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早晨，上海徐家汇建于1906年的天主教堂里的钟声响了。距天主教堂一箭之遥的一幢高楼里，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教授站在用家庭游泳池改造的大书房中推窗远眺，湛蓝的天空上一群鸽子在盘旋……
叶永烈近来心情很好，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出没风波里》，带着墨香又走进了他专门陈列自己专著的书柜中；这两本书是经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之后获准出版的。
就在这片明朝大科学家、礼部尚书徐光启生活、奋斗过的神奇土地上，叶永烈心系天下，满怀忧患意识地回首历史、展望未来，像老黄牛那样默默地耕耘着，数十年来源源不断地为他所挚爱的人们奉献了一本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畅销书。此刻，叶永烈心潮激荡，他的视线随着远去的鸽群，进入人生的波澜之中――
瓯江之畔的神童
1940年，在日寇铁蹄践踏永嘉（今温州）的炮火声中，叶永烈降生在那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节。
叶家是永嘉的望族，家境殷实。叶永烈之父是县银行行长兼瓯海医院院长，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然而，日军的入侵击碎了叶家的宁静，日军占领永嘉后，将叶家三层楼的洋房作为司令部，叶家老少被迫逃难，其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给幼年叶永烈埋下了希冀民族强盛、立志个人奋斗的种子。
叶永烈兄弟姐妹五人，他位居中间，因天性聪颖深得叶父疼爱。叶永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启蒙，尽管叶父忙于生计，不大管他的学习，但叶父是饱读诗书的旧式文人，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善诗词、书法，尤其是叶父每天早晨组织员工听自己讲解《古文观止》，潜移默化地为叶永烈的心田注入了文学的养料。
一眨眼，新中国建立了，永嘉遂改名温州。少年叶永烈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除了认真念书外，喜欢大量阅读书刊报纸，这使他的视野比同龄人开阔，他的思想比同龄人深邃。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叶永烈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仲春，十一岁的叶永烈背着书包放学归来，忽然窥见家旁边浙南日报社大门口有一只小木箱，他不知其为何物，便向报社门卫请教，门卫道：“小朋友，这是投稿箱，投稿人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的。”叶永烈听毕将信将疑，回家后便心血来潮，挥笔作了一首诗，然后轻松地投入箱内。谁料，一周后叶永烈收到了一封信，信中问他上几年级，说诗写得很好，下周即可见报。是年4月28日，叶永烈的处女作――一首小诗登在《浙南日报》上，并注明作者系十一岁的小学生。这下可轰动了学校，更关键的是从此点燃了叶永烈创作的热情，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这是历史的机遇，亦是人生的机遇，以至几十年后，叶永烈依然不忘当年的“伯乐”――《浙南日报》的编辑杨奔！
未名湖畔的科普作家
1957年9月，跳了一级、年仅十七岁的叶永烈，考进了北大化学系，这又是他人生大转折的一个关键期。然而在报考北大何种专业问题上，父子俩有了分歧，叶父不满叶永烈想读中文或新闻系的志愿。当叶永烈最终选择了化学系时，叶父满怀喜悦地说：“这样很好，念化学将来可以做雪花膏、做肥皂，总有一碗饭吃嘛。”也许，叶父从新中国成立后接连发生的批武训、批胡适、批《红楼梦》学派、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直至1957年夏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中产生了顾虑，生怕儿子搞与文字有关的专业，认为还是学一技之长的好。
就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叶永烈作为北大化学系一年级年龄最小的大学生，从浙南的瓯江之滨跨入了北大未名湖畔，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大学生活。
北大在20世纪初叶，已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摇篮。从蔡元培、傅斯年、胡适到蒋梦麟、马寅初，历任校长均倡导兼收并蓄、开放自由的教学风气，鼓励学生多元发展。这样的校风，使叶永烈如虎添翼，他的聪明才智宛若油井喷涌。
叶永烈所学的光谱分析，是一门介于物理和化学之间的学科，六年的专业学习培养了他严谨的科学作风，因为化学理论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正如当年教他们化学的、被毛泽东说成“中间偏右”的教授傅鹰所云“事实是化学的最高法庭”，这与叶永烈后来创作纪实文学时，遵循史学理论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道理是一致的。典型的如叶永烈撰写化学毕业论文，先得查文献，再由英文、俄文翻译成中文那样，采写纪实文学也得依靠查文献、档案等手段，然后才能与口述历史相结合。
同时，北大的开放，使叶永烈站在更高的起点吸纳信息、�望社会，以至培养了他的多样兴趣。当时，叶永烈念完本专业，尚有大量时间放在课外阅读上，他一头扑进藏书排全国第二的北大图书馆，往往一次借十几本书，连续三年寒暑假都泡在图书馆里；他甚至在东语系阅读港台的一些报纸。特别是在反右高潮中，叶永烈居然能看到右派学生办的《广场》，其中既有后来被打成极右派的沈泽宜写的诗《是时候了》，诗中公开号召“要烧尽人世间的樊篱”，也有讽刺小说《阿Q正传》。
1958年“大跃进”阶段，北大学生在周总理指示下，纷纷去工矿、农村实践。叶永烈也来到湖南邵阳县，当了三个月化验员训练班的老师，并编了一本《湖南民歌选》……这一切，让叶永烈看到了比学生生活更丰富、更复杂的社会。
