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在上海出生，而父亲在我出生七天前被调往江西。我出生不到一百天便因叛徒出卖同母亲一起坐了牢，后被组织营救。母亲为了我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把我送回了湖南老家，我在老家一直待到十五岁。1946年7月11日，父亲派人将我和妹妹远征接到延安，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1950年10月27日，父亲因病溘然长逝，时年四十六岁。尽管这一生中，我从认识父亲，到父亲病逝，才仅仅四年三个月，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但父亲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他为党、为人民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影响着我；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温暖友情，还有我亲眼目睹的他们的生死情谊，更是激励我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父亲见面的情形。母亲带我进了延安城，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中吉普在我们对面停下来，母亲忙告诉我：“快，去叫爸爸，那个刚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我看到爸爸果然像人们告诉我的那个样子，只是觉得他那身灰布军装不那么合体。我快跑几步，真想大声呼唤十几年来默默想念的爸爸，可终因从未叫过爸爸而没有张开口。这时，父亲伸出双臂，把我拥进他宽阔的怀抱，连连说道：“大女儿！你回来啦！大女儿，你回来啦！”
我扑在父亲的怀里，流着幸福的眼泪，感觉到自己再也不是孤儿了。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时，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当年，父亲把我送到延安中学读书。我们全部住校，吃延安当时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的最低档。一次，我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我的同学――刘少奇的儿子刘毛毛就向食堂要了点儿面粉和盐，煮成糊糊给我做“病号饭”。学校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了父亲和母亲，请他们接我回家治疗。可是父亲既没有派人来接我，也没有派人来看我。我很不开心。星期六，父亲派人接我回家了。一见面，父亲看我真的是病了，心疼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接你，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我这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这次，父亲留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我身体好一些了，又马上让我回学校去，并嘱咐我说：“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我们搬到北京后，全家团聚了，尽管我们姐弟仍旧在学校住宿，但每周六都可以回家。这一段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我们进行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刻苦学习的教育。
家住景山东街时，住房是有电灯的，一搬来，父亲就告诉我们“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提醒大家。至今我仍未改这个习惯，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有几次，母亲让我和妹妹把破旧衣服拿出来打袼褙做鞋底用，父亲走过来一一翻拣着，拿起这件说，领子破了可以缝缝，拿起那件又说，这件袖子可以补补穿，还时不时地自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结果，我们那几件破旧的衣服总是挑来拣去舍不得毁掉。
受父亲的影响，读书时，我从不主动向母亲要一分钱。有时父亲和母亲忘记给我车票钱，我身上有三分钱就乘三分钱的车，其他路程就步行，遇上一分钱也没有时，就全程步行。成家后，经济比较紧张，我带着孩子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国家还没有提出废水冲厕所时，我就用废水冲。这些好习惯，我又传到了孩子身上，孙女身上。我的儿子小时候穿旧衣服，军事博物馆的同事问：“你妈妈怎么把你打扮成这样？”儿子骄傲地答：“我向雷锋学习。”我的孙女考大学时，非要到湖南去读书，去她太爷爷生活的地方。
亲密战友毛泽东黯然扶柩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46年7月11日，也就是我到延安的第一天。因为我不是孤儿，我也有爸爸妈妈啦，我高兴得实在吃不下饭，就独自跑到院子里四处张望。就在这时候，毛主席走到我身边，用浓浓的湖南腔问我：“你是谁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刚回答完，父亲就从大礼堂走出来，看到我和毛主席对话，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们跟前，对我说：“大女儿，我们延安有个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这就是毛主席，快点叫毛伯伯呀……”我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声毛伯伯。毛主席抚摸着我的头嘘寒问暖：“你就是你爸爸常念叨的大女儿呀，一路很辛苦吧，这些年想爸爸妈妈了吧？”
后来到了王家湾，每次走过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办公住宿的地方，父亲都再三叮嘱我和妹妹：“这里是毛伯伯、周伯伯我们办公的地方，为了解放全中国，任务很艰巨、很辛苦，要保证他们休息好，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工作。你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大声讲话，更不能随便打闹，走路时，脚步一定要放轻……”
父亲不但这样告诫我们，他自己更是十分注意。有时，早上起得很早，他唯恐影响别人休息，索性就从我们住的窑洞窗口爬出去。当他要咳嗽时，忍得住，就走到离窑洞远远的地方咳嗽；实在忍不住，就用毛巾捂住嘴。父亲的行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位倒下去的创业者。我亲眼见毛主席满面戚容地扶柩送父亲西行。
