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他在寂寞中悄然离世;四年后,有人用“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来总结他的一生,并引来众议。他就是当过九大中央委员的炼钢工人王百得。 有人说,小人物,大历史。这种说法,放在王百得身上再恰当不过。说小人物,他贫苦农民出身,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炼钢工人;说大历史,“文革”中他曾当上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十大候补中央委员,还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这位普通炼钢工人,在特殊的年代被卷进政治斗争旋涡,还因为“文革”中的“大人物”为他改过名,导致他的命运大起大落,身后也是毁誉不一。
炼钢工人成为九大代表
王百得,原名王兴权,参加工作时改名为王白旦,1935年5月12日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微水镇五里铺村,世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1951年9月,正是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的时刻,十六岁的王白旦告别家乡,来到山西省太原市,成为太原市钢铁厂炼钢部平炉车间的一名炼钢工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国家计划建设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的北满钢厂作为苏联援建新中国的唯一特殊钢厂,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加强钢厂力量,除了送一部分骨干到国外进行培训,政府还从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抽调了更多的生产和管理人员。1956年2月,经过严格的政治和业务审查,已经是七级炼钢工的王白旦,成为当时国内技术水平最高的北满钢厂的优秀一员。
工作中王白旦刻苦肯干,认真学习炼钢技术,积极想办法缩短炼钢时间,提高炼钢效率,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1959年9月,王白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晋升为工人的最高级别――八级工,并由炉长助手晋升为炉长。
然而,正当王白旦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的时候,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北满钢厂。很多人造反去了,工厂面临停产。王白旦冲着不安分的徒弟吼道:“工人不干活,叫什么主人翁?!”他和少数工人在炉前顶着干,使这个重要的特钢企业竟未停产。
1967年4月,各地纷纷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群众威信很高的王白旦被选为车间革委会副主任。他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指示,一没要办公室,二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为了炼好钢、早出钢,王白旦经常连续三五天战斗在平炉前。1968年,他被全厂职工推选为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级把一个代表名额下到北钢,条件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就这样,王白旦成为九大代表的不二人选。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的模范”王白旦身穿白色炼钢服,作为炼钢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开幕式那天,王白旦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感觉像做梦一般,止不住流下了兴奋与激动的泪水。回到代表团住处,他与同住一室的著名劳模铁人王进喜谈感受,他们很有同感地认为:“当九大代表,并不是说明自己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功劳,只能说明党对咱们的关心和培养,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咱们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不能忘了自己的责任。”
进入选举阶段,一件更令王白旦和铁人王进喜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王进喜和王白旦都进了“大名单”。王进喜对王白旦说:“当了代表,已经不得了啦,怎么还能当中央委员呢?白旦你说,中央委员都得是高干,都得是管大事的,咱们哪是那块料呀!”王白旦也说:“起码得有点儿理论水平吧,咱哪行?”于是,两个人很正式地向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不进“名单”。领导回答他们说,工人代表进“中委”体现了党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和信任,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要紧跟啊”!
与毛泽东同票数当选中央委员
九大进入选举阶段之后,王白旦因为自己投自己一票,与毛泽东一样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69年4月24日,是九大进行选举的日子,王白旦与王进喜坐在第一排,与坐在主席台上的毛主席面对面。王白旦投完票返回自己座位时,从毛主席面前过,周总理起身把他截住了,介绍给毛主席说:“主席,这是北满钢厂的炼钢工人王白旦。”毛主席很高兴,也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王白旦赶忙伸出自己的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那温暖的大手。毛主席又风趣地说:“你今年三十几岁,很年轻嘛!”
投票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令王白旦没想到的是自己竟以全票当选,而且与毛主席票数一样,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立时,会场响起一片议论声,大家明白,因为王白旦自己投了自己一票才导致这个结果。对此,王百旦自有他的思考,正如几十年后网上有人分析的那样,他认为:“党和毛主席叫我当中央委员,这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是全体党代表和全国党员对我的信任,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好机会,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一副重担,如果我自己都不投自己的票,那不等于推脱责任,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吗?”王白旦自己投了自己神圣的一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做人的坦诚、质朴、憨厚。
对于王白旦的质朴,还有不为人们所知的另一段故事:在党的十大中,王白旦曾主动提出请求,鉴于自己是群众代表,而时任的省级党政军领导均是中央候补委员,所以从对工作有利出发,自己不再连任本届中央委员人选,请求中央将这一名额让给真正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省内全局需要的同志。当时,他真诚朴实、毫无私心的发言赢得东北组一片掌声。周恩来总理将情况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很受感动,认真研究后决定,尊重他的请求。在这次大会上,王白旦降了一格,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党的十大公报播出后,面对外界种种猜测,他的内心很坦然。
名字的谐音引来一段“弦外之音”
“王白旦”这几个字的谐音在老百姓口中,就是句骂人的话,可在北钢的工人群众中,人们都习惯按谐音叫,这是工友间感情亲近的一种表达。对此,他本人不生气,别人也不会多想。可如今当上中央委员了,王白旦名字的谐音成了问题。有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某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与会人员会心地笑了。“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号称老夫子,他略一思考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
