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一直是中国争议最大的一位作家。1980年，他的处女作《三千万》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当笔者问及他当年得此大奖的感受，他说，当然也有惊喜，但并不意外，因为他那时志向就很大。1984年，《新星》出版，1986年被改编为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盛况空前。这本书被海外媒体称为 “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自此，柯云路一直保持着对人类及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官场、商界、教育、传统文化、心理人格、婚姻……但是，他也一直是文坛上最孤立的一个人。他说自己绝对不应酬政治，不应酬文坛，没有应酬过任何一个人，不参加任何流派，不参加一次作协代表大会。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姿态。他说过，没有放弃的勇气，就没有拿起来的力量。
他最新出版了《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河南文艺出版社）。带着对他本人和新书的好奇，笔者在北京独家走访了柯云路。
做出一个对人心理进行有效训练的文本
笔者：为什么会有《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这个书名？
柯：这是一本关于情商训练的书，也是从心理学角度讲述成功学的书。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是喻指，意指开放自己的思维模式，冲破对自己的局限，做一个有无数种用途的人。这本书以一些通俗易懂的案例牵引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进入成功、健康、自在的境界。
笔者：听说这本书内容主要源于您在北京一所大学作的几次讲演。当时情况是怎样的？起到什么效果？
柯：我一直在作有关教育的研究。而作教育的研究，是从文化开始的。开始是研究文化人类学，那时候就想到了对人的塑造，我想通过教育的方式，重塑我们的人格。这个效果还挺好的，人有很多东西可以很快就发生变化。
笔者：效果那么好，为什么只作了一所高校？没有再接着多作一些学校，影响更多的人？
柯：对我来说，我的使命并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搞这个试验。我只需要做出一个文本来。我想通过这么一个实践，做出一个训练的模式，总结出一种经验，做出一本书。而这本书，是可以供很多人来尝试的。这才是我想达到的目的。
笔者：现场听您讲座的学生听完之后有哪些变化？
柯：当时气氛非常热烈，很多学生都感觉到自己发生的变化，给我写信说，终生感谢这次讲课。有的学生说，从此找到自己的舞台了，找到自信了，找到真正的人格了，人生得到一次解放。
笔者：情商是不是像智商一样，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有的人没经过什么学习和训练，心理素质就很好，社交能力、自我表现的能力就很出色；而有的人即使经过很多有意识的自我训练，可一面临外界，仍然达不到他所想要的那种自如自在的境地。这问题您怎么看？
柯：这个“天生”要这样理解：少部分，和遗传有关；大部分，和从小受到的家庭影响、环境影响有关。在小的时候，比如从一岁到五六岁的时候，人的情商和智商在很大程度上在这时打了一个基础，也可能好，也可能不好。在小的时候，形成一个小后天。比如家长在你小的时候老压制你，老不鼓励你，你遇到怯懦的时候，他继续给你不良暗示，最后你就成了这样了，最后长大以后就以为是先天的――其实是一个小后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家庭环境造成的。这些东西，你要想变，也一样可以变。在小学阶段可以变，在中学阶段可以变，到大学阶段还可以变。越变得早，越好变。越变得晚，也不是不能变，你只要有方法有决心，也一样可以变。什么时候都可以变，只要你愿意变。
我的孩子从来没做过噩梦
笔者：那您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对您有很好的影响？
柯：对，这一点儿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我对教育的总结，最最缘起的体验，是父母对我的教育。他们的教育特别简单。我总结了很多成功人士。我觉得很多成功人士，恰恰是他们父母很少干预孩子，父母让他自由发展。我觉得父母对我最好的影响，我总结过一下，有几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尊重孩子，不干预孩子，不约束孩子，不唠叨。我父母其实就没管过我学习。
笔者：那您怎么就能有对学习的巨大兴趣呢？
柯：他们只是对你这个孩子特别信任和欣赏。他们那种微笑面对你的态度，让你对学习有了兴趣，仅此而已。我父母从来没有说陪读啊、检查你学习、督促你学习什么的。他对你也从来不训斥，不唠叨。他们老是很欣赏你。比如我拿一篇作文回来了，我爸就特别高兴，说你写得真好，你怎么能写这么好！家长对孩子的态度特别重要。
