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幸会“航天元帅” 屈指算来,我结识钱学森已经整整三十年。 我有幸零距离目击这位中国“航天元帅”的风采,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我忽然接到钱学森秘书柳鸣的电话,说是他来到上海,约我一谈。
事情的起因是我当时担任《向宇宙进军》一片的导演,那是一部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共分三辑。我把拍摄提纲寄往主管部门――国防科委以及第七机械工业部审查,没想到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学森亲自看了拍摄提纲,乘来沪之机跟我谈谈他的意见。当天晚上,我如约前往上海延安饭店。柳鸣领着我来到楼上一间会客室,我刚坐定,穿着一身军装的钱学森就来了。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温文尔雅。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光芒。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他谦逊地自称“笨人”,“对艺术外行”,却对影片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他告诉我,来上海之前,曾经与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就拍摄提纲交换了意见。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这么重视影片的拍摄,真使我感动。
我问钱学森,如何把握有关火箭的保密尺度。他回答说:“关键看你是不是泄露要害。如果拍火箭,一个圆筒子,朝上跑,那有什么可保密?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嘛!现在你们别多想这些保密问题,多想了,会束缚思想。思想束缚了,什么都不敢动了。”
我当时最感棘手的是影片的第三辑《载人航天》。虽然我知道中国早在1971年就开始秘密选拔宇航员(亦即航天员),但航天训练基地是处于严格保密的所在,无法进去拍摄,所以我只能准备采用美国和苏联的载人航天电影资料。出乎意料的是,钱学森说,那个航天训练基地属于国防科委主管,他支持我们前去拍摄。钱学森一锤定音。一个多月之后,我就率摄制组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在那里拍摄了半个月。这部《载人航天》影片,纪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历程。
钱学森非常健谈,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翌日,我根据笔记整理出一万多字的钱学森的谈话记录,交打字员打印(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这份打印稿,如今成为珍贵的文献。
从那以后,我与钱学森有了多次交往,有时在北京国防部他的办公室,有时在文化部电影放映室,有时在他家中。每一回去北京送审影片,他总是亲自看,一边看一边谈意见,而我则坐在他的旁边做详细记录。
钱学森说:“中国人最早发明火箭。这是世界公认的。我们发明了火箭,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在南宋的时候,我们发明了火箭。这一点,提纲中是讲到了,不太着重,但是值得给予相当的分量,这件事应该好好宣传一下。”根据钱学森的意见,后来在影片中,我特地加了一个动画镜头,按照中国古代的火箭“飞火龙”的形象,设计了“火龙出水”的场面。钱学森在审查影片时,对这个动画镜头十分满意。
我发现,钱学森审查影片非常仔细,尤其是涉及保密的问题。比如,在我看来,火箭发射时,尾部喷射的火焰极其壮观,所以先用尾部喷火近景,再跳接火箭上天远景。钱学森告诉我,那个近景一定要剪短,火箭尾部的喷射口刚一露出,马上跳远景。他说,那个近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泄密就会泄在近景上。所以,在影片中,大都用“一个圆筒子,朝上跑”,这样就避免了泄密。
钱学森对解说词也很注意。看完影片,还向我要一份解说词,细细推敲一遍。
1980年,我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钱学森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在会议期间,也多次见到钱学森,跟他交谈。
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失踪。我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经钱学森同意,我进入核基地,然后进入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参加搜寻彭加木,并进行现场采访,后来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
最近,我有机会多次访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我发现,钱永刚与当年的钱学森相貌酷似,简直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拷贝”。钱永刚也像钱学森那么健谈,跟我无拘无束地聊他的“老爷子”。另外,钱学森的老秘书涂元季少将也曾跟我谈起钱学森。在这里,我记述了关于钱学森的点点滴滴……
钱学森名字的来历
我向钱永刚问起钱学森这名字的来历。
钱永刚说,“学”是辈分,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所以他这一辈属于“永”字辈。他的堂弟钱永键也属“永”字辈。
至于名字“森”,繁茂之意,并无特殊含义,最初曾用“林”。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名钱棠)。
不过,“学森”的谐音是“学深”,倒是体现了学问深远之意。
说到这里,钱永刚聊及一件趣事:他的母亲蒋英,曾经取名“钱学英”。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钱家和蒋家乃世交。蒋家是浙江海宁望族,祖籍杭州,而钱家也是祖籍杭州。
钱学森的父亲是“家”字辈,名家治,后以字均夫行世,人称钱均夫(1880~1969)。
蒋英的父亲名方震,后以字百里传世,人称蒋百里(1882~1938)。
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时,与钱均夫是同窗好友,莫逆之交。顺便提一句,当时求是书院的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清末翰林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后来,钱学森受阻于美国无法归来时,致函陈叔通先生得以解决,便渊源于此――详见后文。
