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陈舜臣]我的舅舅

  陈舜臣是我的舅舅,按说应该比较了解。但每当被问及他的祖籍时,我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很是纠结。他出生在日本,生活在日本,而我的阿公阿嬷是从台湾去的日本。说台湾籍,也对。但用他的话说,“如果继续追溯的话,应该说是福建的福州”,看来这也对。不过近来从他的几篇杂文或随笔中得知,陈姓家族的远祖在河南的颍川。祖辈说“梁上君子”一词的创造者陈�便是他们这一族陈家的远祖。想起来了,舅舅他们陈家的祖先牌位上的确刻着大大的“颍川”二字。翻看地图,似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千年的漂泊画出的那个圈圈只因生活所迫,而心灵中难舍的仍是那片故土。
  作为享誉日本文坛的作家,陈舜臣拥有的奖项或头衔的确很多,甚至曾一度连续囊括日本文坛三大最高奖,让日本文坛的各路英豪自叹不如。
  言归正传,除了舅甥这层关系之外,要说真正“接触”陈舜臣和他的作品,还是近4年来的事。2007年,受他委托和授权,我开始负责他在大陆的著作版权。此次借《台声》杂志这个平台,只是想与各位长辈、同仁分享些许这位身居海外、年过八旬的老者――陈舜臣对祖国、对故土的点滴思绪与情感。
  陈舜臣写过太多的中国历史小说和推理小说,属于著作等身的名作家。因而多被读者称之为历史小说家或推理小说家。其实,他的随笔、杂文、札记甚至旧体诗和词等也很多,内容则以到中国采风之后的感想为多。
  陈舜臣属于那种不善张扬、不喜虚华,谦逊、儒雅、默默笔耕的作家。我国著名作家从维熙老先生曾赋诗赞他:“牛年再逢孺子牛,文苑耕耘到白头,碧血丹心化翰墨,心香一气人间留。”的确,每当我从他的随笔、杂记中读到某些片断时,就会对他那份“耕耘”和“丹心”,感慨万分,甚至能感觉到一种隐约的鞭策。那些字里行间进发出的极具穿透力的思想,时常会让我这个做晚辈的,心灵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刺痛”。李可染先生赠与“澄怀观道”四字。陈舜臣以《澄怀》为题赋诗日:
  澄怀默稿数离忧
  耳顺那甘章句囚
  天外孤蓬常举踵
  栏中老骥尚昂头
  胸闲薄膜存余悸
  脑底残筋耐激流
  泼墨江湖呵冻笔
  展笺编录百春秋
  这首七言律诗《澄怀》是陈舜臣花甲之年(1984年)的诗作。写的是他的抱负。在《麒麟之志》这本随笔作品中,他是这样解释《澄怀》中的首句“离”字的
  “这里的‘离’和‘罹’的意思一样,就是遭遇、遭受。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因遭遇焦虑,便给自己的长篇叙事诗起名为《离骚》。耳顺,则代表六十岁。正如四十岁为‘不惑’之年,均出自于《论语》的《为政篇》。”
  诗的大意是:哪怕是一棵被吹向远空已然失去根须的小草,只要还没有触及大地,就要高高的向上伸展,不会丢弃希望,就像曹操诗中那匹被困在栏栅中年迈的名驹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依然高昂着。在我并不宽厚的胸中仍然残存着澎湃,在我脑海依然可以抗衡感情悸动的岁月里,来吧,在一生的舞台上挥洒笔墨,假如笔毫冻结了,呵呵气仍可继续,大大地铺展那稿纸,在上面留住这百年历史!
  谈起这首诗,他说:“现在读起来也会觉得从花甲之年开始,无论做何事,我总要略带夸张地拿出一股上了年纪的气势,这一点连自己都能感觉到。然而,这种气势应不失为壮志。因此,在那以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不可丢失这壮志。”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陈舜臣就与诸多国内各领域的名家、大师有着频繁、友好的往来。例如,著名作家巴金、著名现代文艺评论家冯牧、画家李可染、原中日友协理事张和平、画家范曾、文学家从维熙、诗人兼文艺评论家张光年、末代皇帝的弟弟溥杰老先生等等。当然,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交往更是密切。不仅每次回国,他必定要去拜访这些朋友,而且每当作协的人去日本时,他都会热情款待。在这些交往中,令我至今羡慕不已的是,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的那份中国传统文人具有的古朴儒雅的方式――以诗会友。例如,在收到前面提到的从维熙先生的那首诗作后,陈舜臣随后赋诗和从维熙诗韵回复:“徘徊践历似蜗牛,顽石依然未点头,碧血淡浓深几许,丹心一片白云留。”这一来一往的诗句,十分符合陈舜臣那淡雅却不乏引经据典的作家风格。
  说起来,陈舜臣的“诗作”也有百余首之多。不过,陈舜臣曾多次拒绝日本的出版社以“诗集”的名义出版。他始终认为,身为小说作家,那样做未免过于轻狂。甚至曾一再严肃地强调,写旧体诗只是他写作之余的一种笔墨消遣,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中国文人常说的“诗话”而已。其中国文人式的谦卑可见一斑,同时也反映了他厌恶虚荣浮夸的质朴性格。或许是能读懂日文的缘故,读陈舜臣的随笔作品会给我一种最适一杯香茶伴读的感觉。听他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侃侃而谈,有一种无处不闻历史之苦涩、记忆之浓香的感觉。人生难免无奈和躁动,看这类书恰似一剂良药。