笔者：您刚才总结的好家长还应该具备哪些？
柯：最坏的家长是唠叨式的家长。唠叨式、埋怨式、数落式、训斥式的家长，是最糟糕的家长，最失败的家长，最愚蠢的家长。如果是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肯定是最失败的老师。
笔者：但这样的家长恰恰很多，非常普遍。
柯：对。有些话，足以毁灭一个孩子。可家长天天说，能不毁灭吗？我跟那些家长说你这么大一个人了，你想想你单位的领导批评你几句，你脸色都那么难看，何况孩子呢！在单位，领导夸你一句，你还得高兴好几天，何况一个小孩？像我的家长，就是对我欣赏，对我夸奖，对我放心，根本不管我。性格如此，形成的人格就是这样的。我用我父母对我的态度对待我的孩子。
笔者：有些人成功了，但代价非常大。
柯：对。我就讲成功、健康、自在，我讲的是要这三方面都成功，这才全面。所以我希望年轻人用适当的方法改变自己，要有方法。
在我眼里人没有缺点，全是特点
笔者：这些年一路走来，您最艰难的是什么？怎么走过来的？
柯：在我心目中，人生都是有起伏的。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我觉得经过人生的锻炼，我所得到的信念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能够接受，有乐天知命的那种状态。你要问我什么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思索过，我没有想过。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暂时的；在你得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也不是永久的。人生都是这样起伏变化的。 孔子的说法，《道德经》的说法，《易经》的说法，它都告诉你，人在生活中，要“与时偕行”。就是时势往前发展，你就往前发展。这个时势处于低潮，你就要耐心等待。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惊喜。我可能会有居安思危的意思。你们觉得我倒霉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这是修养身心的特殊阶段。人要善于面对这种起落。有人觉得起是好，落是不好，我不这样认为。天下没有绝对好的东西，也没有绝对不好的东西。它们没有好坏，就看你怎么利用。你利用得好，都是好事。利用得不好，也会带来坏事。
笔者：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心理症结、心理问题？如有，您是怎么解决的？
柯：一个人不可能没有问题。谁要是说他一生中没遇到问题，那肯定是假话。人就是在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智慧。如果一个人有一点儿智慧的话，他不是没有遇到问题，他只是没有被问题挡住，他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别人还多一些。可能我的起伏比较多，比如我看起来是成功的，只不过是我没有被问题挡住。一般人都想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成功的具体的故事，对我来说，这都已成为历史。哪一个问题在我心目中都不占有位置。我最关心的问题是，现在，我做什么；现在，如何面对世界；现在，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此而已。
每个人都要面对虚无
笔者：您在书中说过，永远要找到让自己自信的东西；但也有一个著名作家说：“一个没有虚无感的作家不会是一个好的作家，这说明他缺乏高贵的精神。艺术工作者永远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他的身后是巨大无边的空虚。”我观察生活中的人也确是这样，一个有文学感觉、文学灵性的人，往往是在现实中生活得并不好的人，对现实更加无力的人，这样，他的内心往往更加敏感而虚弱，所以他感觉到的伤害和郁积也就更多。怎么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柯：很多作家都说自己很脆弱。作为人，一个人也好，或整个人类也好，永远有两方面的倾向：一方面是那种自信的、蓬勃的，很有力的，很现实感的。可人类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宗教的、虚无的、空洞的、苦闷的、回避的、出世的。遇到挫折的时候，想要出世，要回避，要远遁。每个人也都有这两种倾向。包括很多成功者，在鲜花堆满眼前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巨大的虚无。干吗呀，什么都得到了。但是他感觉很虚空。托尔斯泰每写完一部长篇，都有整整一年时间里会陷入虚无状态中，无所事事，每天在阳光下打盹儿。每个人都有两种状态，都很正常。我有的时候显得很自信，很积极，有的时候也感觉很虚无。我也会有这种状态。两种反差都很强烈。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这两种倾向，每个人这两种倾向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倾向强，适合于去搞政治，搞经济，搞科技，做生意，搞策划。第二种倾向强的人，适合搞宗教，搞文学，搞艺术。如此而已。你看清自己，基本特征是哪种强，适合干什么，看清自己此时此刻是哪种强，如此而已。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时候这种倾向强，有时候那种倾向强，顺其自然而已。