他们曾是“校友”，但他们更是政治上的同志。在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几十年中，他们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他们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更多的是统一认识后的全力相互支持。他们在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拼搏的年月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成为亲密的战友。
1949年，新年伊始，北平解放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但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却更加严重了。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父亲休息养病。
毛主席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在指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特派专人给在玉泉山静养的父亲送来一缸金鱼，并附函：
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毛主席专电斯大林，商量父亲去苏联治疗一事。父亲赴苏前，毛主席专程来我们景山东街的家中送行，并再三叮嘱父亲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年底，毛主席赴苏访问。当时，父亲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主席到医院检查身体，并看望了父亲和其他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1950年年初，当父亲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主席又一次专程去看望了父亲。当苏联医生告诉他父亲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父亲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一心想让老战友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主席听说医生不允许父亲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父亲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饭桌上，父亲向毛主席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且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
毛主席很赞赏父亲的远见卓识。他不无风趣地说：“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吃黄油面包，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1950年5月底，父亲从苏联返回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主席同中央商议，同意父亲每天工作四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父亲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五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八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八小时以上。
对父亲的去世，毛主席十分悲痛。父亲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即成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9时，毛主席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毛主席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主席还亲笔题写了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主席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立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生死之交周恩来掩面号啕
我这一生见过周恩来无数次，并有幸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时与他和父亲同住在一孔窑洞里。我曾为他们消灭蚊子、烧死臭虫；我生病发烧，他亲自为我用冷毛巾敷头降温。我熟悉他温文尔雅的亲切微笑，习惯他叱咤风云又镇定自若的伟岸气魄……但是，在我二十岁那年的10月27日，我却亲眼目睹了他震撼山岳的情感爆发――掩面号啕，当着我们这些晚辈！
那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母亲和我们都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悲痛思绪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抽出时间自己来到景山东街我们的住所，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和母亲亲切地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坐在沙发上，就像二十几年后身患癌症时他斜靠沙发背，左手放在扶手上人们熟悉的姿势一样。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他放声号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号啕大哭！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男子汉的大哭，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人们敬爱的周总理！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就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她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与父亲，作为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中年的奋斗经历，在为了实现共同理想的拼搏中，他们几十年间生死之交的那份战友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寻觅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他俩曾像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了，对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为此，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承担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使命。3月5日，父亲偕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
