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实施改革开放，12月15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将“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中国”的大政方针。
在这历史关键时刻，1981年12月22日，全称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全国台联”在北京成立，同一期间，大陆各省市台联组织相继成立。作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群众团体，全国台联以服务、联谊、团结为创会宗旨。
1984年暑期，我以访问学者身份二度赴美国哈佛大学，当时在洛杉矶正举行第23届奥运会。我回程路过旧金山停留，闻全国台联会长林丽韫正在加州洛杉矶，当时苏庆黎因赴美留学也正停留在旧金山。在友人的联系下，希望我和苏庆黎能与林丽韫见面，但我因马上就要回台，恐与林会长见面引起返台后的不便，所以，只有庆黎见了林会长，我则失之交臂。
1987年11月，台湾开放赴大陆探视，我即于隔年2月，赴南昌探望从台湾回乡定居的外婆，一下飞机有两群人相迎，我通通不认识。我知道，肯定有我的亲戚，也会有台联方面的接待人员，但苦于无法分辨。结果还是表弟说：“表兄，我们说我们的南昌话，莫说他们的普通话。”没想到语言还有这么大的妙用，我立刻第一步分出了我们家的亲戚，其他的则是台联的朋友。我首先认识的台联朋友是在南昌的石四皓和何大欣。
南昌省亲后，再转飞北京，来接我的也是台联的朋友，我终于认识了林丽韫会长、郭平坦副会长和林钗大姐等全国台联的朋友。在北京，我还和林会长讨论了暑假我将带台湾史研究会的参访团到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分别在厦门大学和北京社科院台研所举办两场研讨会。另外，林钗大姐还陪我去看了邓颖超大姐、杨思德部长、阎明复部长，并且还到社科院台研所作了一场座谈会报告――《战后“台独”运动与两岸关系之前景》，并发表在该所的《台湾研究》月刊上，此后日译版收录于1989年4月由小林进编著的《台湾之前途》一书中。
8月，我又率“台史会”的学术访问团到大陆，福建省台联的林木副会长全程陪同。我们与厦门大学台研所的学者举办了一场台湾史研讨会，当时所长是陈孔立教授。我率领的参访团也成为第一个到访厦门大学台研所的台湾学术访问团。现今厦大台研所已扩大为台研院了，在台研院院史陈列室里还记载着这一段过去。后来在北京也认识了许多做台湾研究的学者，记得在社科院该院副院长赵复三教授在致闭幕辞时说：“台湾学者来，我们才知道，中华民族在台湾有这么一段可歌可泣、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抗日史，历史教科书应该编列进去。”由于“台史会”访问团从事了探亲之外的活动，我回到台湾后被相关部门责令禁止出境一年。
1989年后，全球华人的统一运动跌入谷底，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但我们不能看到中国统一的希望在我们这一代熄灭，所以，一些中国统一联盟的朋友们也开始动作。为了凝集人心，沟通思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必须要有一份刊物。经过一年的筹备，1991年，在梁电敏、宋东文等朋友们共同出资下，我们创办了《海峡评论》月刊。当时台湾刊物无法邮递至大陆，都是全国台联协助，我们在大陆的朋友才得以收到《海峡评论》，后来全国台联又主动订购《海峡评论》赠阅给大陆台胞。
1987年台湾解严后，岛内“台独”势力一直把“二・二八”事件炒作成“台独”事件。为正本清源，《海峡评论》创刊后，即到北京访问参加“二・二八”事件的老台胞，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见到了吴克泰、周青、叶纪东、蔡子民、蔡鸿振等人，并在《海峡评论》第三期(1991年3月号)刊出了座谈的记录。而与这些老台胞得以座谈，也拜全国台联的帮助。
199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在即，我从全国台联处得知，展览缺失台湾抗日的部分，随即将情况反映给统战部、国台办。关于抗日战争，有日本人的太平洋战争四年论，有一般国共两党的抗战八年论，有东北人起自“九一八”的抗战15年论，我则提出台胞抗日50年论。后来，我再到北京，全国台联的朋友就递上一张抗日纪念馆台胞抗日史料展的开幕式邀请函。原来是全国台联把我的意见还有大陆台胞的意见汇整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并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批示，要求不但卢沟桥的纪念馆要有台胞抗日展，而且全国有关抗日纪念馆均须展出台胞抗日资料。由于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场地较小，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已决定在纪念馆馆址上另建台胞抗日运动展场，据闻年底就要动工。
