经成为国家外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演奏国歌半秒也不能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作为国家和军队的礼仪乐团,演奏最多的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也使得于海对国歌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他谙熟国歌中的每个字和每个音符。于海认为:指挥和演奏国歌,准确性始终是第一位的,从时间上讲,半秒也不能差。
1999年,为了保证国庆五十周年庆典仪式的圆满成功,联合军乐团不仅要准确无误地演奏好国歌,而且还要严格地掌握好演奏的时间。
国旗是在电脑控制的四十六秒内上升到三十米高的旗杆顶部,乐队也必须在四十六秒内准确无误地奏完国歌。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偏差,就会出现要么音乐结束时国旗还没有升到顶部,要么国旗已升到了旗杆顶端,而国歌还没有奏完。军乐团经过了无数遍的练习,终于把国歌演奏时间的误差控制在了百分之五秒之内。
但在9月22日的预演时,还是出现了问题。于海发现,国歌演奏完毕时,国旗还没有升到旗杆顶端。是谁的问题?要查清楚并立即解决。因为现场精确地显示误差为零点四秒,这就意味着国旗与杆顶端还有二十厘米左右的距离。电视转播时是用特写镜头,这么大的距离,电视观众一看便会发现。
经过升旗手和乐队的多次演示,于海终于发现了问题,是旗手按电钮的动作迟了一些。原来,旗手的动作是手不放在按钮上,而是看指挥的指挥棒下去,音乐起来时才去按电钮,就这一下差出零点四秒。
根据这种情况,于海建议旗手在准备时就把手指放在按钮上,当指挥棒刚一往下画,就立即触动电钮,这样就和乐队起奏基本保持了同步。经过多次这种同步练习,最后彻底解决了乐队和升旗不同步的问题。
指挥国歌演奏最多的人
有报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中国的皇家乐队”。虽然解放军军乐团不是什么“皇家乐队”,但其地位和作用的确是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见证了共和国繁荣发展的许多重要历史时刻。于海说,他自己参加了多少次重要的演出活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六次演出让他终生难忘。
于海所说的这六次重要演出活动是:
1970年,于海作为解放军军乐团最年轻的演奏员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1984年,他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分指挥,光荣地接受了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1989年,他担任了国庆四十周年大型乐团指挥。
1990年,他担任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大型军乐表演指挥。
1994年,他担任国庆四十五周年大型焰火晚会联合军乐团总指挥。
1999年,于海作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接受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指挥了天安门广场十万学生和千人军乐团的演唱和演奏。
2003年3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签署命令,任命于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2004年11月18日,中国音协管乐学会成立,于海又被推选为这个专业学会的首任会长。
一个视国歌为生命的军乐战士,于海在如何正确使用国歌,发挥国歌在激发青年一代爱国主义情感、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有着独到见解和切身的感受。这些年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自己的主张。
于海多次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国歌如能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必将推动国歌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从而进一步规范国歌的演奏和演唱。”他认为,法律的力量能更有力地捍卫国歌的尊严,也会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对国歌的情感。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于海带领军乐团早早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执行大会的仪式演奏任务。对于海和军乐团来说,今天的演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将是《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写入宪法之后的首次演奏。他要求每一位队员一定要全神贯注,向大会和全国人民奉献一个最规范、最标准的国歌版本。
下午4时54分,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雷鸣般的掌声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响起。
伴随人民大会堂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一种豪情在于海心中激荡,如今,国歌入宪了,他更盼望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能够早日出台。■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