然而，叶永烈毕竟是一位来自偏远城镇的单纯青年，何况他班上有许多高干和教授的子女，所以他为人低调，也难以理解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随着反右声浪起哄一阵后，他便对此感到厌倦了。
升入大二，叶永烈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科普作品《碳的一家》，因为不认识任何出版社的编辑，觉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似乎适合，就直接寄了过去，不久就收到通知单，告诉他书稿很好，马上出版。
顺着这条线索，大三时叶永烈认识了这本书的编辑曹燕芳。当时，曹燕芳在编《十万个为什么》，正为化学分册发愁。其实，化学分册已经编好，是上海一些中学的化学老师写的，写得像教科书，她看后不满意。当曹燕芳发现了叶永烈后，认定他是写科普作品的行家，便让他写了化学分册，后来又请他参加写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物等分册。这样，《十万个为什么》在1961年的国际儿童节第一次出版，五本共九百多个为什么，叶永烈写了三百多个，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现在，《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已超过一亿册。大四时，叶永烈又创作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如今，取名于这本科幻小说的通讯工具“小灵通”用户也超过一亿。这两个一亿，乃是叶永烈二十岁至二十一岁期间创造的奇迹，它不仅激励了叶永烈向全国各地报刊投稿的热情，而且为他日后连续创作大部头纪实文学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自“五四”以来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崇尚自由、开放的北大，给叶永烈的最好馈赠。
为毛泽东拍内片的电影导演
1963年，叶永烈从北大毕业，生活向他展示了绚丽多姿的前景。但叶永烈是一个追求人生多样化的时代弄潮儿，他是不满足于仅仅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经国家统一分配，叶永烈来到上海仪器研究所，这类单位在当年犹如金字塔尖，许许多多人可望不可即，但叶永烈仅待了一个月，便“跳槽”了。
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把《十万个为什么》搬上银幕，名为《知识老人》。叶永烈脑海中装着文学梦，闻讯立即带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找到了科教电影厂厂长李资清。李厂长见是叶永烈，不禁仰天大笑道：“啊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就是写《十万个为什么》的叶永烈，我正要找你哩！”他听明白叶永烈要调入科教电影厂，高兴得当场拍板，让叶永烈回家等好消息。
从此，叶永烈成了电影战线的一名新兵，他从编剧到导演，一干就是十八年，居然成了一名技术全面、艺术领先的导演，令等级森严的电影厂各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刮目相看。
然而，在上海科教电影厂，叶永烈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风暴。“文革”初期，《十万个为什么》被当做“大毒草”， 叶永烈作为“大毒草”的作者，不仅被野蛮地抄家，还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一去就是整整三年。
1976年5月的一天，一个工宣队头头忽然满脸堆笑地来找叶永烈，先说了一番恭维话，叶永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造反派又要玩什么花招了。孰料，工宣队头头是请叶永烈担任内片组组长。叶永烈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内片的概念是保密性很强，一般都是供高层领导看的，他这样的“文艺黑线干将”怎么可以拍内片，这不是乱弹琴吗？
后来才明白，所谓拍内片，就是拍摄专供毛泽东晚年看的影片，工宣队之所以找叶永烈，因为他是拍片快手。这种中央交办的影片从接任务到出片，一般要求十天至半个月，速度要求很快。上海科教电影厂的头头将导演一一排队，最终还是找了叶永烈这个“臭老九”，尽管他在“文革”中一直挨批，但业务能力强，他反倒获得了“解放”。 叶永烈此次出山，为毛泽东拍了很多京剧唱腔、杂技方面的影片。当时，叶永烈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在为毛泽东拍他最后看的电影。他莫名其妙地享受着拍革命样板戏的高级待遇，每部片子拍完就马上送北京，审查通过后出片、印拷贝。
粉碎“四人帮”后，叶永烈的导演生涯也达到了顶峰，他在获得“百花奖”的同时，一连出版了《电影》、《电影的秘密》、《电影史话》三部专著。他用稿费买了一千本《电影的秘密》送给电影厂，后来成为电影入门书，每个进厂的青年都将其视为必读的课本。
秉笔直书的纪实文学作家
照理，叶永烈循着电影导演这条阳光大道一直走下去，前程是十分辉煌的，但是，深藏在他内心的文学梦苏醒了――他先是写小说，许多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名刊上刊登，其中发表在《人民文学》头条的反腐败的短篇小说《腐蚀》，仅仅差几票没能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幸好没获奖，否则广大读者也许只能看叶永烈的各类小说，而看不到那些精彩的历史纪实文学了！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伴随着中国人从迷茫到觉醒的人性复苏，注定叶永烈要成为记录现当代中国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家。