普通工人当上中央委员,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这事顿时在寒冷的北方重镇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刮起一场旋风。1969年4月末,此时已改名为“王白早”的王白旦刚刚从北京回来,就被提升为北满钢厂(此时改名为反修钢厂)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1月,被提升为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6月,他又兼任厂工会主席。
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上的公开舆论鼓动而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陈伯达的真正面目也被识破。审查中,有人自然提出陈伯达为王白旦改名为“王白早”一事。幸而周恩来总理给解了围:“那次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插手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老工人背包袱。”据说,对改名有特殊爱好的江青动了心思,不容置疑地说:“我再给他改个名,在原基础上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听说江青要给自己改名,王白旦极不情愿,他怕下次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数年之后改名的事再次给他带来了麻烦。
1978年,在全国人民声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王百得发现自己被政治斗争推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他那段被陈伯达、江青两改其名的历史,被列为“揭批查”的重点问题。这时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一听这,王百得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1978年5月,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下发了通知,决定对王百得停职审查,回齐齐哈尔钢厂(原北满钢厂)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揭发批判。在此期间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听从学习班的管理,并由齐齐哈尔钢厂党委负责查清他在齐齐哈尔钢厂的问题。王百得被停职审查,关进“学习班”八个月,一度失去人身自由。
劳模本色再现炉台,晚景寂寥黯然谢幕
1980年6月,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一致通过“王百得调离领导岗位,回到生产劳动岗位的决定”。但到了1982年3月,黑龙江省委终于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关于对说错话办错事的可不作结论的规定’和全省清查定案工作会议精神,决定撤销1980年对王百得同志的审查结论,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给本人,原定的工作安排意见不变。”本着对干部负责的原则,有关部门为他的职务做了几种选择:或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
面对再次到来的幸运,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的愿望:弃官为民,回齐齐哈尔钢厂重操旧业――当一名炼钢工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市委机关干部们对他的决定大惑不解,甚至平日熟知丈夫为人的妻子于淑彦也一反往日的夫唱妇随,态度坚决地唱了“反调”:“老王啊,你我都是奔五十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不是舍不得你的官位,而是担心你的身体,炼钢的活儿苦、脏、累、险占全了,你一把老骨头能顶住?”王百得用他的理由开导老伴:“天底下,只有你最理解我。我本是块炼钢的材料,‘文革’荒废了我十年,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如今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也没什么奢望,只想多炼几炉钢,为国家做点实打实的事,让人们真正认识我的为人。”
1982年的一天,低矮简陋的齐齐哈尔钢厂平炉分厂护炉组走进一个粗实的汉子,有人认出是王百得,他们的老炉长。大家都听说他“出事了”,竟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工人们正在思忖,王百得已穿好工作服,大步走到炉前,紧握风管,激起烈焰奔放,钢花飞溅。耀眼的炉火映红了他斑白的鬓发,如注的汗水浸过他脸上的沟沟坎坎。“歇歇吧。”“不用。”大家重新看到了当年的王白旦。几天下来,警惕消失了,工人们又聚拢在老炉长身边,没人怕被当做什么“新动向”,更没人顾及他叫王百得。
1985年的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满炉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技术权威面色严峻,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停炉检查。“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复后墙。”王百得果断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这位“顾问”。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弄不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道:“如果停炉,小修也要三天,少出十炉钢,损失可就大了。”
危急关头,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采纳。他迅速组织人员,配好补漏的镁砂。经过一个通宵的奋战,奇迹终于发生了。工友们欢呼跳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不久却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归来。原来,历史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种种顾虑使得厂领导对他的一切谨小慎微。
1989年,王百得临近他炼钢生涯终点站――退休。妻子早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拿到当时令人羡慕的高酬。但是,分厂领导提出希望他继续留下一段时间,为护炉组搞好传、帮、带。一边是高薪聘请,家庭的温馨;一边是继续吃苦受累,拖累妻小。况且由于他不属于编内职工,在待遇上除一百元的补差费外,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待遇统统与他无缘。
“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王百得回家与妻子商量后,十分明快地作出了回答。他一如既往,又以高昂的斗志投身在炉前。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舍,人们戏称他为“编外炉长”。
在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下,齐齐哈尔钢厂终于在王百得的问题上吹来阵阵解冻的春风:1989年,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在王百得当选职工代表时明文批复:“既然被群众选上了,就实事求是地对待。”1990年,齐齐哈尔钢厂党委书记还在关于分厂以王百得为新时期优秀党员宣传典型的请示报告中批示:“实事求是,可以宣扬。”在平炉分厂乃至全钢厂,情系炉台的“编外炉长”王百得以其真实而高大的形象换来了一条醒目的口号:“学百得、见行动、当主人、作贡献。”
王百得人生之剧最后一幕在夕阳红中迎来了真正的辉煌:中共齐齐哈尔钢厂党委连续五年,年年将王百得树为全厂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劳动模范标兵。作为一名退休工人,他是工厂的唯一。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退休后的王百得,因自己和老伴先后患上重病而生活困窘。2005年12月15日,王百得终因糖尿病并发症不治而逝世,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