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从红军土医生到国家卫生部长] 11道经典农家特色土菜

  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今难得的良医,良相,他两者兼有,且成绩卓然。他就是江一真。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后,十四岁的建筑学徒工江一真在长汀县城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战斗中,他不仅表现勇敢,还能细心照顾伤员,为他们端水送饭,擦洗换药,得到伤员的一致好评。经组织同意,他被调往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的红十二军医务训练队学习,而后又入军委直属的红军卫生学校第四期就学,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务生涯。
  1 934年春,江一真从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傅连�当院长的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工作。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刻苦钻研的好学精神,边干边学,很快便从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的农家孩子,成长为一位掌握先进医疗技术的红色医生。
  
  为刘伯承手术,给林彪医肺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带着江一真,还有助理军医王义之及护理人员等,从会宁赶到甜水堡,为在敌机轰炸中伤及臀部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由江一真主刀,他麻利地为刘伯承进行了扩创、消毒,然后清除伤口周围已腐烂的肌肉,寻找嵌在身体里的弹片,并小心翼翼地将弹片夹出来。有一块弹片人体特别深,竟然嵌进了刘伯承的臀骨里。江一真费了好大劲,试过各种办法,也没能取出来。江一真极为气恼,仿佛这是自己的失职。但他知道不能蛮干,否则将危及生命,自己要对首长的生命负责,于是只得将情况如实向贺诚作了汇报。他们简单地商量后,慎重地征求刘伯承的意见,准备采取保守办法,等有条件时再进行手术取出。刘伯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国共合作后,刘伯承到西安进行了手术,但弹片还是未能取出,一直留在他的臀骨里,陪伴了他一生)。
  随后,江一真亲自护送刘伯承转移到后方医院,加以精心护理。一直到刘伯承的伤痊愈为止,他才回到总卫生部,出任永坪第一后方医院医务主任,随后担任安塞重伤医院院长。
  抗战爆发后,江一真随八路军开赴华北机日前线,奉命在延长县交口组建八路军野战医院,任院长,负责接受治疗平型关战役中的伤病员、1938年4月,军委电令江一真赶赴山西前线隰县,接运重要伤员到后方治疗。到隰县后才知,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率部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在晋南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伤情较重,需送后方继续治疗。江一真马上对林彪身上的枪伤进行认真检查,发现一颗子弹从他的右锁骨下射入,从靠近脊柱左侧穿出,伤及左肺上叶,是个贯穿伤,真是好险,稍偏一点就会危及生命。江一真从预防感染肺炎的角度,对林彪进行了必要的治疗。林彪伤口愈合较快,但肺部留下了后遗症,一个月后,林彪的情况较稳定时,江一真护送林彪回延安总卫生部继续医治。
  回到延安后,已被任命为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的江一真,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陪着白求恩对林彪身上的枪伤再次进行了认真检查。白求恩肯定了中国医生在外科方面的诊断和治疗,并与江一真等多位中国医生共同研究了对林彪继续治疗的方案。此前,林彪曾抱怨说,这个手术做得可能不太好,有咳嗽后遗症,言下之意对这些“土医生”的水平有所保留。经白求恩这么个国际名医鉴定,给了个“做得好”的说法,林彪才无他话,江一真也才放下心来。林彪外伤的治疗情况很好,对于内伤,陕北的医疗条件无能为力,后来只好送往苏联治疗。
  