笔者：多年来，您一直远离各种文学流派，不凑任何一种热闹，但您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停歇，作品层出不穷，好像您一直在过着极其单纯的读书、写作、思考的生活，但您的很多作品，比如前几年的《超级圈套》、《成功者》、《东方的故事》等又表现出极高的概括和反映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气度，那您的写作资源都怎么来？
柯：艺术家要靠艺术家的敏感，不能靠傻乎乎地混时间。有的人，可能在这个圈儿里混了多少年，但没有写出一部作品，因为你没有艺术家的敏感。但可能对于另外一种人来讲，他可能接触几天，听一些人讲一些故事，就足矣。
不要毒化写作
笔者：近年，您的文学类书写得少了，非文学类的书写得更多，比如心理学类的，励志类的，哲学思考类的等，从回应现实、对这个时代发言这个角度来说，您是否觉得这是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的方式？
柯：没想那么多。写东西，对我来讲，多少有点即兴的感觉。写作，还是要有些心血来潮的东西。包括你选择什么项目，也要有心血来潮的东西。不能作太多的思考。觉得哪个意义更高，价值更大，那样太功利了。我现在高兴了，有时候写写博客，也有时给人写点小文章。当时有什么感觉就写什么。
笔者：现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很多人尤其是职场中人，都有气喘吁吁、跟不上趟儿的感觉，都有这样那样的焦虑、积郁，压力很大，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如何排解？
柯：我觉得我对这个阶段，应该早就超越了。但我是有体会的。
笔者：那是因为您远远比一般人更有支配自己生活和时间的自由，可是职场上很多人没有。
柯：这个自由，一个是要挣来。还有一个，在于自己的把握。同样的事情有的人做得自由度大，有人做得自由度小。比如做一个作家你贪心太多，功利主义太强，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各种欲望太高，那肯定就很不自由。哪个都想占全了：又想写东西，还想搞社交；哪个都想不误：讲学、出国、参观、访问。哪个都要占全了，你能自由吗？你自由不了。在这一点儿上，我可以做到相当绝对。我不接电话，拒绝一切应酬。
笔者：但是很多应酬，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应该是观察生活的资源？
柯：我可以告诉你，大多数应酬不能成为写作的资源，而是成为写作的负担。作为一个作家，我放弃的东西很多：各种各样讲学的邀请，出国的邀请，访问的邀请。各种各样的选举，像选举什么省里的作协主席、副主席等。各种评奖，评职称，我一次都不参加。全国作协代表大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我好赖算一个……还算一个著名作家吧（笑），我没参加过一次。
笔者：觉得没必要？
柯：没必要。我不混圈儿。当然这一切都有代价。但一个人要知道什么叫放弃。没有放弃的勇气，谈不上拿起的勇气。放弃很重要。不要心太毛。写东西需要沉静。要用一个安静的心态看待不安静的世界。我一直是把写作当做日常生活，当做人生游戏的一部分。我不是自己逼着自己写作，不是毒化写作。很多作家被写作毒化了。有的人太着急，太玩命，把写作当做什么使命，特别累着自己；还有的是有特别实际的目的，想得奖，想出版，想畅销，想法一大堆。
笔者：您每天大约写多长时间？
柯：没有准头。这是我从来不回答的问题。你们老有人问我每天写多少字，每天写多长时间，这都是误区，都是对自己的禁锢。每天写多长时间，是毒化写作的关键词之一。还有每天写多少字，多少进度，这也是毒化写作的关键词。不要有那么多功利目的，不要有那么多的进度和计划，不要赶什么。另外就是写作不要应酬，各种应酬都不要做。我一个字的商业文字都不写。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结束。这是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大堂里，谈话中笔者两次提出点点儿什么茶水之类的。第一次，柯云路说“一会儿再说”。第二次他说：“不用。我谈话的时候一般不喝水。”结果，这是一次没有任何消费的谈话。没有点单、等候、端起茶杯及喝水的动作，没有任何干扰与中断，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访谈。笔者似乎突然明白了，他这些年来，为什么能写那么多书，做那么多事――他能如此纯粹，一直做着纯粹的事，纯粹地做着他自己。也许正是他的这种单一、纯粹才会把其生命还原到一个大健康、大自在的状态。■
（责任编辑/刘晨芳 电子邮箱：jinlingzi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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