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里的“傅园” 来，来，来 来台大 去，去，去 去美国 2001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州大学采访数学系主任杨忠道教授。他的夫人毕业于台湾大学。她当时背诵了这首在台湾流传甚广的“民谣”。她就是“来，来，来，来台大”，然后“去，去，去，去美国”的。她告诉我，台湾大学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大学。台湾大学的招生分数线远远高于台湾其他大学，很难考。一旦考进台湾大学，学生们便以为“半只脚已经跨到美国了”！因为在20世纪50、60、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都渴望前往美国公费留学，而台湾大学毕业生前往美国公费留学的概率是最高的。
我很想到台湾大学探究一番。
真巧，台北有一条以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大道，叫做罗斯福路。我所住的南海路，正好与罗斯福路交叉。罗斯福路又宽又长，分为四段。与南海路交叉的是罗斯福路一段，沿着罗斯福路往前走，走过二段、三段，来到四段的时候便可以见到台湾大学的校门。
如今，中国内地的大学很讲究校门，花几千万元人民币建造一个气魄宏大的校门是常事。然而，作为台湾第一号大学的校门，却是那么的不起眼，大门口有一座半圆形碉堡式建筑，用褐黄色的砖头砌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在这半圆形碉堡上方，写着“国立台湾大学”六个字，如此而已。
台湾大学确实有些年头了。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建校于1928年。日本当时建立了九所“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是其中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政府在这年11月15日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经改组之后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不过，台湾大学仍把1928年作为自己创办的年份。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台湾大学医学院，前身是创立于1887年的日本人山口秀高在台北病院开设的医学讲习所，1899年正式成立总督府医学校，1936年并入“台北帝国大学”。
台湾大学校门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建校时建造的。校门对外朝向西南方，位于罗斯福路与新生南路交叉口，以罗斯福路为主要的出入口。进入校门后道路则转向东方，据说这象征“帝国东升”。
1998年，经台北市政府把台湾大学定三级古迹，从此台湾大学校门成为台北市的文化遗产之一。
2007年12月16日，台湾大学园艺系的研究生谢小姐陪我和妻参观台湾大学。走进大学校门之后，倒是颇有气派，一条笔直的大道两侧，种着两行高大、笔挺的椰子树。这条大道因而得名椰林大道。椰林大道是台湾大学的主干道，一幢幢红棕色的大楼分列于椰林大道两侧。在椰林大道的尽头，则是学校的图书馆大楼。
谢小姐不仅在台湾大学就读，而且她告诉我，她家就在台湾大学附近，从小就在这一带长大，所以对台湾大学非常熟悉。谢小姐告诉我，椰子熟了的时候，从高高的椰子树上掉下来，发生过落椰伤人的事故。尤其是有些人喜欢把轿车停在椰子树下，曾经发生过多起落椰砸车的事故。后来，学校就禁止在椰子树下停车。在椰子成熟的季节，师生们也注意跟椰子树“保持距离”。
谢小姐指着那一幢幢红棕色的大楼告诉我，那是文史院，这是土木工程系，这些大楼都是日据时期盖的。这些楼房如果有损坏，往往修理的时间很长，因为所用的砖头必须请工厂按照原样定做，因为这些砖头在现在的建筑市场上已经“绝迹”了。
谢小姐带领我们去校门口旁边的一座希腊式纪念亭。这座由十二根花岗岩罗马柱支撑的石亭，名叫傅园，因为纪念亭里安放着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的灵柩。
傅斯年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台湾大学历任的校长之中，傅斯年的任期算是很短的。他在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前后不足两年。然而，他却是对台湾大学影响最大的校长。正因为这样，台湾大学的学生们一提起校长，第一个要提到的名字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正值台湾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蒋介石正带着一百五十万军政干部从中国内地败退台湾，台湾的社会秩序处于混乱不堪的时刻。这时候，国民党政府请出傅斯年坐镇台湾大学，为的是压住台湾教育界混乱的阵脚。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七世孙，著名的史学家。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的时候，便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赴欧学习，前后达六年半时间。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傅斯年不仅与蒋介石有着许多交往，跟毛泽东也有着交情。毛泽东在年轻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傅斯年常来借书，与毛泽东相识。1945年7月，傅斯年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从国统区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以促进国共和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斯年曾经与毛泽东彻夜交谈。当时，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连忙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归来的傅斯年，经过多次推辞未成，最后才同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翌日，报纸刊登了机场贵宾室的照片，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坐在那里交谈。傅斯年作为台湾大学校长，论官衔不及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为什么报纸却刊登他与蒋介石、麦克阿瑟并排而坐的照片？原来，那天文武百官均垂手而立，唯傅斯年跷着右脚、手握烟斗坐在沙发上。记者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担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决心要以北京大学为楷模，把台湾大学办成“孤岛上的北大”。