1939年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疾之虞。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莫斯科治伤。9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两人在异国重逢了。周恩来一见父亲，便大步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而父亲，首先注意的是周恩来屈伸困难的右臂。
“很痛吗?”父亲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父亲叮咛周恩来安心养伤。可是永远闲不住的周恩来怎能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呢？除了必要的治疗，他马上开始了工作，在病床上还和父亲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的困难。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这一时期，他与父亲分工合作，他负责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父亲一边与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做回国准备。
工作空闲，是两个战友、两个家庭及与其他旅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相聚的绝好机会。至今我家还珍藏着三张那个时期他们的合影。
有一张是我最喜爱的，并常常翻出来细看。那是一张呼之欲出的父母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四人合影。父亲与周恩来分立两侧，母亲与邓颖超并肩站在中间。邓颖超微侧身躯，右手亲切地搭在个子稍矮的母亲肩臂上，四张含笑的面庞留下了永恒的一瞬。特别是周恩来，虽着深色的西装，却难以遮挡他精明干练的朝气；恰成比较，一袭浅色西装的潇洒同样无法改变父亲的谦虚与稳重。
父亲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因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恐出意外，他们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父亲个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因为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身份，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父亲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机要材料，都由周恩来带在身边的小皮箱内。
1940年2月25日，父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一行九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此后，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奔波于统战前线；父亲则一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过起了延安党中央这个“大家”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父亲和周恩来才又相处在一起。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人分两地，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毛主席、周恩来和父亲三人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
还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不受惊动多睡一会儿，他不走过道，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
从这年11月，父亲高血压的病状越来越重，断断续续。开国大典时，因血压高与糖尿病的纠缠，父亲未能登上天安门。为此，中央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那阵子，周恩来常来家中探望，并亲自将护照带给父亲。
父亲在苏联治病期间，正值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谈判并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一方面还要到“苏维埃”大旅社指导李富春等人的工作。就是这样，他也要抽空儿去看望父亲。
父亲逝世后，周恩来亲视入殓，亲手为他覆盖党旗，并为父亲题词：
纪念任弼时同志，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四十多年过去，阅历与生活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但非常遗憾，至今，关于父亲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他们之间的了解、信任与真情，我不了解的真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两位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又内向、深沉的人，生前无机会、也不可能让我了解更多！
忘年之交朱德白发送青丝
1946年7月11日，我到延安见到父亲后，父亲将我领进了中吉普车，中排就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我坐在前排爸爸妈妈的中间，我憋足了劲，当我喊出“爹爹”两个字（湖南老家叫爸爸都是爹爹）时，我的爸爸根本不理我，而后排的朱德答应了。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回头望着他。妈妈忙给我解释说：“大女儿，这是我们延安的总司令，延安的小朋友都叫总司令‘爹爹’，所以他以为你是在喊他。”“爹爹”抚摸着我的头，用浓重的四川腔说：“大女儿，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你高兴吗？”从那一天起，我不仅有了爸爸，还有了爹爹。
