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韵梅，1864年生于浙江宁波，其父金鼎禹是当地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师。在她还不满三岁时，父母因患流行病相继去世。当时的中国缺医少药，疟疾、伤寒盛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幸而又幸运的是她被宁波基督教长老会的美国医生麦加迪夫妇收养，起名叫金韵梅。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三地的辗转奔波中，有人叫她金雅梅、金阿妹、金雅妹等，但每当她与人交往第一次介绍姓名时，她一定说自己叫金韵梅。
五岁那年，金韵梅随麦加迪夫妇来到美国，接受启蒙教育。从这一点儿上讲，她是近代中国留学美国女生第一人，比“中国留美幼童”赴美还早四年。
在那个只有男子才能读书的年代，女子留洋，尤显珍贵。她之所以被史册记载，还与她日后在医学界的功绩分不开。
发奋学医终成器
金韵梅的求学道路并不顺利，她刚刚熟悉了美国新的环境即将上小学，却又不得不随养父母辗转奔波经中国来到了日本。直到1881年在她年满十七岁时，才又随麦加迪夫妇返回美国，不久考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医学，成为该校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她刻苦勤奋，门门全A。四年后，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
多年之后，在被问及当初为何选择学医时，她总是陷入对麦加迪夫妇的深情回忆中。在金韵梅刚懂事不久，他们就把她的身世编成故事讲给她听，特别是她亲生父母的情况以及他们染病去世的经过，每次都让小韵梅听得泪流满面，总是忍不住发问：
“他们有病，为什么不去医院看医生呢？”
“中国没有医生，至少是很难找到合格的医生。”
“为什么中国没有合格的医生？”
“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医生的学校，或者说中国穷，没有能力办教育。”
……
若干年后，当得知养女报考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和毕业后要去中国传播医学福音时，麦加迪夫妇非常高兴，就好像踏破铁鞋终于找到了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人一样，倾其所有，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予了她最大的支持。
从纽约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后，金韵梅曾在费城、华盛顿、纽约、佛罗里达等地进行实习和工作，并先后担任过“纽约大医院”及纽约蒙菲侬华人精神病院的住院医生。她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术精湛，尤其精于显微摄影，在利用显微镜方面获得了开创性的成果。1887年，她在《医学杂志》等世界级权威期刊上相继发表了《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和《论照相显微术对有机体组织的作用》等论文，提出了自己在医学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引起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与好评，多家医院及研究机构以高薪高职为筹码，向她发出邀请，但均被她婉言谢绝。
向往报国路崎岖
1888年，二十四岁的金韵梅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荷兰基督教复兴会妇女会的赞助下，毅然回到了祖国，准备一展宏图。但当时腐败凋敝的中国让她既失望又沮丧。当时全国上下均不知现代医学教育为何物，甚至连知识精英们也对突飞猛进的医学科学不屑一顾。
失望和沮丧并不代表灰心放弃。金韵梅想以养父母为榜样，从最基层的诊所做起，在一方民众中树立口碑、扩大影响后再作打算。孰料一年后，她在福建的诊所稍见起色，却不幸因气候不适而罹患一种难愈的怪病，迫使她不得不前往日本休养。在此后的六七年中她往返于中日两国数地行医并兼做与基督教南方卫理公会有关的工作，直至1905年才全身心投入中国的医学事业。
世人皆知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座铁厂和第一个邮局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但袁世凯自掏腰包创立中国第一所女医院和女医学堂的事却鲜为人知。
原来，金韵梅回国行医近二十年，诊所遍布厦门、广州、成都等地，其名声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巧的是官至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正在全国范围物色西医院和西医学堂的合适人选，于是派人与之接洽。金韵梅欣然答应。
1907年，金韵梅北上先应聘为北洋公立女医院（局）院长；翌年8月，在袁世凯赴京任军机大臣前，他还自掏腰包，拿出白银两万两，并令天津海关拨银两万两，委托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督办，由院长金韵梅创办，由长芦盐运使司主管，建立一所医学堂。该学堂名为北洋公立女医院（局）附设北洋（长芦）女医学堂，金韵梅出任堂长兼总教习。这是天津第一所女子护士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公立女子护士学校。
天津第一档案馆保存的文字资料记载：“该学堂于1908年9月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十）开学，初招贫寒子女卢超远等三十名，分产科、看护两科，以二年为修业年限。学生边上学边做卫生及初级护理工作。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产科、看护科及通用药理、卫生、种痘等科学。教学方式上仿行西法，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生除学习课堂讲授的知识外，还要在北洋女医局进行实习活动，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目的。”