傅斯年强调，不能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工具。他在台湾大学发表演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傅斯年在当时甚至拒绝三民主义进校园，这是很不容易的。
傅斯年提倡简朴的学风。他曾经以学校的名义发布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在傅斯年的倡导下，台湾大学成为当时台湾难得的一片学术净土。他说：“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有议员质问台湾大学发生的教育器材的失盗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本来就对校内那些盗窃器材的不肖之徒极其痛恨，曾经一再要求清除台湾大学里的那些败类。这时，他非常激动地站起来答复，突发脑溢血，倒在省议会大厅。当晚不治而逝，年仅五十四岁。
在傅斯年殉职之后，人们这样评价他：“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纯净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在参观了“傅园”之后，谢小姐带着我参观位于椰林大道之侧的“傅钟”。那是一口高悬的铜钟，在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就有了。傅斯年上任之后，要求这口铜钟在上课或者下课时，各敲二十一下。为什么只敲二十一下，而不是二十四下？傅斯年说，台湾大学的学生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应当有三小时用于思考，所以只敲二十一下。从此台湾大学一直遵循傅斯年制定的这一“敲钟规则”，并把这一铜钟称为“傅钟”。
傅斯年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大学。直至现在，像谢小姐这样的年轻学子，一提到傅斯年，仍如此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傅斯年精神的感人至深。
台湾大学如今在人文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及物理科学这四大领域中，处于台湾学术界的领先地位。
最使谢小姐引为自豪的是，台湾大学不仅有傅斯年那样的大师级校长，而且在台湾大学的校友之中，拥有众多社会精英。其中，国民党主席连战、马英九都毕业于台湾大学，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及“四大天王”中的三个――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也都是台湾大学校友。李登辉、李远哲（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辜振甫（前海基会董事长）也是台大毕业的。台湾大学的校友还有作家李敖、白先勇、余光中，歌星、影星周华健、苏有朋……确实，台湾大学如傅斯年所期望的，成了“孤岛上的北京大学”。
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
在台北阳明山，我访问了著名作家林语堂漂亮而典雅的故居。
林语堂故居坐落在风景如画的阳明山的半山腰，仰德大道二段一四一号。这幢独立的小院，是林语堂先生自己设计的。这座小院建于1966年，林语堂的最后十年就在这里度过。
这座别致的小院既有中式的屋檐、蓝色的琉璃瓦、四合院，又有西班牙式的螺旋形圆柱和设计风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之作。
屋如其人。主人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却常用英文写作。他的名言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挚爱故国不泥古，乐享生活不流俗。
林语堂先生是福建龙溪（漳州）人，1895年生，先后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二十八岁获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
他曾创办的《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代表作《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拥有广泛的影响。他曾四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林语堂的书房里，保存着他的著作的各种版本。林语堂一生大约写了六十本书。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林语堂著作七百多种，包括二十一种文字，几乎囊括世界上的主要语种。
在走廊的墙上，如今贴着林语堂的著作年表。
有所为，有所不为，林语堂先生把自己的书斋称为“有不为斋”。墙上那块“有不为斋”横匾，当年挂在他上海寓所里，后来被他带到台北。
他的书桌上放着英文打字机。他晚年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用这架打字机打出来的。
林语堂先生不仅是作家，他还是一位发明家呢！在他的故居里，陈列着许多他的发明。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醉心于制造中文打字机。为了制造中文打字机，林语堂设计出检字分类方法，据说那就是后来中文打字机的雏形，可惜当时因战乱而无法成批生产。他还发明了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
林语堂的卧室显得很简单。床头，放着夫人廖翠凤女士的照片。
坐在宽敞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山下的台北市。
两层的小楼，“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客死于香港。4月1日，林语堂遗体运回台北，安葬于故居后园。
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女士捐出林语堂的藏书、手稿、用品等大量遗物给台北市政府，在1985年成立“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
如今，这里经常举行文学讲座、研讨会，成为台北的一道文学风景。
（责任编辑/刘晨芳
电子邮箱：jinlingzi1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