母亲家客厅的迎门墙上，至今仍高高地悬挂着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生活照。多少年了，总司令开怀地笑着，关注着这个家，关注着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那样子就像要从照片中走下来，走进这个家！
听母亲说，父亲和总司令最早见面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父亲刚到中央苏区，在青塘，鼎鼎大名的朱德给父亲的印象哪里有一点儿曾在旧军队当过旅长的影子！四十五岁的年纪，征尘的岁月把皱纹留驻在眉宇间，一身红军制服，腰束皮带，胸前挂着一个老式长筒望远镜，体格结实魁梧，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朴实。而父亲却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年轻，二十多岁恰是风华正茂，颇具斗争经历的稳重与成熟，却也难掩学生出身的那股书生气。但是，就是这两个表面如此差异的人，在他们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却结成了忘年交。
1935年11月，父亲与贺龙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长征，北上抗日。这时，毛主席、周恩来等率领的红一、红三军团已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朱德却在四川阿坝一带同张国焘南下行动及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1936年3月，父亲他们到达黔滇边境。总司令得此信息，为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其早日北上，即与刘伯承商议，力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两次发电要父亲率军前来。于是，父亲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于4月25日始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进入了藏民区，并于7月2日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前，父亲对张国焘对抗中央、反对北上、另立中央以及发布“大军南下令”攻击污蔑中央红军等完全不知。他们与毛主席、周恩来联络中断很长时间，只在1935年9月收到一封周恩来的明码电，却不知密码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被张国焘带走。
此次相见，距青塘初识已五年有余。当年文质彬彬的父亲经过艰苦的浴血征战的军旅生活，变得更加成熟，进一步赢得了朱德的信任。
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和贺龙等，并拿出一大沓文件给父亲看：有政治局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朱德沉重地对父亲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父亲等得悉事情真相，坚决站在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坚强团结的基点上，同朱德、刘伯承及部队众多指战员一起，与张国焘宗派分裂活动作了一系列的斗争。会师第二天，即召开庆祝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父亲也讲了话，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父亲不仅态度鲜明，更在行动上给朱德以全力支持。不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父亲按照朱德的意见，离开了红二方面军，随同他和张国焘一起行动。
许多年以后，总司令曾说过：“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踏上了北上的艰苦历程。茫茫草地，一片泽国。脚下是腐草和臭水遍布其间的�人的泥淖；举目四野，浓雾迷蒙，灰秃秃满眼，难以辨明方向；空中时而细雨清风，时而雪花飘飞，时而又大雨滂沱。这是长征以来所遇到的气候最恶劣、道路最艰难、食物最缺乏的一段行程。
正在行军极艰苦的时刻，一天，露营处传来一阵富于生命力的婴儿啼哭声，母亲生产了，把我大妹带到人世。望着草天一处的漫漫征途，父亲给她起了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远征。听到哭声，朱德赶忙来到母亲身边，抱起还不会睁眼的婴儿，看看虚弱的母亲，乐观地笑着说：“哭得还蛮有气派哩！”随即，放下嗷嗷待哺的妹妹，扛着一根竹竿、拉着父亲顶着细雨寻找小水塘，去为母亲钓鱼！这件事，我从母亲口里听到若干遍了，可每每母亲讲起它，总是充满感激，她常说：“那鱼汤，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鲜美、最温暖的鱼汤。”
终于，志同道合的他们并肩走出了草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并大举进攻，华北危机，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战前线。
9月15日，朱总司令和父亲等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到山西侯马，他们转乘火车北上，开始了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的历程。他们并肩策划战役，共同签署训令，他们吃住生活在一起，形影相随。
父亲表面严肃，内心活跃；总司令平易近人，忠厚温和。紧张的征战之余，他俩喜欢和战士闲谈、娱乐。青年人喜欢玩球，总部机关人员就组织了篮球队。三十三岁的父亲不但参加，并且指示不论走到哪里，一定带着篮球。有条件时，就随便找一块平地，借老乡一块木板，上面钉个铁圈便一切就绪。而年逾半百的总司令也成了球场上的“常客”。只要有球打，便可常见他穿着单裤、胶鞋赶到“球场”。
最富戏剧性的场面是总司令与父亲同时上场。每到这时，观众比运动员还激动。比赛时，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各据一方。为了让战士们消除拘束，他俩各自叮嘱一方人马：打球如打仗，不能讲客气，球场上是没有什么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的，谁也不能丢球！
这一来，战士们放开了手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父亲依仗年轻，动作灵活，而朱德身大力不亏，也不示弱。高潮当然是他俩争球，那份认真、专注、毫不相让的一举一动，常常引发观众阵阵欢笑。观众变成拉拉队，既是总指挥的，又是政治部主任的，人们忙不过来地喊着：“总司令加油，加油……任政委加油，加油……”
