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儿女们:大陆台湾两相望】 王国维为什么投湖

     国学大师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后,留下了六男二女八个子女。其中,女儿王东明因为几个姐姐早夭,成了长女。王慈明则是王国维的五子。   如今,九十六岁的姐姐王东明在海峡那头,九十四岁的弟弟王慈明在海峡这头。2009年3月20日早晨,姐姐从台湾打电话到四川成都问候弟弟。一根电话线将姐弟俩的心连在了一起。
  
  同胞姐弟骨肉情深
  
  1916年王东明四岁时,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租了吴兴里的房子、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安顿下一家八九口人。楼下的西厢房隔成两部分,分别是书房和藏书室。
  这时候,正是王国维治学由哲学而文学再转向史学的时期。王东明回忆:“父亲一生爱书,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消磨掉。平时他读书,我们兄弟姊妹围在旁边打架吵闹捉迷藏,他都无动于衷,丝毫不显厌烦之色,依旧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也许缘于对女儿的格外疼爱,王国维没有把东明像其他男孩子一样送去学堂,而是留在了身边亲自授课。他亲自教女儿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闲暇时,王国维爱躺在书房里的藤椅上休息。这时,书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管他们怎么翻橱倒柜,王国维从来不加呵斥。而这时,也是东明背诵古文的时候。看到父亲好像睡着了,东明背不出来就跳过一句,可每次都被父亲听出来了,眯着眼提醒她让她继续背诵。因而直到今日,王东明还能背出《论语》、《孟子》、《左传》里的许多词句。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辛弃疾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他经常吟诵,东明听久了也会吟,九十岁时,她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令儿孙们惊叹不已。
  弟弟慈明从小爱绘画,常常缠着父亲要他画人,父亲不会画,就拿纸上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丢给他,调皮的慈明马上就给老人添上一副眼镜和一根长长的辫子,嘴里嚷着“画了一个爸爸”逃开了。
  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慈明和兄姐们调皮地和日本人开玩笑。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他们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淘气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父亲见了也不责怪。
  长大后慈明才知道,他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父亲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人。
  在吴兴里石库门,东明、慈明和兄弟姊妹们度过了童年时代。儿时的书香生活让姐弟俩最早领悟了王国维的为人处世之道,父亲成为他们一生的榜样。
  
  姐姐王东明独居台北
  
  王东明是王国维的女儿,因为几个姐姐早夭,她就成了长女。1913年11月,王国维一家旅居日本期间,王东明出生于京都。生下来时,父亲向人说:“我们家里已有四个男孩子,现在得了女儿,宛如‘米里捡一颗谷’,很是难得。”因此,他对这个女儿很上心。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潘丽正携着年幼的子女离开北京搬回了海宁老家。十五岁的东明和十三岁的弟弟慈明是在海宁念的小学,东明五年级,慈明三年级。后来,东明念完初中、高中考上中央大学,可是刚念一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她只得辍学。直到现在,王东明还觉得没有像哥哥们那样念完大学做学问是个遗憾。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两个哥哥调去高雄海关工作,母亲携妹妹随同,次年王东明也随丈夫前往。此时,弟弟慈明正在昆明工作,姐弟俩含泪告别,谁也没想到从此竟是天各一方,断了音讯。
  到台北后,东明当小学教师,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后来,母亲和兄妹们相继离世,她更加思念在大陆的哥哥和弟弟。
  晚年,王东明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从事专业性工作,她独居在台北县永和市,由菲佣照料生活。台北市海宁同乡会的乡亲是她常常约来相聚的朋友,每周两次聚会,有人拉二胡、唱京剧,她爱哼京剧《四郎探母》,唱到“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想骨肉不能团圆”时,早已泪流满面。
  王东明的哥哥王高明的孙子王亮考入复旦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从事古籍研究。2007年11月,他到台北看望姑婆,在“中央图书馆”里看到曾祖父的遗墨和遗物,包括他去世时随身所携的几枚银元,十分惊异,一打听才知是姑婆王东明捐赠的。王东明听说侄孙儿继承了王国维的衣钵,非常高兴,找出她历年收集的有关父亲的资料,让他挑选若干作研究之用。
  20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王德毅教授编著《王国维年谱》,王东明向他透露,父亲去世前几日,“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道亲家有道……”言之历历,后来成为学术界极为珍贵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学术界重提王国维,波澜复起,对他的死因争议纷纭。1983年8月8日,台湾《联合报》发表王贞明、王东明的文章《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回忆依依膝下的情景,情真意切。王东明写道:“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可是面对的是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齐口否定“殉清”之说,“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
  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她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她肯定地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近年,九十高龄的王东明身体依然硬朗,性情乐观。除了聚会,她还喜欢逛艺术街、假日花市,常去乐华夜市品尝台湾小吃,爱吃豆花和萝卜丝蛋饼。前年元宵节,台北请来了四川花灯,王东明让司机载着她去看了一晚上的花灯。
  