  白求恩推荐江一真任卫生学校校长
  
  1938年,加拿大名医白求恩从相隔万里的大洋彼岸。来到了中国延安,和江一真成了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5月,白求恩率领一支运输队上前线去了,江一真和白求恩分开了。1938年9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检查了军委卫生部工作,认为最需要医务人员的是前线。于是朱德、彭德怀向广大的医务人员发出到前方去的号召。卫生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三支医疗队,江一真带领其中一支到晋察冀根据地。
  11月25日,沿途给八路军将士诊治的江一真率队赶到了灵丘县下关村,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二所所在地。这时。江一真得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广灵到灵丘公路上的伏击战已经打响。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枪声就是命令。江一真果断地决定改变原定的路程,迎着枪声去,赶往战场。
  赶到黑寺的时候,江一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就是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他吃了一惊,原先他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江一真第一次见识,这可以为伤病员的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他也深感要向白求恩医疗队学习。
  后来江一真才知道,本来白求恩还要求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不同意,才选定这里作为手术室。但还是相当危险,上有日军飞机,下有坦克助战,日军还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王震担心不安全,亲自组织指挥战地救护。
  手术室设在一座破庙里,抬来的伤员担架把庙门都堵住了。外面是冰天雪地,而白求恩额角却沁出了汗珠,嘴唇干裂得出了血。眼睛布满血丝。
  尽管久别重逢,但他们来不及寒暄。江一真顾不得卸下医疗设备,马上跑上前去,从白求恩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白求恩什么话也顾不上说,只从地上捡起王震旅长送他的那顶皮帽子,离开了手术台。他已疲惫不堪,几乎站立不稳了。
  这场战斗极为激烈,八路军歼敌七八百,自己也有六七百负伤。江一真和队员们又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一夜,总算把伤员处理完了。
  12月7日,江一真从前线回到了杨家庄。白求恩也从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回来,原来他离开手术台后,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又到医院去检查伤员情况。这时,他们才有时间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白求恩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紧紧地抱着江一真的肩头,兴高采烈地说:“很高兴我们在前线又见面了。”接着,他又夸耀说:“真了不起!我刚刚检查过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只有一个死亡。而且没有一个受感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一个巨大的进步!”
  鉴于晋察冀根据地医务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白求恩曾向聂荣臻司令员提出开办卫生学校的建议。军区领导对此极为赞成和重视,并希望白求恩来主持筹办卫生学校事宜。白求恩认为自己是一位外科医生,应到战场前线近距离救助伤员,所以不愿意受到后方学校的拖累。江一真的到来使他格外高兴,他认为江一真是担任卫生学校校长的最理想人选。听了白求恩的坦率意见后,江一真说:“试试看吧!”
  江一真这个态度,让白求恩的高兴劲溢于言表:“那么我又有一个‘化身’了。”
  “我不是你的‘化身’,我是‘替死鬼’。”江一真诙谐地说。
  白求恩听了董越千的翻译,笑着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有种掩不住达到目的的兴奋。很快,白 求恩正式向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推荐江一真担任卫生学校校长,得到了批准。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唐河东岸的牛眼沟村正式宣告成立。白求恩高兴地参加了开学典礼。开学后,白求恩还亲自给学生上课,给学生作示范,讲解医疗器械的使用。
  随着工作中交往的增多,江一真与白求恩的感情更加深厚,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天,白求恩对江一真说,这里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准备回国,筹备一些医药用品,动员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八路军的抗战。
  但正当白求恩准备回国时,日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大扫荡”,白求恩临时改变了计划。带医疗队奔赴涞源前线,抢救伤员。江一真很担心白求恩的安全,特别是他在一次手术中留下的伤口已经感染。江一真曾提出要为他做截肢手术,但对于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来说,手是他的一切,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坚决不肯截肢。此后。江一真带领卫校离开了葛公村,进行反“扫荡”。没想到白求恩大夫却在这次反“扫荡”中不幸牺牲。
  噩耗传来,江一真极为悲痛,中国不仅损失了一位为抗日战士救伤治病的好大夫,他自己更失去了一位知心的朋友。白求恩在弥留之际留下的遗嘱中交代,把他的所有用品都分给大家留做纪念,其中提到要江一真挑选两件。后来江一真按照他的遗愿,含泪挑选了一把手术刀和他做手术戴的白手套。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决定将卫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江一真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他感到这是组织上赋予自己的重任,他作为与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有责任担当起这项神圣的职责,培养出更多像白求恩一样的白衣战士。
  
  当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
  
  1940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两位医生来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成为和白求恩一样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战火中,江一真和柯棣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柯棣华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说这话时,他显得有些拘谨,这是他们相处两年间很少见的。江一真明白,这说明他是经过深思,很慎重地提出来的,而且也・定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大事来看待,才会这么在乎。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并且认为他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当时大家正在学习整风文件,柯棣华不仅积极参加,而且认真学习,还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写过多篇的学习笔记。江一真了解他。他也向聂荣臻作过请示。他心中有底,于是柯棣华问一个外国人是否可以入党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可以。”
  柯棣华听到江一真这么明确的回答,真是高兴极了。但他马上又冷静下来,说自己还有许多缺点,不知会不会被接受。江一真虽然心里有底。但也不能过早透露给他,就趁此机会进一步启发鼓励他:“没关系,只要你要求进步,组织上都是欢迎的,只要你为此作出了努力。同志们都会看到,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接着,柯棣华诚恳地说:“江校长,你对我比较了解,你愿不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认为你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主动,表现很好,完全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所以我将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而感到光荣。”江一真推心置腹的话语,令柯棣华深为感动。
  1942年7月初,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军区党委批准,柯棣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江一真最担心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这种病一发作,就会神志不清,控制不住自己。为了防止柯棣华发病时咬破舌头,江一真想出一个办法,特意将一块毛巾裁成两半,经常带在身边,以备柯棣华犯病时能及时塞垫在他的嘴里。同时江一真还把柯棣华的妻子郭庆兰调到他身边,住在一起。并交代她一定要照顾好柯棣华,必要时要“严加管束”。
  12月8日,柯棣华给学生们上完课后,又带着二十多名学生进入手术室实习。他亲自给一名疝气患者进行示范手术。病人组织粘连,手术难度大,柯棣华额前冒出汗珠。江一真看他太累了,就洗了手上了手术台,接替柯棣华把手术做完。当晚,江一真刚刚离开学校教务处,一位同志从身后赶来,气喘吁吁地说柯棣华院长又犯病了。江一真的心猛地一沉,二话不说急忙向柯棣华住处奔去。见江一真进门。柯棣华支撑着要坐起来,江一真急忙将他按住,探下身子,关切地问他:“感觉怎么样?”柯棣华略带歉意地向江一真笑笑,吃力地说:“没关系。你休息去吧!”
  话音刚落,柯棣华的癫痫病又剧烈发作,空前严重,只见他颈项骤然强直,全身剧烈抽搐。先是间隔一小时抽搐十分钟,后来每十五分钟发作一次。江一真守在他身边,和几位医生全力抢救,可以采取的措施都用上了,但都未奏效。9日上午,柯棣华癫痫再次发作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年仅三十二岁。
  朱德、彭德怀闻此噩耗后,深为痛悼。当即致电唁慰柯氏家属。
  12月17日,晋察冀军区召开追悼大会。到会军民约万人。大家先向柯棣华遗体献花圈、致祭,然后。由江一真报告柯棣华生平事迹,最后他说:“我们要创造模范的‘柯棣华’工作者!只有把他的优良作风带到工作中去,才算柯棣华大夫的精神永存于中华!”
  12月18日,江一真和大伙扶着柯棣华的灵柩,把他安葬在白求恩的墓旁。这天。从方圆几十里外赶来的乡亲们,哭泣着来到墓前。拜祭柯棣华的在天之灵。江一真带头宣誓:柯棣华同志。我们一定要像你一样生活!
  1943年,二十八岁的江一真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翌年10月,根据中央安排,回延安补习数理化和俄文,准备前往苏联深造医学,后因工作需要留下。1946年,江一真经中组部批准改行。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前往华东做党政工作。
  