转眼到了1938年2月，父亲奉命离开山西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又去共产国际，直到两年后才回国。
总司令与父亲有机会再度朝夕相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紧张地指挥三大战役之际。
他们喜欢在驻地周围散步，我亲眼见到他俩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手牵着手，一会儿臂搭着肩，倾心交谈。据说，总司令曾叫父亲“被子”。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说父亲对战友就像“被子”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就像“被子”一样默默地给人以温暖。
的确是这样，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从来不爱张扬。一件往事，我多次听戴镜元部长讲起。
1948年12月6日上午10点左右，总参二局局长戴镜元忽然接到父亲亲自打来的电话：“我和总司令下午3点到你们那里看看。”下午3点半左右，他们果然到达。由于当时父亲主管二局工作，常和总司令来视察。一年几次与同志们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工作，习以为常。因而，这次也没感觉出什么异样。照例，他俩一到先听汇报，然后到基层各个部门一一看望同志们。他们不但对具体工作作出指示，对同志们的生活同样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看到办公室烧煤炉子，就亲切地叮咛大家要常打开窗子换换空气；看到有的办公室房子太小，过于拥挤，就提出要作适当调整，等等。
晚上8时，从各个业务办公室巡视回来准备吃晚饭时，父亲忽然问戴镜元：“有挂面或者面条没有？”戴镜元虽然不知父亲何故忽然要吃面条，但还是立即答道：“有面条！”说罢，他马上到伙房告诉炊事员：“快！你赶快做面条，我给你烧火！”直到他端来一面盆面条放在桌上，父亲才揭开谜底：“今天是朱总司令的生日，他不在西柏坡过，而来二局，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呀！”同志们非常感动，当即每人一碗，吃了朱总司令的寿面。
当晚二局的同志们马上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祝贺朱总司令六十二岁寿辰。晚会热烈、轻松，欢快异常：有唱歌、跳舞，还有陕北秧歌……一直到下半夜3点，大家才尽兴散去。
这就是父亲为他的忘年交设计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隆重得不能再隆重的共产党人的寿辰祝贺，而留给同志们的则是一生无法忘却的纪念。这次的活动，我也参加了，所以永不会忘。
这事过去三个月后，1949年3月，父亲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万众的欢呼声中进了北平城。
不料，参加西郊机场阅兵式后，父亲再次发病，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一百五，脉搏每分钟一百一十次以上。党中央书记处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这次，全家陪父亲住在了西郊玉泉山。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却松树枝头不时传来几声鸟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噪声干扰，经过一段静养，父亲的饮食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总司令来的次数更多。每次，朱老总都要给父亲带些他最爱吃的东西。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舒心惬意。
父亲和总司令，一个生在湖南，一个长在四川，年龄相差十八岁，简直就是两代人，然而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此外，对散步、打球、打猎、下棋、照相、篆刻、吟诗、习字等几乎都有同样浓厚的兴趣。难怪人们说他们是“如火如花的老少年”。
一天，朱总司令又来到玉泉山。父亲兴致很高。我们也都为父亲身体有所好转而高兴。父亲建议开一个家庭音乐会。他自己亲自上阵钢琴伴奏，让我拉小提琴，总司令带妈妈和弟弟远远、妹妹远征小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了没两句，父亲也放开喉咙用俄文和起来。接着，我们又唱了两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
歌声飞过窗棂，飞向山谷，飞向沃野蓝天。
……
1950年10月27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突发脑血管意外的父亲病情急剧恶化，连日来，毛主席、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先后都来看望父亲。但他已半身瘫痪，不能言语，只凭一只可以活动的手，与同志们握一握，再眨眨眼，对同志们的关切表示感谢。很快地，父亲进入弥留状态，偶尔努力睁眼看看大家，更多时间是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中午12点，又一辆汽车停在门外，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司令，得信立即赶来。六十四岁的他大步流星奔进屋内，大声呼唤：“弼时，弼时同志，我来啦，我在这里……”
话音未落，人才刚刚走到床脚铁栏杆处，弥留中的父亲听到呼唤，猛地坐起，睁开双眼，伸伸手，总司令马上绕过栏杆抢步抓住父亲的双手！
父亲突然倒下。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我知道，父亲要走了。我这一生只见过两次这样的情景。第一次，是七岁那年，我还是不懂世事的孩童，与奶奶相依为命。不料奶奶生病了，病势日渐沉重。一日晚上，亲戚们把我放到另一间房睡觉了，只告诉我奶奶病重。小孩子的我，哪里知道那天晚上会是奶奶生命旅程的最后！半夜，我突然被人摇醒：“快！快起来！”说罢就把眼睛闭合的我抱着，来到奶奶房中，只见奶奶床前围着的许多亲戚，马上让开空地说：“来了，来了！”这时我已清醒，跌跌撞撞地奔到奶奶床头。也是这般突然，卧床多时的奶奶“忽”地猛然坐起。大人们马上把我推到她身边。我大声地喊着：“奶奶！奶奶！”奶奶攥着我的小手，突然倒下，瞑目了……
许多老人都这样说：人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有他心里最记挂的人，看不见这个人，他是不会咽气的！
奶奶是记挂着我的！
父亲呢？父亲记挂着总司令！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总司令沉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二十多年的忘年战友致军礼告别！白发送青丝，那是一番何等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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