钱均夫与蒋百里,相继赴日留学。归来之后,钱均夫任杭州府中学校长,蒋百里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蒋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钱均夫与妻子章兰娟希望有个女儿,见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活泼可爱,恳求蒋百里夫妇把蒋英过继给他们。蒋百里夫妇慨然应允,于是钱家正儿八经办了酒席,过继蒋英,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钱学森和“钱学英”以兄妹相称,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俩还曾一起合唱《燕双飞》,博得两家的喝彩。末了,蒋百里夫妇思念三女儿,还是把蒋英接回去了。
蒋英后来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优秀的歌手、钢琴家。没想到,这个原本是钱家的过继女儿的“钱学英”,最后还是嫁到了钱家,变成钱家的儿媳,可谓良缘天成,佳话传世。
钱永刚还跟我说起一桩趣事:2009年3月下旬,香港举办“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钱学森荣获最高奖,即“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在获奖者之中,有两人跟钱学森有亲缘关系,一是钱永键,一是查良镛(金庸)。
钱永键是钱学森的堂侄,人所共知。查良镛跟钱学森有什么亲戚关系呢?说起来,查良镛竟是钱学森的表小舅子,而钱学森则是查良镛的表姐夫。原来,查良镛也是浙江海宁人氏,查家乃海宁名门。蒋百里有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查品珍,终生未育。查品珍是查良镛同宗的远房姑母。蒋百里的第二位夫人左梅是日本人,即蒋英的生母。所以查良镛称蒋英为表姐。早在1957年,查良镛便在香港《大公报》所开的专栏《三剑楼随笔》中,写过一篇关于钱学森夫妇的文章,写及表姐蒋英“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十七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我见到一份钱学森亲笔写下的珍贵的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十七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
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
俞君适――生物学
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
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
王鹤清――化学(原子价)
傅仲孙――几何(数学理论)
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
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
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时期
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时期
Theodorevon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
毛泽东 周恩来 聂荣臻
钱学森把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冯・卡门列入名单,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七位给予钱学森深刻影响的人中,中学老师占了七位,足见中学教育的重要。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钱学森提到的林砺儒老师,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力主教育改革,反对灌输式的死记硬背。钱学森回忆读中学时说:“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几何课老师傅钟荪(钱学森写作“傅仲孙”)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钱学森从此懂得科学的严谨。
化学课老师王鹤清开放化学实验室,你有兴趣做化学实验,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做。生物课俞君适(原名俞谟,后来任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老师则带领同学们去野外采集标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这两位老师培养了钱学森的动手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很注重外语教学,有的课程用英语授课,钱学森的英语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正因为这样,钱学森曾回忆:“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当时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钱学森是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升入附中的。钱学森祖籍杭州,与辛亥革命同龄――辛亥年十月廿一日,亦即1911年12月1日,出生于上海。有趣的是,在“三钱”之中,钱学森生于1911年,钱伟长生于1912年,而钱三强生于1913年,这“三钱”正好在连续三年中出生。
钱学森三岁时,父亲钱均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当时教育部的中小学科科长,钱学森随父母迁居北京。起初在北京上蒙养院,即幼儿园。1917年,不满六岁的钱学森入女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当时,父亲钱均夫为独子钱学森雇了“洋包车”,送他上学,接他回家。1921年至1923年,钱学森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高小。当时,钱学森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级主任(即班主任)是于士俭先生。当时,北京高等师范附小位于和平门外。在这所名牌小学学习,给钱学森打下了“基础的基础”。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邓颖超在该校教书,虽然当时邓颖超并没有教过钱学森。邓颖超在1920年毕业于直隶女师(即河北师大的前身)。同年8月18日,她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是该校第一位女教师。1922年夏,邓颖超离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