叶永烈脱颖而出后，因住房狭小而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三次批示，要求上海方面改善叶永烈的住房条件，让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不久，叶永烈调离上海科教电影厂，到上海市科协拐了一个弯，遂于1987年成为上海作协首批专业作家。从此，叶永烈作为一名忠实于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家，名扬四海，他的作品也像江河的波浪，一浪高于一浪。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既有写政治人物、科学家、作家、文艺体育明星、知识分子等名人报告文学，又有全景式地反映现当代中国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他近年的主要新著“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此外，还有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以及《陈云之路》、《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们》、《傅雷与傅聪》、《追寻彭加木》等等。另外，他还将自己周游世界的行踪，结合对历史的思索，写出了《行走中国》、《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我的台湾之旅》。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叶永烈自选集》，《叶永烈文集》目前正在分批出版。
叶永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祖国和民族怀着赤子之心的纪实文学作家，他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记录，乃是基于继承太史公秉笔直书之遗风，将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流传后世。
叶永烈善于将历史人物放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去观照，并通过表现他们的多重人格，来折射历史的复杂性。
吴晗――这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在叶永烈的笔下，还原了他如何走上不归路的根源。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就吴晗在反右派过程中的表现曾难于下笔。因为这个人物太苦了，几乎所有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吴晗是“文革”中作为“三家村”第一个被用来祭旗的，直至悲惨地在秦城监狱吐血而亡，甚至他的夫人、女儿也随他而去，全家仅剩一个儿子存活于人间……
然而，吴晗在反右中却是急先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暴风骤雨般的反右大扫荡开始了。而6月10日，《人民日报》即发表了《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6月11日又发表了《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吴晗将三大右帅高度概括为“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对于这样一位已被“文革”的黑暗所吞噬，但确实为反右打冲锋的人物的言论要不要写，叶永烈考虑再三，基于让后人牢记惨痛的血的教训、在中国大地上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的想法，他还是沉重地下笔了。他想让后人明白，吴晗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盖因体制使然，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以致吴晗会随着毛泽东的意志，任意修改自己的专著《朱元璋传》中的观点，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打头阵，直至秉承上意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正是出于对历史的沉痛反思，叶永烈写了一系列类似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许多在反右中表现积极的著名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几乎全部中箭落马），从而呼唤今人建立高度民主与法制的正常的社会机制，让封建的“人治”阴影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不得抬头！
对“文革”中兴风作浪的大红大紫之人要不要写，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叶永烈的看法很明了，凡是历史人物，只要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过影响的都值得写，而不能让其过后了无痕迹。但是，十几年前当叶永烈在上海《联合时报》发表《王力病中答客问》时，却遭到了猛烈的围攻。
对此，应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说，“文革”中的罪人不能写，那么，后人如何来了解当时的历史，又如何接受历史教训呢？叶永烈正是从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点论和阶段论出发，冒着风险深入“虎穴”，一一采访“文革”大将，从而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其中最典型的是，叶永烈在陈伯达出狱后，用前后一年时间采访他，乃至成为陈伯达晚年唯一采访过他的人。
叶永烈之所以能让陈伯达敞开心扉，亦有历史的偶然性――那是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六十周年，陈伯达到北大大膳厅作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前进》的报告，而叶永烈作为学生，端坐着听陈伯达开讲。奇怪的是陈伯达讲一口难懂的福建普通话”，不得不由人翻译。三十年后，即1988年10月，当已听得懂“福建普通话”的叶永烈去采访陈伯达时，已用不着翻译了。
