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12月下旬至1954年4月在朝鲜的日子，我和每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一样，都经历着严寒、缺粮、扫射、轰炸、枪火的洗礼。从1950年10月至次年6月的8个月中，志愿军(包括朝鲜人民军)与美伪军打了5次大的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500多公里以南的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整个朝鲜战争也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
谈判桌下的突围
第五次战役历经8个月，敌我双方经历了拉锯式的反复交锋。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双方转入战略防御并开始着手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也转入阵地战，作战原则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变为“依托阵地、坚守防御”，守住朝鲜北部，稳固三八线。战略防御阶段，从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战争停止，历时25个月。
随着战争转入战略防御，九兵团政治部各部门的英文翻译除女同志外，大多下了部队。我也被分配到27军79师司令部侦察科工作(从1951年6月至1952年9月)。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参谋们“对空�望”，掌握美空军活动规律及动态。尽管此时敌我双方已经开始进行谈判，但从1951年8月起，敌军仍然在西线发动夏季攻势，后又于九月至十月间发动对我军全线的秋季攻势，同时展开破坏我后方补给线的“空中绞杀战”，企图逼迫中朝在停战谈判中接受其索要1.2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海空补偿”的无理要求。此时，我们的“对空�望”，掌握美空军动向就显得很有必要。
27军司令部位于朝鲜东线的山中，侦察科在接近山顶上的地方修筑了一个半窑洞式的防空洞，既能住人又便于监视。每每听到轰隆声就跑出来�望，记录下机种、机数及何时从何地方向何地方飞去，每天向军部报告，以便军部汇总各地区的情况掌握美空军的动向。其间，尽管敌机时常投弹轰炸、扫射，但似乎一直没有觉察我们就在山头上。1951年10月，敌人的攻势和“绞杀”的企图，在英勇的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民众的抗击下被粉碎，敌人大规模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谈判桌上，美军不得不放弃“海空补偿”的要求，同意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敌人攻势失败后，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9月，朝鲜战场上出现了10个月的平稳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抓紧这一战略时期，组织全军大挖坑道。没有上前线的部队和机关也利用时间加固防空洞，以防敌军夜间偷袭轰炸。在敌人“绞杀战”中，志愿军官兵长期以东北高粱为主食，而且有时断炊，无副食，还要去挖野菜。随着战局的平稳，后勤供给也逐步改善，记得那时官兵们将供给线上卸下来的白面、大米扛回山中的司令部。我以前从未扛过粮食，农村出身的同志一人可以同时扛两袋，我只能扛一袋，两袋分两次、一段一段地来回走两次，我要比他们多走两倍路。
在敌工科的日子
从1951年11月至次年9月朝鲜战场上的平稳时期，全军组织挖掘防御坑道，筑起了长达250公里、纵深20至30公里的地下防御阵地体系。至此，我军将移动性的机动防御转为阵地坚守防御。此后敌人又发动攻势，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志愿军坚守坑道，双方展开了43个昼夜的攻防争夺战，并不时地投入更多兵力，由营连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此次共杀伤敌军2.5万，我军亦有伤亡。这次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利用坑道体系作战可以以较少兵力、较弱火力赢得最大胜利。
1951年9月，坑道防御体系基本完成后部队开始换防，24军72师接替了27军的防御任务。在兵团部敌工干部训练班集中学习了3个月后，我被分配到了24军72师政治部敌工科工作。敌工科设在山中的茅草屋中，四面都是森林，简陋的茅草屋几乎逢雨必漏。当时的敌工科加上我仅有两人，由于科长时常不在，诸如贯彻宽俘政策、教导部队学会向敌人喊话、散发对敌宣传品等工作，几乎全部由我一人担当了起来。
