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茅盾先生生前留下来的六大箱档案资料，由其子韦韬经手，捐赠给了茅公家乡――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韦韬说：“这意味着从1981年父亲去世到现在，二十六年来我为父亲所做的事情终于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作为茅公的独子，韦韬被父亲称作是“我大半生活动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那么，在儿子眼里，这位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被称做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丰碑的父亲，又是怎样的形象呢？2008年早春的一天，笔者在位于京郊的韦韬先生的住所，聆听了八十五岁高龄的韦老讲述对父亲的记忆。
在我幼年记忆里，父母亲整天是忙忙碌碌的
我是1923年出生的。印象中，我和长我两岁的姐姐是在奶奶的教养下度过幼年时期的。从我记事到背上书包上学的那四五年，父母好像整天忙忙碌碌。那时我们住在上海，父亲却多次离家，去了广州、武汉、日本，少则半年，多则两年。我长大后才知道，去广州，父亲是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母亲一起去武汉，是参加1927年的大革命；而去日本，则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父亲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但许多人却不知道，他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年，父亲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来到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后又主编《小说月报》。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读到《新青年》，这激起了他在各种思潮中寻求真理的欲望，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父亲见到了陈独秀。因为志趣相投，父亲顺理成章地担当了《新青年》的“铁杆”撰稿人。1920年7月，陈独秀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父亲也加入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父亲成为第一批党员之一。
1926年10月，父亲在母亲陪伴下，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任教。不久，又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血腥镇压起义工人，《汉口民国日报》开始整版刊登讨伐蒋介石的文章。1927年7月下旬，父亲奉中央之命赶到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但因交通阻断滞留，不得不转道回到上海。当时，父亲已被列入南京政府通缉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名单，处境十分危险，无奈只得隐匿家中，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并开始了文学创作。
我和姐姐很奇怪，父亲怎么不出门了？天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他写作时，我和姐姐只要听见鸡毛掸子敲桌子的声音就乖乖闭嘴，不敢再吵闹。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敲桌子只是提醒我们小声点，别影响他写作。不过，那一阶段我们却有了与父亲难得的亲近机会。他对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不闻不问，却鼓励多看书，让我们到书架上找自己喜欢的书看。有一阵子，我对美国房龙著的《人类的故事》看入了迷，父亲发现后又悄悄地买了房龙的另一本有关世界地理的书《我们的世界》让我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唱《国际歌》，我和姐姐年龄虽小，但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歌，是很神圣的歌，只能在家里秘密唱。那是父亲对我和姐姐潜移默化的政治熏陶，在学校游戏时，同学们分两派“玩打仗”，我总是加入“共产党”那一派。
长成青年时，父亲把我和姐姐送到了延安
1928年夏，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父亲被迫流亡日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30年4月初他才回到祖国，继续文学创作。