  陈舜臣对历史,尤其对中国历史颇有些研究,因而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无不贯穿在他的历史小说之中。从大历史观说,他的《小说十八史略》、《中国五千年》(国内更名为《中国历史风云录》)、《中国的历史》(全集7卷)等可谓通俗易懂且语言简练,把握历史脉络之清晰令人叹服;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又名《大江不流》)三部曲则可看出他对近代动荡中国历史的熟知程度,其作品在国内也算上乘之作吧。不久前出版的《秘本三国志》不仅在日本风靡,更有评论称:这就是陈舜臣的《三国志》。难怪同样描写过中国历史人物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不无感叹: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除了对历史的喜爱,陈舜臣对历史人物同样有着另辟蹊径的视角。他的小说《郑成功》、《青山一发》(也称《孙文》)、《曹操》、《成吉思汗一族》、《耶律楚材》、《诸葛孔明》等均可视为佐证。举一例,足可见陈舜臣的见解独到,不为众口所云。
  王昭君出身湖北的巫山,嫁给匈奴单于的故事非常有名。因此,在多数人眼里王昭君常常被看作悲剧的主人公,其相关诗作也大多是强调远嫁匈奴的悲剧色彩。王安石的《明妃曲》因诗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句子让某些人“浮想联翩”,曾引起轩然大波,认为王安石“汉朝薄情胡人恩重”的说法太不像话、没有民族观念,是亡国思想。但是,陈舜臣是这样解读的:“拥有后宫三千的汉代皇帝和王昭君甚至从未谋面,当属薄情吧。相比之下,王昭君和匈奴首领之间却有多个子女,可谓爱情深厚吧。人生最大的愉悦莫过于感受到那颗知己的心,纵然留在汉朝何尝不是悲剧,而到了匈奴却得到了幸福。这是王安石的想法。”而我喜欢王安石却正因为这一点。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均是平等的,问题仅仅是恩情的深浅。所以我认为在王安石的内心深处存有佛教的平等思想……王昭君出嫁到匈奴后, 汉朝和匈奴之间持续了三代和平,从而使百姓得以安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昭君牺牲了自我。对她而言,应该正如王安石所说尽享了“相知”的愉悦吧。即便是异域他乡,彼此产生情意就不应该了吗?
  有人评价陈舜臣在多部作品中流露出他“背井离乡”以及寻根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虽没有找本人证实过,但从他多部作品反映出的某种思想和观点,似乎可以说的确如此。然而,必须澄清一点,这种长期的漂泊感让他更多的倾心于博爱或者叫做大爱,而不是狭隘的本民族情结。
  了解陈舜臣的人都知道,他对“丝绸之路”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仅因为有关敦煌、“丝绸之路”的作品给他带来了诸多奖项,还因为他十分关注很多“遗失”在“丝绸之路”途中的那些流失到国外的国宝。了解大英博物馆的人应该知道,要想全部了解目前珍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是一件何等的难事。因为每次文物展出仅仅是其中“藏品”的冰山一角。普通人可能一生无缘得见全貌。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陈舜臣以世界笔会成员的身份和其他关系,曾将收藏在那里的几乎全部展品拍成照片,无条件地赠送给中国的相关部门。
  我曾问过他对于流失到海外文物的看法。他说,早些年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可谓义愤填膺。但当我看到国外所有的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保管十分妥善之后,我放心了。所以我在书中曾这样表达过我的想法:“……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双眼亲自去看一看,这些珍藏品在大英博物馆受到宾客般的接纳和收藏,像这样无与伦比的文物走到哪里都是万国的座上宾。”我猜想他的另一层含义是,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文物,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珍宝。尽管“流失”让我们痛心不已,但当你看到那些万国尊崇如座上宾的文物时,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之自豪吗?
  总之,中国情结自始至终贯穿于陈舜臣的每一部作品,甚至浸透于日常待人接物的每个细节。每次到北京,他的必游之地一定少不了琉璃厂;每次赠书给亲朋好友,盖上去的印章一定要用荣宝斋买来的朱红印泥:北京的烤鸭、入夏时节江南的鲥鱼、陕西的火镜柿、新疆的哈密瓜都是他的偏爱。
  在我的印象中,陈舜臣是所有亲戚中最不爱说话的一位。每次回答你的提问甚至寒喧问候都是极其的简练。2009年春节我特意从北京到他家“串门”,再一次见到一向寡言少语的陈舜臣时,他已经坐上了轮椅。然而令我惊讶的是,85岁高龄的他见到我后双目依然炯炯有神,情绪极佳。记得闲聊时的一幕,至今难以忘却:尽管坐在轮椅上,陈舜臣依旧保持着他惯有的不获麒麟笔不休的气势,一边露出孩童般的笑意,一边气宇轩昂的表示“指日尚可握笔,我要继续写完因病而中断的《天际的诗人:李白》”。
  这种不屑死神的顽强抗争,竟是为了与生命共存的写作。不禁让我想起他的诗作《古稀有感其二》的最后两包“莫道流云千里远,麒麟志在昆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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