1984年秋,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任期即将届满,需要推选新的主席。众望所归,钱学森被提名为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力辞这一职务。钱学森说,自己只是个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后来也都是在他主动而坚决的要求下辞去的。尤其是钱学森知道,担任中国科协主席之后,还会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邓颖超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
“邓老师”的这番谈话,说服了钱学森。
1991年10月17日,八十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荣誉称号,八十七岁高龄的“邓老师”致函祝贺:
钱学森同志:
今天从报纸上新闻报道中得知你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向你表示祝贺。
党和国家为了表彰你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功绩,给予崇高的荣誉,你是受之无愧的。这不仅是你个人的荣誉,也是全体科学工作者的荣誉,因为,你是中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前辈和老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我为中国有你这样的科学家而自豪!
祝你健康长寿!
邓颖超
1991年10月17日
主动请老师扣分
钱永刚说起钱学森上大学时的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可贵精神。
那是1980年,钱学森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当钱学森去拜访金悫(音“确”)教授时,金教授拿出一份珍藏了四十七年的“文物”,说起1933年的一段回忆。后来,金教授把这件“文物”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永久收藏,而金教授讲述的故事在上海交通大学也传为佳话……
1929年9月,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学,从北京来到上海。钱学森记得,当时获总分第一名的是钱钟韩,后来成为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曾任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即院士);总分获第二名的是俞调梅,后来成为同济大学教授,武汉长江大桥、上海宝山钢铁厂顾问。
1933年,二十二岁的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金悫教授讲授水力学。6月23日,进行水力学考试。按照当时交通大学的规矩,考试之后,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打上对号或者错号,然后在下一堂课发给学生,让学生校看,这样,学生就知道什么题答对、什么题答错了。学生看过后,这试卷再还给老师,老师在试卷右上角的分数栏里用红笔写上分数。
钱学森一看金悫教授发下的试卷上,全部都打对号,意味着这次稳拿一百分。可是,钱学森细细一看,发现一个小小的错误:在一道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Ns”写成了“N”。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说明自己的错误,主动请求老师扣分。金悫教授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给了钱学森九十六分。
钱学森主动要求扣分,使金悫教授深为感动。金悫的“悫”的含义,就是“诚实谨慎”。金悫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诚实谨慎”。正因为这样,他非常赞赏这位诚实的学生钱学森,保留了钱学森的这份试卷。即便在抗日战争中那流离颠沛的日子里,这份试卷仍存放在金悫教授的箱子里跟随他到了大西南。在四十七年之后,听说钱学森回到母校,金悫教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交通大学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那是钱学森有一次做热工实验的实验报告。整个报告竟长达一百多页,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细节。报告字迹非常工整。当时,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给了他满分一百分。
交通大学当时作为国立的大学,校规是相当严格的。学校规定,考试科目有百分之三十以上不及格者,不准补考,令其留级;超过百分之五十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有的班级到二年级时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学生了。
钱学森曾回忆说:“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九十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鼓励。”
在交通大学,我还看到1934年6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先生发给钱学森的奖状:“兹有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钱学森,于本学年内潜心研攻,学有专长,本校长深为嘉许,特给此奖状,以资鼓励。”
顺便提一句,金悫教授也是一位人格高尚的老师。1983年,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把私房一幢赠给交通大学做职工宿舍,把二万元人民币积蓄捐赠给学校做学生奖学金。
钱学森在回忆交通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
在阅读《钱学森书信》第一卷时,我见到钱学森在1964年3月29日写给郝天护的一封信,又一次反映了钱学森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
那是在1964年1月19日,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青年,名叫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土动力学的论文中,一个方程的推导有误。
钱学森亲笔给郝天护复信,信中说:“我很感谢 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