  弟弟王慈明安居成都
  
  王慈明是王国维的第五子,出生于1915年,已经在成都生活了五十年。
  第一个发现并透露这个消息的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黄奇逸教授。2006年5月的一天,黄教授和成都量具刃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夏义宝一起吃饭,夏义宝无意中透露“王国维的后人在成都,就在我们厂里”,一句话让黄教授惊喜不已,然后相约见了面。
  几天前,夏董事长才在档案上发觉王慈明的家庭成员,父亲王国维,大哥王潜明、二哥王仲闻、三哥王贞明、四哥王纪明,姐姐王东明、王松明,弟弟王登明。王国维先后娶了两任妻子,王慈明排行第五,跟姐姐东明、弟弟登明同一个母亲。
  王慈明是在故乡海宁读的小学,在嘉兴省立二中读初中,又在杭州读高中,后来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毕业后到昆明机床厂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王慈明担任昆明机床厂副厂长,1952年,他奉命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为武汉重型机床厂选址,随后又去了新组建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担任总工艺师。1956年,四十一岁的王慈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到成都,参与筹建了成都量具刃具厂。在昆明时,他接待过前来视察的邓小平。在成都,他参与接待过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汇报生产建设情况。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量具刃具厂视察。听说了王慈明的身份,毛泽东对身旁的军管干部说:“他父亲身穿长袍马褂,脑袋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外貌看着守旧,内心却是现代的,先进的,治学也是辩证的,你们应该好好读读他的书……”就是这一句话,给王慈明后来的生活免掉了许多磨难。
  成都生活五十年,王慈明从未向外人提起父亲的身份,就连子女也所知甚少。小女儿令尔得知自己的爷爷是王国维,还是在“文革”年代。听到有人指责爷爷是“大资本家”,他回家问父亲,王慈明回答:“从来不是,如果不信,可以去问问郭沫若。”因为郭沫若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
  王慈明与苏州的大家闺秀顾华结婚后,生有一女两男,现在都在成都工作和安家。
  九十四岁的王慈明老人,身上依旧带着早期知识分子的洁净气质:衣着简朴,脚上是一双布鞋,脸庞和身板清瘦。话不多,一口普通话缓慢沉稳,聆听时专注凝望。
  晚年的王慈明很像姐姐王东明,喜欢独居,喜欢听古典音乐和京戏,也常常哼《四郎探母》。不同的是,在学校读书学的电子专业,老人现在仍然感兴趣,家中订有电子杂志。为了满足他的“好学”,儿女还专门为他配了手提电脑,老人经常上网浏览,偶尔还打打游戏。儿女们家里要换电器,必定请他来当“参谋”。
  近两年,王慈明腿脚不灵便坐了轮椅,很少外出,闲着就守在电话机旁,候着台湾的姐姐打来电话。
  
  四十年后的姐弟重逢
  
  1987年2月,王东明写了《巨星陨落一甲子》的纪念文章,刊登在台湾《中国时报》上。东明说:“父亲的成就,大都得自天赋、毅力与求知的狂热……殷切希望海内外学者能顺着父亲所开辟出来的道路,赓续研究,再传薪火,更放异彩。”这篇文章很快被大陆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这是有关彼岸王氏后人最确切的信息。
  读到这篇文章,身在大陆的慈明、登明两兄弟欷�不已,心中悄悄呼唤着“姐姐”。
  半年后的中秋佳节,分别四十年、隔海相望了四十年的姐弟终于在香港重逢了。在小小的旅店里,两岸的兄长、姐弟――贞明、东明和大陆的弟弟慈明、登明久久对望,哽咽着叙说别后相思……
  1990年中秋,阔别故土五十三年的王东明踏上了“寻根之路”。
  10月3日上午9时许,她由弟弟登明陪同着来到盐官镇西南隅,走进按原样修复的王国维故居。老屋南面几百米远处便是钱江一线潮汇合处。从南北两岸卷起的白浪,呼啸而来,神奇地汇合在一起,咆哮着西去,就像传说中伍子胥统御的千军万马齐头狂奔。王国维离乡后曾以一首《虞美人》追忆钱江夜潮:“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用“素车白马”来比拟钱江夜潮,足见王国维心中寄托了对伍子胥的追念:国破家亡之际,就算自己身死了,灵魂也要守着家园,也要与山河同在。
  当年,王国维守丧居家半年多,在老屋里酝酿和起草了《人间词话》。后来,他带着家眷北上离开老屋时,依依不舍地写下“故园春心断”的词句。
  身处异乡几十年,“西城老屋”常在东明的梦中再现。如今目睹旧物,她感慨万千,对弟弟登明说,铸造一尊王国维铜像摆放在故居供人瞻仰,资金由她提供。如今,一尊精美的王国维半身铜像伫立在这里,目光幽深,透着无限悲愤,洞穿世人心灵;丝丝鹤发,冉冉苍颜,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感慨一种景仰。
  1994年11月,王东明再走“探亲”之路,她赴成都看望弟弟慈明,到新疆探望已故哥哥的儿辈至亲。中秋节之夜,她来到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面向一湖秋水,告慰父亲的亡灵……
  在上海,王东明由弟弟登明陪着重访旧居。走进石库门,触景生情,姐弟俩不由四目盈泪。回到弟弟登明家,侄女令之突然想起当年姑妈有一只暗红色的旧箱子留在上海,里面是夹袄和旗袍之类老式衣服,领子、袖口、前襟和下摆采用传统的手工滚边,细细的盘花钮是她从来没见过的样子。因为父亲对姑妈的思念,小心地保存着这只箱子,每年过了黄梅天都要“晒霉”,尽管衣服存放很久,但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散发着浓浓的樟脑丸气味。令之说:“姑妈,您的旧箱子还在,要看看吗?”登明也说:“姐姐是否要打开看看?”东明说:“不了。”姐弟俩破涕为笑。一箱年轻时的衣服依旧锁着,锁住了逝去的岁月,也锁住了她的上海情结。
  电话铃声又响了,坐在轮椅上的弟弟王慈明赶忙拿起话筒。“姐姐,许多年没见面了,你好吗?”姐姐王东明说,“我很好。两岸‘大三通’了,我们会团圆的,弟弟你可要多保重啊!”姐弟俩说不尽的思念,表达着两岸同胞的骨肉深情,他们共盼祖国早日统一。■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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