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安，是人类艺术天幕上的一颗璀璨之星，我景之仰之。虽然，我和他并不相识，但是，我和他另有一段缘分。 今年，他远行十年了，我觉得他已离开很远很远，又觉得他离我很近很近……
因才情横溢、作品不朽却英年早逝而令世人无限扼腕叹息者，这十年间，伯安先生是极其典型的一位。生前，他淡泊名利，睥睨炒作，甘于“面壁十年”，终将自己的全部激情、全部心血、全部生命和全部灵魂化作了一幅不朽之作《走出巴颜喀拉》。
对于他的人品、人格，对于他的画品、画格，我国文化艺术界的重腕评论家，都站在学术的前沿、世界的平台乃至历史（特别是绘画史和艺术史）的高度，作出了很中肯的评价。比如，刘骁纯称他“是个殉道的艺术家”；翟墨称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林木说“他的生命也将永远与他的不朽的艺术同在”；刘勃舒说“李伯安就是20世纪画坛的骄傲”；刘大为说“李伯安如同一个巨人矗立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冯骥才称他是“罕世和绝代的画家”；黄永玉说“中国，有他一个就够了”；上海时年八十五岁的著名评论家邵洛羊把他和盛唐的吴道子、北宋的武宗元、明末的陈洪绶并称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四根擎天柱”，并说是他们“撑起了人物画领域的朗朗乾坤”…… 这样的盛誉和评价，对于当代画家来说，有几人能够企及呢？
回想起来，伯安先生“面壁十年”的前期，我还在河南日报社任总编室主任。由于伯安先生前自囚艺术牢笼，默然磨剑，了无声息，加上我职守编报夜班，晨昏颠倒，很少涉外，所以我和他不仅无一面之缘，甚至我连他的名字也不曾听闻。
那时候，报社的校对、检查、资料、图书、时事、美术和出版编辑统归总编室领导。一天，美术组组长吴懋祥先生颇为郑重地对我说：“河南美术出版社有位年轻画家，人太老实，平时很少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其实他的画画得相当好！我们的美术专版给他发几幅作品如何？”
吴懋祥先生是位极有声望的著名老画家，我特别敬重他。便道：“您老认为可以，自然可以，当然可以。”后来，作品见报之后，我才知道这位年轻的画家叫李伯安。
事情就这么简单。
时过不久，伯安竟托吴懋祥先生捎来一幅作品赠我。那是一幅四尺斗方，取自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一诗的诗意。虽然笔墨粗辣，构图简略，但一具山石、一丛红叶，已将苍翠寒山、孤烟落日的意境写出来了。特别是那位倚杖老者，长髯若飘，闭目听蝉，仅寥寥数笔，其潇洒的意态，安闲的逸情，旷达的心境，高远的胸襟便呼之欲出了！画幅的右边，除题有“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的诗句外，还特别题写有我的名字，我自然十分珍惜地珍藏起来了。事后，我只给他打了个电话表示感谢，却未能够当面致谢。再后来，我奉命去筹备《大河报》，夜以继日的奔忙使我失去了更多与书家、画家直接接触的机会。
1998年，突然石破天惊：李伯安为百米巨作《走出巴颜喀拉》累死了，年仅五十四岁。犹如响雷炸天，顷刻噩耗惊世！当他的《走出巴颜喀拉》走出他空旷而简陋的画室，走出郑州，走出河南，一步步走向社会、走向全国、走向五洲四海的时候，世界艺术的天幕上，豁然亮起一颗璀璨之星！
这些年来，我时常凝望这颗星，默默地表达我越来越浓的敬重之情，也默默地承受着越来越重的痛惜之情！
敬重，是敬重他的品格。一张报纸的副刊或画刊，要办出风格，办出品位，办出影响，离不开名家、大家的鼎力支撑。报纸上发表了他们的作品，应该表达感谢之情的是媒体的编辑，应该接受感谢之情的是作家和画家，这是很明白的道理。伯安大概受中国“滴水报泉”这一传统美德影响太深太深，硬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受到了别人一点点帮助，就惶惶不安，立即就要酬谢，立即就要报答。仅此，就显现出他的精神是多么无私和纯洁，他的品格是多么值得敬佩和敬重！
痛惜，是痛惜他的早逝。一幅《走出巴颜喀拉》，长一百二十一点五米，高一点八八米，画出二百六十六个真人般大小的人物，且用泼墨和细描相辅相成的艺术手法，不仅构制了极其宏大的场景，而且充满了极其复杂的细节。从1988到1998，他寂然面壁、呕心沥血长达十年。最后，竟一头栽倒在画室门前，将五十四岁的生命一同融入自己的绝笔之中……他赠给我的画，落款时间是“壬申年冬”（即1992年冬），那正是他的创作最繁重、最紧张、最疲劳的时期，他是如何挤出一点儿宝贵的缝隙，如何平缓一缕澎湃的激情，如何利用砚边的余墨，如何吟咏一首王维的诗篇，从而为我创作了一幅韵味隽永的诗意图？这些，我都不得而知。只是，我在想：他的任何一笔一墨，一涂一抹，都会加重他的颈椎疾病，都会增添他的疲劳，都会消耗他的心血……所以，他赠给我的虽然只是一幅斗方，表达的却是连同生命在内的绵绵真情！
伯安，你走得太匆忙、太骤然、太可惜、太叫人难以承受了！
蓦然仙逝作远行，
绝唱一阕成永恒。
生命之火虽短暂，
化作天幕一颗星。
伯安，为你，我永远在凝望着；为你，我永远在思念着；为你，我永远在祈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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