叶永烈首先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几乎查遍了陈伯达所有发表的文章（包括用各种笔名发表的），以及“文革”中许多传单。叶永烈一见陈伯达，立即说：“陈老，三十年前我听过您的报告。”记忆力极强的陈伯达马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彼此的距离骤然缩短。在交谈中，陈伯达就某件事才开个头，叶永烈即能报出日期，陈伯达知道叶永烈有备而来，也就愿意接受采访了。
慢慢地，在一次次的交谈中，陈伯达变得无拘无束，像聊天一样，叶永烈有时还住在陈家。
陈伯达作为“文革”中的第四号人物，曾经风光无限，最终因追随林彪集团的覆灭而一落千丈。一个历史人物大起大落，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作为，叶永烈为陈伯达作传，就是要写出这样一位空前绝后的历史人物的多重心理，以及阶级斗争思维的残酷性。然而，陈伯达是耐人寻味的，与他环环紧扣的毛泽东也是耐人寻味的。叶永烈采写的一个细节凸显了这一点。当陈伯达被押往秦城监狱时，他绝望地发出了一声暗示他曾救过毛泽东一命的呼喊，结果毛泽东批示，生活上不能苛待陈伯达，所以陈伯达在狱中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叶永烈记录下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令人感慨万千。如果当时的高层不搞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追求和谐社会，奔向大同境界，那么，他们那种战友的生死情谊是多么珍贵啊！
叶永烈正是通过对众多正反历史人物曲折人生的透视，以历史哲学的眼光钩沉出近代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被世界新科技远远抛在后头、动乱的、封闭的社会，必然要走向改革开放、为人民谋福祉的崭新的时代。
我们且让历史长镜头闪回到三十年前。“文革”给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内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这段历史的记录，应从何处入手？邓小平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叶永烈回溯历史，无论先秦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末的张居正改革，还是近代的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均表明：改革比革命更艰难。再纵观西欧的改革与社会发展，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乃至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都是先从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入手的。这样，叶永烈找到了写改革大变局的突破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真理标准讨论”切入，将当代中国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着力点放在邓小平、胡耀邦两个人身上。
叶永烈经过艰辛的采访，特别是于1996年5月28日、5月29日，先后采访了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及胡的长子胡德平，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从而为创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做了充分的准备。
胡耀邦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向“两个凡是”发起了勇猛的冲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头版位置推出了酝酿了九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一发表， 立即在中共高层掀起了轩然大波。先是汪东兴指责，“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然后华国锋也表态：“理论问题要慎重。”
然而，无私无畏的胡耀邦针锋相对地说：“理论问题要勇敢！”并迅速组织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1978年6月30日第七十期《理论动态》上。正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才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
叶永烈在采访中共高层改革内幕的过程中，一个电话将他的视线聚焦到中共意识形态的掌门人、号称“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身上。
199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叶永烈正在成都全国书市上签名售书，忽然中央党校出版社来电， 问他是否愿意写胡乔木，表示可以提供一切方便。此时，距胡乔木去世已一年，叶永烈当场就高兴地答应了， 因为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支笔，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都与他休戚相关，从他身上更能折射出一个知识分子从政后的波澜起伏，乃至反映其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