1952年末至1953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备行动。为了防止敌军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只有170公里长的狭窄蜂腰部登陆，中朝军队进一步巩固工事，抢筑了以坑道和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纵深10公里、坑道长720公里的防御阵地。在此基础上，志愿军发起了军事攻势，并在全线发动政治攻势与之相配合。
1953年5月，为了配合攻势，72师在前线设立对敌广播宣传站，而这个宣传，站即设立在上甘岭战役的坑道之中。在敌工科工作的日子里，我曾经去过两次。每次去广播站，必须穿过几百米远的封锁线，趁敌人枪火停下来就跑步过去，再听到枪炮呼啸声就跑进炮弹坑里隐蔽，待炮火一停再冲过去。说是广播站，实际就是一块五六平方米的深坑，由于面积狭小，在广播站中只能弯着腰活动，最多也只能容纳3个人。当时我们根据总部编写的前线消息、谈判情况等向敌军喊话，以配合战局形势。至1952年五六月间，我军组织多次成功反击，广播站每每配合播放《解放军进行曲》等以鼓舞士气，增强气势。金城反击战一役，就突破敌军21公里阵地，向前推进18公里，最终迫使美军停战谈判。
1953年7月，随着停战谈判的展开，我接到命令，前往板门店停战谈判代表团报道。记得从师部乘车沿着三八线赶往开城的路上，双方还未完全停火，炮弹、子弹从头上飞来飞来，那时我心里想到，也许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板门店的和平曙光
1953年7月，从全国各地及志愿军各部队调来的同志组成了强大的停战代表团，下设十几个部门，当时遣俘处有10个接收组和5个遣送组，每一个组都有一名接收或遣送军官担任组长，并配有英语、朝语翻译协助，我被分配在接收组。
朝鲜战争历时3年零1个月又2天，而停战谈判就长达2年零17天，其中战俘遣返问题耗时1年零6个月双方才达成一致。由于美军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的战俘原则，企图用暴力、强迫手段扣留中朝被俘人员而致使谈判多次中断，甚至一度中断半年。在我军代表据理斗争、前线部队的反击和战俘营中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斗争之下，最终迫使美军同意签字。
从1953年8月5日，我方开始接收归俘人员。每天我和接收军官一起在接收区入口处与美军遣送军官交接，按名单清点人数。我军归俘人员一般乘坐卡车，在进入接收区的路上就高呼爱国口号，大唱革命歌曲，扬起他们在敌战俘营时悄悄制作的国旗、军旗。当时板门店接收区内架起了10个接收帐篷，在大门口搭起了一个红色牌楼，上面用中朝两国文字写着闪耀金光的“祖国怀抱”几个大字，牌楼两侧分别写着“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在板门店接收区和开城之间，还设有卫生检疫区，让他们洗澡、理发，里外都换上新衣服，然后再分别送往几个收容所休息。各收容所都准备了充分的肉、蛋、糖、药等一些生活急需品，还有大量的书刊和文化娱乐用品。一批文工团员分别到各收容所去慰问，分送慰问品，进行慰问演出。
当时，我军同美军的交接原则是：只要送来的名单与实际人数相符就接收，不让节外生枝，也不提不必要的抗议，尽量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经过一个多月，我们顺利完成了“直接遣返战俘工作”。此后，双方开始“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工作，集中在板门店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新战俘营进行。
1953年4月，我结束了在朝鲜的工作，与一大批从全国各单位、各部队调来组建停战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乘坐火车从平壤回到北京。在工作期间，我们严格遵守外交纪律，努力工作、真诚合作，个人间来往甚少，但毕竟还是共同战斗了八九个月，大家怀着依依不舍、对前途满怀期望的心情，握手告别，走上了各自新的工作岗位。
如今抗美援朝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当想起在朝鲜的日子，总是想起那些长眠在那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正是他们舍生忘死的战斗，新中国才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与世界头号大国交锋并战胜他们。相比之下，像我这样在机关工作的“战士”，只不过是踏着这些烈士的足迹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真正的英雄是这些烈士们，我们应永远记住他们，缅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