抗战期间，许多地区相继沦陷，父亲考虑上海不能久守，就把奶奶送回桐乡老家，带着一家四口，开始了战时的流浪生活。1939年年初，我们全家从香港经昆明、兰州，飞往新疆。当时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这个“土皇帝”利用“进步”外衣作伪装，暗地里却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受蒙蔽。随着一些进步人士陆续被捕，父亲的处境也日益险恶。1940年4月，奶奶在家乡去世，父亲趁机向盛世才请假奔丧，这才让我们全家得以离开新疆。一年的经历，总算有惊无险，6月，全家终于平安抵达延安。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在延安，我们真正感受到抗日的热情，全家都希望能在这里常住。父母住在鲁艺的窑洞里，父亲一边授课，一边筹划去华北前线看看。我和姐姐则分别进了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姐姐在女子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她本来天赋就高，中学时英语成绩已经很好，在新疆的一年，父亲还特意请了一位俄罗斯族女教师教她俄语，所以她很快就转入军委俄语专训高级班学习。
在延安才住了半年，周恩来就从重庆发来电报，希望父亲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并希望父亲到那里工作。母亲坚决要和父亲偕往，她认为，孩子已经大了，又有组织照管，留在延安让人放心。而父亲体弱多病，身边更需要有人照顾。父母去了国统区，奔波于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夜深人静时，他们最牵挂的就是远在“天边”的儿女。父亲曾写诗寄托思念之情：“……桓桓彼多士，引领向北国。双双小儿女，驰书诉契阔。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与硕。中夜起徘徊，寒�何凄切！”
1944年，姐姐在延安结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延安的干部纷纷被派往新开辟的地区工作，尤其是东北地区，更需要像姐姐这样精通俄语的干部。姐姐当时已经怀孕，为了去东北，在没有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形下仓促地决定做人流手术，却不幸在医疗事故中去世，年仅二十四岁。父母只有两个孩子，父亲又格外心疼聪明、懂事的姐姐，女儿去世这个打击，成为父母心中永远无法熨平的伤痕。不久父亲在为萧红《呼兰河传》作序时，借题发挥，表达了对女儿的深切怀念：“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更不幸的是，1949年4月，姐夫在太原前线采访时又光荣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姐姐去世后，为了减轻父母的痛苦，我到重庆在父母身边陪伴了两个月。那时父亲萌生了让我继续上大学深造的想法，而我却急于要回解放区，想为开创新世界尽一份力。虽然刚刚失去女儿，父母却并没有执拗地要让唯一的儿子留在身边，最终还是满足了我的愿望。
解放战争中，我一直在东北的新闻战线上工作，后来又南下到汉口，在《长江日报》担任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阴差阳错，我当上了没有扛过枪的人民解放军。那时我已结婚，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父母在北京，每年我们夫妻只能利用春节的几天假期到北京探望父母。1958年，我调到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一家一直伴随在父母的身边，慰藉着他们寂寞的生活。
我成年阶段的大部分时光，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
母亲年轻时，为了参加革命活动，不愿意多要孩子，还常说“一儿一女一枝花”，不料，姐姐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们，给父母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没有参加工作，而父亲担任文化部长，公务繁忙又常出国，母亲不免孤单，便盼望着第三代快点出世。经不住母亲的敦促，我们的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家里有了生气，母亲也开始忙碌起来。
1965年元旦，我们照例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过年，母亲悄悄对我说，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父亲作为在位十五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看来“罪责难逃”。果然没过几天，报上就公布了免去父亲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消息。不久，电影《林家铺子》作为毒草遭到批判，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矛头是对着作品的原作者茅盾先生的。
不过父亲却很平静，一切照旧，有时还早起为上学的孙女煮牛奶。在我的感觉里，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一直不太管孩子，我和姐姐都是在“放羊”的状况下长大的。但父亲对孙辈却百依百顺，似乎想在第三代身上，弥补当年未能在儿女身上倾注的爱。那时从外表看，父亲对报刊上批判文章的关注程度，远不如对孙辈的关心。我儿子小宁有一天抱回一只花猫，担心大人不让在家里养，父亲却很赞赏，还帮着给猫找窝，训练猫在簸箕里排便。产小猫时，父亲竟张罗着布置“产房”。我女儿小钢好静，喜欢看书，父亲专门为她制订了自学计划，还选了一些古诗文，用毛笔工整地誊抄下来，装订成册，耐心讲解。
