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却在1938年9月30日被人刺死在上海寓所，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唐绍仪为什么被刺？凶手又是谁？
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唐父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1896年10月，清王朝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4年，清王朝任命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被聘任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反对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三个月。
来上海做寓公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滇、桂军阀排挤孙中山，唐绍仪曾进行过调和。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为七总裁之一，但因孙中山辞职赴上海，唐亦未莅任。
1919年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所以，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议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蒋介石上台后，唐绍仪也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对政治似乎是不闻不问。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绍仪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担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唐绍仪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连个小小的县长都坐不稳，后来矛盾激化，被排挤出广东这块地盘。他原本志不在此，从中山县县长任上退下来后，干脆就来沪做了寓公。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说的就是唐绍仪。
经过如此漫长的政治生涯，卸下公职的唐绍仪，整日在上海的寓所优哉游哉，不免有一种寂寞之感。他住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偌大的楼房和草坪，只有几个仆人与他住在一起。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大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卡车一卡车地开来驶去，刺刀闪烁着逼人寒光。但唐绍仪所在的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洋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只是大批难民的拥进，给这畸形的繁华景象蒙上了一种色彩。
唐绍仪的别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来巡逻，并在门口设岗，不准闲人随便进出。既然如此，他也就乐得逍遥自在，整日深居简出，伺机再起。每天早上，他先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的，以补元气。平素在家中，则以欣赏古玩自娱，尤对瓷器有特殊兴趣，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想以后的杀身之祸，竟也与此直接有关。
联日传言惹祸上身
唐绍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租界寓公。日本侵略军当局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的日军大小特务，纷纷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很快，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开了。
事出有因。1938年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土肥原来上海，想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出山做总统。那天，土肥原由唐的“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德广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倒向了日本，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仅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
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自然不敢懈怠，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监视严密。军统头子戴笠，因近期的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力，受到上峰批评，正惴惴不安之间，见到手下送来的有关唐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他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倒向日本，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孔祥熙就对他说：“少老（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其动静。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大花瓶里的小钢斧
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严，家中保镖仆人众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暗杀之地。戴笠从8月间布置下手，到9月30日唐绍仪被刺身亡，先后设计过几个方案，但均因种种原因作罢。后来他们探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对历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欢，一直不惜高价搜求。这正是天赐良机。
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谢是唐绍仪一个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绍仪处走动，这次也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安南门卫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坐定后，唐绍仪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趋前，脸上堆出笑容：“老爷，法租界难民中不少人带有值钱的古董，愿廉价出让。”又指着这几位“古董商人”说：“他们知道老爷喜欢，特选几样送来。恭请老爷过目。”说完，递过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唐绍仪手拿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一一仔细观看，连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开个价吧。”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算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扬长而去。原来，这只是军统行动人员的一次演习，以确保今后下手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几次下来，他们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亲自接待来访的古董商，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正是下手之机。
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风细雨，沉沉阴霾。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谢身穿蓝色西装，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着淡灰色哔叽长衫，两人并肩而行，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尚有锋利的小钢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内。
一行四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下楼与来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口称：“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摆出一副鉴赏行家的口气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戚将军与倭寇锋镝对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这时，唐绍仪为缓和一下气氛，对站在一边的佣人说：“给客人点烟。”但房间内找不到火柴，佣人即出外去取，赵理君见时机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当唐绍仪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颓然倒下，当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让众人赶快出门上车，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口中振振有词，连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唐宅的保镖、仆人见这般光景，也无疑心。谢志磐一行四人紧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几个仆人只是隐约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
戴笠杀人灭口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那辆蓝色嫌疑轿车。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蓝色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凶手显然有备而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另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谢志磐家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但此处早已是人去楼空了。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又是打强心针，又是输血，但仍不见效，唐绍仪神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在法租界捕房验尸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后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再说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那个被收买的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后一直惶惶如丧家之犬，又因与唐绍仪有特殊关系，逃到重庆后便有点精神失常，时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因此，戴笠无法给他安排工作，只是让他在一家旅馆暂且住下。不久，据说谢志磐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入一家医院诊治，关在一间特别监护病房中，但毛病反而越来越重。他偷偷地在裤袋里装了一支手枪，一只手总是插在裤袋里，说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公干，发现谢的病房紧关着门，便从门上气窗探看。谢一惊之下，拔枪便射，这几个一齐还击，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的杀人灭口之计。
唐绍仪遇刺后，国民党元老认为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而将其杀害，大为不满。蒋介石下令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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