  重返卫生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江一真到福建地方工作,先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而后调京任农垦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备受迫害。他一度离开卫生战线三十多年。
  1977年初,江一真受命派驻国家卫生部。第一天上班,他就对前来接他的办公室秘书江焕波说:“中央有三江,江青等两江都是假江,只有我一个才是真江,所以我的名字叫江一真。”秘书从这句风趣而幽默的话语中,感受到了江一真耿直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对他主持卫生部工作充满了期待。
  其实早在1976年12月9日,在江一真赴河北石家庄,参加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召开的纪念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逝世三十四周年暨纪念馆开馆典礼时。就有了要他重回卫生战线的呼声。这个呼声,更多出自那些参加开馆典礼的外籍医务工作者之口,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马海德大夫及其夫人苏菲、米勒大夫、傅莱大夫……当然也有红色医将领叶青山等人。他们知道江一真是柯棣华的好朋友兼入党介绍人,知道江一真曾是白求恩赞赏的一位出色医生,知道江一真曾是聂荣臻麾下的卫生部长。眼下的卫生部和全国卫生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 区,原部长刘湘屏已被隔离审查,急需一位干才引领前进,而江一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这样的呼声传到了中南海,正有此考虑的中央领导层很快作出决定:成立卫生部清查领导小组,由黄志刚任组长、江一真任副组长,代表中央到卫生部机关及直属系统清理“四人帮”和刘湘屏的余毒。
  1977年11月,中央任命江一真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在卫生部长任上。江一真着重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全国广大农村;关注、推动我国中医发展,重新建立起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医事业:对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做出主要贡献:还设法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取得了沟通……
  从良医到“良相”,江一真这一路做得卓有建树,有目共睹。
  
  “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江一真在担任卫生部长期间,对人宽和、友爱,以病人为最大,深得人们的信任和敬重。
  大家都认为,江一真这个卫生部长当得很出色,有许多重大建树,没想到他会在完成卫生部的拨乱反正工作、全国卫生系统工作走上正轨后,主动提出让贤。他有意让贤的想法很早就向谭云鹤等人流露过,虽然谭云鹤和卫生部许多同志都不愿意江一真离开,但江一真却拿定了主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江一真找到刚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正式提出让钱信忠接替他当卫生部长。接着。他又来找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诚恳地说:钱信忠同志本来就是卫生部长,他有坚实的医学背景。有业务水平,政治上经审查也没大的问题,我压着他不合适,应该恢复他的卫生部长职务。我虽然也粗通医学,但毕竟是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技术和理论训练,加上又荒疏多年,在医学上不可能再有什么提升了,当年我改行搞地方工作,也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已上了正轨,三中全会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想我还是去搞地方工作,我愿意到艰苦的地方。
  中央经研究,考虑让江一真担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
  在1979年3月下旬召开的以改革、发展等内容为主题的全国卫生局长会议上,江一真有意淡出卫生界,因此请钱信忠当主角。他在会议结束时,向与会人员作了道别,真诚希望大家支持钱信忠的工作,把卫生医药事业搞得更好。
  钱信忠对此深为感动,在九十六岁那年由衷地对笔者说:“江一真同志也是老资格,抗战时,我给刘帅(刘伯承)当卫生部长,他给聂帅(聂荣臻)当卫生部长,我们的职务和能力差不多。他在卫生部清理‘四人帮’、刘湘屏的余毒工作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受到干部群众的拥护,由他来做国家卫生部长是没有异议的,但他大公无私,主动把卫生部长让给我。而自己主动到艰苦的地方去当二把手。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责任编辑 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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