1966年，“文革”开始，抄家、批斗、扫地出门的事件频频发生，这种动乱也波及我家。8月30日早晨，一群红卫兵闯进家门，说是来清查“四旧”物品的，领头的还举着一把日本军刀。虽然他们没有打人，只是将翻出来的物品封存起来，但这次抄家却对母亲刺激不小，此后她始终心有余悸，身体也日益虚弱。母亲患糖尿病需要经常注射胰岛素，父亲便自己学会了打针，甚至一夜数次起来照顾她。那段时间家里的不幸接踵而至，我受审查，大女儿未成年就要上山下乡，妻子不得不撇下出生才四个月的小女儿去干校。1969年国庆，父亲没有像往年那样接到去天安门参加庆典的通知。时隔不久，警卫员撤走了，专车也取消了，连每天的两大本《参考资料》也停送了。前文化部长、蜚声海内外文坛的作家，就此销声匿迹。母亲为此惴惴不安，生怕哪一天会冲进一伙人把父亲抓走。一连串的不幸击垮了母亲，1970年1月29日，母亲停止了呼吸。母亲的去世，是对父亲最沉重的一击，他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次生病是最危险的一次，好在治疗及时，最终转危为安。我们实在放心不下孤单一人的父亲，于是把自己那套单元房交还给公家，一家人搬到父亲家，陪伴他度过动荡的晚年。
父亲以前从来不跟我们聊天，“文革”后他过起了赋闲的生活，母亲去世，更让他寂寞孤单，与我们的闲谈这才多起来。
我们一直动员父亲写回忆录，但他一直未答应。父亲认为，写回忆录不能单凭记忆，需要查阅过去的报刊作为印证和补充，而当时这根本做不到。1976年初，父亲突然告诉我们要写回忆录了。他说，按现在的政治局面，“文革”不知要拖到何时结束，我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所以考虑现在就把回忆录写出来，即使不完整，也好留下一个历史见证。
父亲的回忆录最初采取的是录音与笔录同时进行的方式。父亲利用晚上和上午时间构思，午休后开始工作。我负责录音，妻子和小钢负责记录，每天进行两个小时。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群众自发的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上级挨家挨户通知，不准到天安门。接到通知这一天，父亲向我们宣布，“放假”三天，让我们也去参加天安门的活动。父亲对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赞叹不已，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信号。
到5月底，口述录音终于结束了，整理出来的笔记父亲却并不满意。他认为，只叙述了经历，但缺乏文采，录音作为资料保存可以，用来创作则无法表现作家的风格，于是决定亲自动笔，重新撰写。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鼓励健在的老同志写回忆录，以抢救文化遗产。父亲撰写工作的大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特别是我和妻子相继由组织出面，调到父亲身边，专门帮助他收集整理资料，父亲的写作速度才明显加快。
撰写回忆录是父亲晚年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但毕竟年老体弱，靠着与衰老的顽强拼搏，父亲每天平均完成八九百字。1981年，在他住进医院的最后日子里，回忆录是他最牵挂的事。他状态好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他的计划：“如果4月出院的话，到10月正好半年，这样就可以把回忆录写完了。写完一点，我的精神负担就减轻一点，全部写完，就全部解放了，那时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等到那一天，1981年3月27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终究没能亲自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仅完成了一半。但父亲所做的准备工作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年限，正是父亲的充分准备以及1976年留下的口述录音，给了我们勇气，使我们在父亲去世后，大胆地拿起笔，按照父亲的写作思路，续写完成了父亲的回忆录，了却了老人家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
到了晚年，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父亲做事
父亲去世后，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也是很多关心、爱护父亲的同志们的共同心愿，就是要把茅公一生所做的事情发扬光大；把他所写的东西，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为此，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为父亲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建立茅盾故居，北京建一个，家乡桐乡乌镇也建了一个；第二件是续写完成了父亲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第三件是撰写出版了回忆父亲的几部书：《父亲茅盾的晚年》、《我的父亲茅盾》等；第四件是出版《茅盾全集》，这个庞大的工程2006年终于完成，共有五十二卷，其中《茅盾全集》四十二卷，《茅盾译文全集》十卷；第五件是成立茅盾研究会，对父亲的作品和一生的活动进行研究；第六件是为父亲生前留下来的档案资料找到了很好的归宿，移交给家乡――桐乡市档案馆保存。