2002年，我应北京大学哲学系之聘担任客座教授一学期，讲授先秦法家哲学，在客座期间又应邀到厦门大学讲演。我知道日据时期，在厦门有一座台湾会馆，而不知其现况如何。所以，我拜托厦大的朋友，希望到厦门能去看看台湾会馆。厦门台湾会馆几经周折，日本投降后，由国民政府当日产接收，解放后又当敌产接收，发交厦门法院使用，当时己申报为“危楼”，准备拆除改建。我带了相机去，照了一堆照片回来。回到北京，我去统战部拜访王兆国部长，即拿出一叠厦门台湾会馆的照片，当时陈水扁已推动“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我则向王部长力荐，厦门台湾会馆见证了日据时期台胞在厦门的活动关系，许多抗日台胞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多选择闽南厦门一带，以其为台胞之原乡。我建议应修复台湾会馆古迹，见证厦门与台胞的关系，并展览台胞与厦门关系的史料，让来厦门的台胞从厦门认识台湾与祖国的关系。后来我再到厦门时，台联的朋友们告诉我，厦门台湾会馆已照原样修复，交付厦门市台联使用管理，作为展览台胞历史史料之用。“台独”可以在台湾推行无法无天的“去中国化”，但他们能把厦门的台湾会馆“去台湾化”吗?“文化台独”、“去中国化”只能是徒劳一场而已。
2005年，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岛内“台独”势力嚣张至极，又适逢台湾光复60周年，我即通过全国台联向大陆有关部门建议，应加大纪念台湾光复活动力度，以昭告世人和国际社会，60年前台湾已经光复，重入中国版图。那一年北京除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外，还隆重举办了台湾光复60周年纪念活动，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台胞抗日50年的史料展览，并邀请抗日台胞后人参观。许多台湾抗日志士的后人，看完展览后都非常激动，杨建先生还特意在他父亲杨逵先生的照片前留影带回台湾。
2006年，是林献堂先生率“台湾光复致敬团”谒黄陵未遂的60周年。几年前，该团仅存的林宪老先生就跟我讲，当年谒黄陵未能成功，只到耀县遥祭，他生平还有一个心愿，要带当年祭黄陵未遂的团员后人，再祭黄陵，以完成当年的未竞之志。我把宪老的心愿转达给全国台联梁国扬会长，梁会长一 口答允协助，并把当年的祭黄陵文刻石立碑。60年前，台湾已经光复，并有台胞代表往谒黄帝陵，告民族始祖轩辕，台湾的人民、土地又重回中国版图，现又有何“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住民自决”和“台湾独立”可言?
除了厦门的台湾会馆外，上海和北京也有台湾会馆，上海的台湾会馆几经拆建，已无迹可寻。北京的台湾会馆还在，那是19世纪清朝时代，台湾兵备道刘墩向台湾士绅募款兴建的。“文革”时，为附近住户侵占，上世纪90年代，清理后交付北京市台联管理，唯因外部环境太差，车辆都不能进入，一直不能发挥作用。2006年，我听全国台联的朋友们说，位于崇文区的北京台湾会馆因旧城改造，面临拆迁。我即拜托全国台联的朋友带我去现场勘查具体状况。隔天，在全国台联和北京市台联朋友的陪同下，我看到台湾会馆附近的旧房多已拆除，推土机已推至会馆墙下。此时，崇文区的改建计划已经北京市委核准，呈报国务院，已经在着手进行。回到住处，我立刻写了一份备忘录，力陈保留修复台湾会馆的意义和重要性。“台独”势力在岛内“去中国化”，大陆怎么可以也切断象征联系祖国大陆与台胞脐带的台湾会馆?我把备忘录给了全国台联、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台办，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将台湾会馆抢救回来。去年，北京台湾会馆重张典礼，北京市台联副会长叶芳力邀我参加，因有教务工作不得前往。从画册中看到重建的台湾会馆美轮美奂，也感叹今日的台湾会馆象征着两岸的和平繁荣。
回望我与全国台联走过的30年，不禁感叹a记得当年，开放大陆探亲之始，进入大陆只能兑换“外汇券”使用。“台史会”第一次访问大陆，秘书长王永跟大家说，大陆缺外汇，希望大家把身上所有的美元尽量在大陆用完，把美元留在大陆，我们返台时几乎“身无分文”。“台史会”团员之所有不过涓滴之数，但可见大家对大陆的一片心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谁能想象得到，今天大陆持有外汇居世界第一。记得全国台联的第一台传真机，还是林钗大姐托中国统一联盟以“三大件、五小件”特别待遇带到北京。当时大陆没有一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高速铁路，没几个人有照相机，更没有手机，家里有私人电话的也寥寥无几，街上根本叫不到出租车，大家只有脚踏车，名副其实的“脚踏车王国”。如今，大陆的手机生产量、销售量均为世界第一；高速铁路长度、速度是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长度世界第二；在景点几乎人人一部相机；出租车满街跑，汽车产量和售量也后来居上，大都市已成了“塞车王国”。
全国台联服务台胞、促进两岸交流、和平发展，30年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这篇文字只是个人历史的见证，但这30年来，我们也和全国台联一起见证了祖国大陆巨大的变化。相信未来，两岸同胞定将一起奋斗，结束两岸的政治对立，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复兴我们的民族文化，让中华明能重新贡献世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