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凡为人，似乎都愿在死前给后世或儿孙或苍生留几句话，一般的，因为缺乏意识，所留的大抵房子每人一半，田地每人一半之类的财产分割遗言或者子孙万世永享昌隆之类的心愿祝福遗言，但名人因为自身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以不管怎么，说着说着就会往那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上靠。你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你看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当然这些也都还算正常，因为说话人一生的行事为人基本都是按他们说的或大部按他们说的去做的，但有些名人却不这样，说起话来，做起事来，留起遗言来，往往像晴天霹雳，振聋发聩，按长沙人的说法，真是“吓得你一滚”。
嵇康，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之一，诗写得好，琴弹得好，只是此人才亦高，人亦怪。朝廷显要钟会听说他的大名，不远万里跑来拜访他，他当时在打铁，钟会等了半天，他压根就没拿正眼瞅钟会，直到钟会忍无可忍，掉头要走的时候，他才好歹进出几个字：“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逼得钟会针锋相对地说了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即使这样的人，临终前，也不能免俗地给孩子们写点什么。按照嵇康一贯行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大伙都觉得这家训要么就犀角烛怪，要么就羚羊挂角，可事实恰恰相反，这家训不仅四平八稳，而且实效性和针对性忒强，几乎就是一个古代版的《初人职场指南》。其中说到，领导处不可常走动，理由是领导喜欢问人对事物的看法，这时候，谈也不好，不谈也不好，很难处理。另外喝酒的时候遇到有人争论，最好是立即走开，因为你的意见再中肯，都不可避免地会得罪其中一方。还有如果喝酒的时候有人劝你，即使自己不能喝也要和和气气，诚诚恳恳地举杯表示尊敬。这些话哪像不拿正眼瞅钟会的嵇康说的，倒像邻居家的老大爷，那么世俗庸碌。
陆游才大名气大，据说其一生写了一万首诗，即使在临死前，他还不忘给粉丝们来一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诗大气浑厚，悲恸煽情，自诞生之日起不知赚取了多少英雄泪。陆游还没咽气之前一定知道，凭他的名气，这首诗迟早是会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所以高扬主旋律，写得很冠冕。如果你还有机会看一看他写给儿孙的家训，就会发现，弥留之际，大诗人什么都不落下――幸好我快死了。一时不死，也决不再当官。我们陆家世代务农，再去务农这是上策。闭门读书，不应科举，不讨官做，这是中策。当个小官，不求提拔，不慕荣华，这是下策。仅此三策，别无出路。这些话，你们今天听不进去，留到将来再反省吧。只是不要外传，免惹麻烦。――听听这话，这可是两宋史上最勤奋的大诗人85年的全部生命体验。那么忧国忧民，勤奋刻苦的一个人到最后却那么悲观。
跟陆游差不多而又离我们较近的还有瞿秋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是英勇就义的，据当时《申报》记载，临刑前瞿秋白高唱《红军歌》《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毅然决然地走向刑场，仅此一条，就足可见其志向之高洁与伟大，也足可使其不朽。在就义前，他写下了一份遗书《多余的话》，却在他身后闹出了不少事故。在《多余的话》中，他并没有像大家期盼的那样表示“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是走向自己的内心，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著、苦闷、困惑、坚定通通以本来面目示人。应该说这其实没啥，因为上年纪的人都知道执著从来就不是眼睛里来不得半点沙子，而是迷茫着彷徨着心猿意马着三心二意着还在一如既往鬼使神差地往前走，可在文革那种不正常的年代里，这成了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多余的话》也被定性为“一个叛徒的自白书”。1 967年，瞿秋白墓前的塑像被推倒，1 967年，声讨瞿秋白大会“隆重召开”……往事历历，不堪回首，幸而数年之后，“四人帮”下台，瞿秋白平反，不然其在天之灵，必不瞑目。
为什么名人在“名”之后，“人”之前会有如此截然的不同表现？因为前者更多的是名人，后者更多的是人名，也因为只有这样，名人和人名都才真实，才完整。如果在生活中，一个名人整天以英雄和完人形象示人，我敢断定，这要么就是虚情假意的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不信，我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