将父亲的档案捐赠给家乡，了却了我一桩心事。我手中一直保存着父亲留下来的一些手稿、书籍和文物，这些东西自己保存显然行不通，我的子女也许还珍视，但到了孙子辈、曾孙辈会不会散失呢？这些东西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了一部分，因为它是全国作家的一个“档案库”。上海图书馆也保存了一部分，因为父亲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上海。此外，还有两个故居也保存了一部分。但剩下的大量资料究竟该存在哪里，我一直在选择。2007年春节前夕，家乡档案馆的同志到北京来拜年，提出想把这些东西放到家乡。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到桐乡后发现，这里热爱茅公的氛围很浓，连小学生都对茅公有很好的理解。2006年，父亲的骨灰运回了家乡，如果档案也能回去，让桐乡成为研究茅公、关心茅公、保存茅公档案文物最好的地方，岂不是最好的结果。我整理了两个月，档案竟然有六大箱。桐乡市派一位副市长带队，专门开车进京来接这批档案。听说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小心翼翼，住宾馆时担心放在车里出意外，人拉肩扛，都搬进了房间。他们的工作效率也真高，一个星期后，就加班加点整理清点出了目录。另外还有父亲的谈话录音带、生平及相关活动的照片及研究参考资料，不同时期出版的父亲作品等。此外，还有我姐姐沈霞的日记、作文、信件、照片等。时间跨度从1925年至1981年，整整五十六年。不久他们又出版了《茅盾珍档手迹・游苏日记》，最近又告诉我，已经整理出了十六个专题，将陆续整理出版。能够把父亲的档案保存下来、利用起来，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
常常有人问我，父亲在我眼中是怎样的形象？对我的影响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父亲一直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他的文学成就更是有目共睹，而我认为，父亲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团结至上、平等待人、远离特权、勤俭持家几个方面。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活跃而又复杂，各种学术观点纷至沓来，在论争中，有时就出现超越学术范围，带着宗派情绪的讽刺、谩骂。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挂出“免战牌”，他一贯主张，个人品德与学术观点是两回事，观点争论必须彻底，不搞调和折中，但却不能因观点不同而贬损以至于否定对方的为人。父亲一生结交的朋友可谓多矣，上自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他一律坦诚平等相待。他蔑视阿谀奉承、藏奸耍滑之辈，斥之为小人，而他自己，也总是以此来衡量所结交的朋友。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他内心的感受却是“不会做官也不想做官”，母亲更是希望能在西湖边买一套房子，让父亲安心写作。既然做了“官”，父亲便有意识地远离特权。政府规定，给予高级干部特殊服务，但父亲却认为，凡是私人的需求，一律不能沾公家的光。他一般外出都不带秘书，生活起居由自己料理，公家配备的厨师，他也以“家里人口少”为由谢绝了。父亲的日常生活，可用“俭朴”来概括，但这并不是来自生活的长期艰辛和困顿，而是对人世间贫富、贵贱、荣辱等都洞悉后，自觉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
父亲一生俭朴、不计私利。1980年9月，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的议案送交他征求意见，父亲由此得到启发。他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生活安定，你妈妈又向来节俭，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我当时掌管全家财政，就告诉父亲，大概有二三十万。父亲说，你们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我这笔稿费放在家里也没有用，不如捐出去设立一个文学奖。1981年3月14日，父亲在医院病危时，口述了给中共中央的信，请求党在他去世后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同时还口述了一封致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表达了愿意将二十五万元稿费捐赠给作协，作为长篇小说文艺奖金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长篇小说的愿望。如今，茅盾文学奖已经评选和颁发了六届。
父亲一生著译多达一千五百万余字，但他却在一份个人登记表上这样概括自己的主要经历和文学成就：“1919年参加文学活动，1927年9月起开始写小说，写过一些小说、杂文、文艺评论、古典文学研究等。”寥寥数语带过，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的父亲茅盾，就是这样一个人。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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