“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编辑部设在科学院力学所)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让我再一次向您道谢。”
我注意到,钱学森写给郝天护的信中,称呼对方为您,而且在您字之前空了一格,表示尊重。
在钱学森来信的鼓励之下,郝天护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七百字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经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九卷一期《力学学报》上。
钱学森的信,给了郝天护极大的鼓舞,郝天护后来回忆说:“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
郝天护于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6年曾听过钱学森的报告。后来,由于被指斥为走“白专道路”而遭到批判, 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即使在那样偏远的地方,他仍关注学术动态。他发现了鼎鼎大名的钱学森论文中的错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钱学森写了那封信。他没有想到,钱学森向他承认了错误,并推荐他的文章在《力学学报》上发表。
1978年,郝天护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回到了母校清华。在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各门成绩全是优秀。
如今,郝天护教授是固体力学专家、教授。1987、1989、1990年这三年时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分别位居全国第十、第七和第二位。他还曾连续九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负责人,1995年被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内定”交通大学校长
在1947年的上海《申报》上,我见到一则标题为教育部决定聘请钱学森继任交通大学校长的报道:
(本报南京三十日发专电)据悉:教育部已决定聘钱学森出掌交通大学。按钱氏为交大校友,留美工学博士,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专任正教授,现任教北大,胡适校长曾聘其为工学院长;学识湛深,为国内外极负声望之工程学家。此次朱部长家骅北行时,曾托人婉达聘请之意。闻钱学森氏犹在考虑谦辞中。顿悉:朱部长于二十九日又曾专电叶企孙教授,敦促钱氏接掌交大。
我问钱永刚,有无此事?
钱永刚回答说,确有此事。
1947年对于三十六岁的钱学森来说,是双喜临门的一年:这年2月,经导师冯・卡门推举,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这年暑假,钱学森回到阔别十二年之久的上海。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摩天厅举行婚礼。
1947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开辟不久,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抵达上海龙华机场,他的好友范绪箕(198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回国期间,钱学森还从上海前往北平。
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看重钱学森,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邀请钱学森出任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而教育部则“内定”钱学森为交通大学校长。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都透露了相关的消息。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在回忆录中也曾经写及:
“后来,我听别人说,他在中国时曾经受到聘请,担任他的母校交通大学的校长,但他没有接受,他要在美国继续深入进行研究。这件事钱本人没有跟我谈过。”
钱永刚说,在此之前,“盯”钱学森最紧的其实是清华大学。钱学森在1934年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二十三年度”(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留美公费生(又称“官费生”)。
我见到钱学森保存多年的《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通告(1934年10月2日)》,上面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夏鼐(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王竹溪(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赵九章(后来成为著名气象学家)、张光斗(后来成为著名水利学家)、殷宏章(后来成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
由于钱学森是清华大学派出的留美公费生,所以清华大学一直关注钱学森在美国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钱永刚告诉我,最近几年从清华大学的档案中才得知,早在1939年6月,得知钱学森在美国获博士学位,7月清华大学第四次聘委会作出决议,聘任钱学森为航空研究所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1944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批示,聘请钱学森为教授,月薪四百五十元。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迁至昆明,交通阻隔,远在万里之外的钱学森并不知道清华大学的这些决定。
1947年回国期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人与钱学森洽谈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事宜。钱学森一再“谦辞”、婉拒,内中的原因是钱学森深知,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不愿为国民党政府装点门面。
1947年9月26日,钱学森与新婚妻子蒋英离开上海,奔赴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