叶永烈很快赶到北京，顺利地采访了胡乔木的夫人谷羽、长子胡世英等家属，并从外围采访到许多与胡乔木共事之人，收获颇丰。在采访中，叶永烈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从胡乔木的一个工作人员口中得悉，胡的一个警卫员有一本记录他在“文革”中行踪的日记。叶永烈立即顺藤摸瓜，连夜在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那位警卫员。警卫员在家里一找，居然找到了那本日记，上面记录了哪天哪时，胡乔木坐哪路公交车，去哪儿接受批斗等情况。
据叶永烈了解，中共高层规定警卫员是不能记录首长行踪的，这是铁的纪律，他便惊问其故。警卫员准确地回忆道：“那是‘文革’初期的一天，周总理找胡乔木，结果没找到。总理就叮嘱我以后将首长的行踪记下来，以便有事找他。”叶永烈获得了这本日记，对胡乔木在“文革”中的遭遇就十分清楚了。
由此，叶永烈又弄清了“文革”中毛泽东去胡乔木家探访之事，从而澄清了社会上各种版本的传说。
叶永烈通过采访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才得知这一内幕。那也是“文革”初期，一天张耀祠陪毛泽东外出，车过胡乔木家门口时，毛泽东发现墙上刷着“打倒胡乔木”的大幅标语，他便问张耀祠这是什么地方。张耀祠告知，此乃胡乔木的家。毛泽东马上叫车停下，让张耀祠去敲门，说要去看看乔木。遗憾的是胡家的大门是不开的，平时进出边门，所以胡家无人知晓，遂与这在当时被看做世界上最隆重的恩典擦肩而过。毛泽东回中南海后，表示当晚再去看胡乔木，张耀祠通知了胡家。胡家极为兴奋，里里外外将家打扫干净，虔诚地等待那个伟大的时刻。结果，毛泽东因那晚有事没去成，但胡乔木很快从日夜被揪斗的困境中解脱了。
叶永烈采访到了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不由感叹在一个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社会，哪怕像胡乔木这样了不起的理论权威，个人的祸福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这就更说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更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正因为胡乔木有过大起大落，以致“文革”后他随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就格外看重手中的那支笔。这位曾为毛泽东起草文件的大手笔，又开始为邓小平起草文件，乃至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均要经其过目，才敢发下去。
可见，历史人物的个人沉浮、荣辱与时代风云是紧密相连的。
叶永烈为毛泽东的两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作传，也纯属历史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199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伯达其人》，突然中央要调十本去看，把已印好的七万册书封存。原来，是胡乔木要看《陈伯达其人》，不日该书便告解禁，顺利发行。由于中央党校出版社知道这一内情，所以三年后请叶永烈为胡乔木作传。
叶永烈创作的大量纪实文学，因其有史料严密、鲜为人知、内幕解密等特点，以至每发表一篇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每出版一部纪实书籍，便好评如潮，被许多报刊、电台转载和转播，并获得八十余项文学奖，从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高产作家。他还被美国传记文学所聘为顾问，入选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叶永烈声名大振后，不少已去世的中共高层干部的家属纷纷前来，请他为其亲人作传。但叶永烈实在太忙了，只能遗憾地婉言谢绝。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原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王芳的传记，叶永烈与王芳的三位秘书一起参与了整理工作，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叶永烈觉得王芳的经历非常丰富，记忆力又强，人也十分和善，所以愿意为他工作。例如，毛泽东一生去杭州三十多次，每次都由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王芳陪同，更兼江青与王芳的夫人也相处较多，王芳对毛泽东有很深的了解，这样的传记是极有史料价值的，这也是叶永烈愿意参与整理的一大原委。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何尝不是如此。叶永烈坦言：“我的创作路子从科普到纪实，是很大的反差，行当完全是陌生的。我必须对中共党史从头学起，有非常系统的认识。但是我能适应种种非常大的变化，这得益于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做好。转到中共党史也是这样，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很深的学问，要大量地研究文献，你所占有的，是别人没有的。否则你的东西不真实、不可靠。我能大量采访到当事人，这是我的优势，而且要很勇敢地把真相告诉读者。”
把真相勇敢地告诉读者，这就是叶永烈研究中共党史、撰写纪实文学的座右铭。
一阵秋风吹来，叶永烈望见苍天里一群鸽子悠然飞向天主教堂的尖顶。在当下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世界潮流中，在中共高层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一步步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叶永烈深感时不我待，欲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
想到这儿，叶永烈马上下楼，郑重地坐到了电脑前……■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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