金韵梅一人兼顾学堂、医局二处，还经常奉差外出，整日忙得不亦乐乎。她每月薪水白银三百两，其中由北洋女医学堂支付二百两，由女医局、广仁堂各支付五十两。她常住学堂，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她任人唯贤，高薪特聘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实习教习。卫医生业务精湛，品行端正，曾在北京英国医院供职，兼司教习医学，精通中国语言文字，曾获英皇赏赐“红十字宝星”。金韵梅还慧眼识珠，1909年特聘中国第一位护理专业女留学生钟茂芳任看护教习。这些都奠定了北洋女医学堂雄厚的师资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钟茂芳，她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在国外接受正规护理教育的女性，堪称中国护理医学领域的开山鼻祖。她还是中华护士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首位中国籍的副会长，是第一位担任国际护士会荣誉副会长的中国人。
金韵梅在主持北洋女医学堂期间，引进西方先进护理技术和理念指导教学，提倡妇女解放，参与社会服务。她认为知识技术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循守旧的封建意识，为此她为学堂招生定下一条铁的规定：缠足的女生即使基础再好，也坚决不收。
经金韵梅的努力，津门孕龄妇女率先告别“接生婆”时代，享受到西方先进、文明的接生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抹去了生育给中国女性留下的恐惧阴影。
恩惠后人当歌泣
1916年，也就是民国五年，袁世凯病逝后，天津海关随即停付北洋女医院和女医学堂的经费，由天津近代教育家严范孙、李琴湘等人接管。前任长芦盐运使汪士元和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后出任第一、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芦纲公所每月拨给经费七百元，学校由公办转为官商合办。学堂更名为天津女医局附设护士助产学校。同年，金韵梅辞去院长、校长职务后迁居北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回到她熟悉的天津。
据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专家分析，金韵梅是怀着医学救国的夙愿去学医和返国的。在苦苦追寻中，希望几度燃起，又几度破灭，让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女性欲罢不能，欲哭无泪。加之个人家庭生活坎坷，更使她心力交瘁，精神几近崩溃。1894年，三十岁的金韵梅与一位名叫达・西瓦尔的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兼语言学家结婚。两年后生有一子。然而，因价值观和性格的迥异，婚姻非但没有带给她些许慰藉，反而给她增添了更多的不幸。1904年，在她四十岁时，家庭终告解体。此时，金韵梅的事业正值曙光出现的关键时期，她没有时间照顾八岁的儿子，只好让他跟随父亲生活。孩子成年后又不幸命殒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报答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赋闲在京的金韵梅曾一度担任袁家的私人医生，除此，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上。她依托自己在当地教会及慈善机构的人脉，竭尽所能地为劳苦大众化解燃眉之急。“北平孤儿院”的经费所剩无几，让她夜不成寐；燕大社会学系创办的有合作社性质的扶贫组织――“清河实验中心”让她欣喜不已。她亲自送去自己捐助的衣物。1933年9月1日，她在“北平扶轮社”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新旧中国妇女》便是这一时期她精神世界的真实反映。
1934年3月4日，金韵梅因患肺炎不治，在协和医院逝世，享年七十岁。她在弥留之际，把一生的积蓄都捐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律师和牧师一同来到她的床前，她把早已签好的遗嘱等文件交给律师后，平静而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金韵梅病逝后，在协和医院礼堂，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为其作了布道演说。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而倍感痛惜。1934年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刊载的一篇金韵梅英籍同事的悼念文章，最能体现大家对她的怀念之情：“……她是一位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的女性，孤身一人而决不因此挫伤锐气或流露无奈；这个世界对她的过去似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竟因而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值得欣慰的是，历经百年沧桑，北洋女医院和北洋女医学堂虽多次更名，但至今双双存在，就是现在的天津水阁医院和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感谢张绍祖先生为作者提供宝贵资料和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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