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维稳 党报 群众工作 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服务需求，与这个需求一时之间的不能得到满足，是当前新闻宣传方面的一个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在党报报道中存在以下问题：上情下达较多，下情上达较少；硬性灌输较多，互动对话较少；反映领导较多，反映群众较少。这种情况，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形势，很不适应。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我国的一年，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任务繁重的一年。进一步做好党报群众工作，在当前形势下显得格外重要，而且更为迫切。
重视读者来信盘活信息线索
做好党报群众工作，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需要将党报的传统推陈出新。
卡茨“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人的媒介接触行为，是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连锁反应过程。人的动机，是为着寻求满足个人的需要的；人与媒介的初次接触，要具备可能性，要看媒介给予受众的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其需求；之后选择媒介开始使用；结果要么满足了，要么未能满足；于是修正印象，决定是否继续……由此可见，不能满足需求的传播，将前功尽弃。
应该重新认识“读者来信”价值，让读者在新闻创造中享受新闻。历史上，邹韬奋办《生活》周刊，专门登载来信，坚持撰写“简复”。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社设立读者来信组，要求大家既要做中央的喉舌，也要做中央的耳目；不能把来信都装进麻袋当废纸处理，要分门别类，或全文或摘要，定期编印小册子，供有关部门参考。《人民日报》（北平版）一版报眼，专门用来刊登读者来信。如今，对于读者来信，党报不能说不重视，但不少党报重视度越来越低，刊发量越来越少。实际上，读者来信真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能够把新闻使用者与参与者结合起来。读者来信如同电视节目的“现场互动”，比其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应该深刻反思片面强调“自采新闻”误区，使通讯员用稿量保持足够的份额。《新莱茵报》作为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日报，曾广泛建立通讯员网。党报重视通讯员由此而来，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手段。由组织传播走向大众传播，需要一级级“二传手”，少不了通讯员这一“神经末梢”。依照“使用与满足理论”，挑出一批特殊受众，既能享受阅读乐趣，又能享受写作乐趣，在党报与受众之间培养一个过渡梯队，做党报耳目，为党报喉舌，领党报的情，夸党报的好，比之于现代营销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应该尽快端正认识，确保通讯员用稿，建议使其用稿量占到版面用稿的1/3以上。
应该努力扩大“线索新闻”种类，让信息的泉水在版面上自由奔流。当前，读者来信式微，通讯员用稿剧减，有其复杂的客观原因。这两类稿件局促于基层，出手于业余，欠缺于可读性，比起编辑部大策划，比起名记者大手笔，确实缺乏竞争力。一方面应提倡“深度加工”，使之成为记者报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出“线索新闻”，以综述、简讯等形式，不必刊登来信来稿全文，甚至不必刊登摘要，只要刊登线索就行。依靠主题提炼与角度精选，以及标题、导语、串连词的功效，把大量“线索新闻”，组合成“新闻拼盘”，这种方法，有利于推出信息密集型版面，而且可以规避读者来信、通讯员稿的缺陷。
创设慰藉体裁提供舆论服务
当前我国所处方位，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碰撞期”。联合国组织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过渡到1000美元，产业大变，利益重组，人员失业，贫富拉大，文化冲突显著，社会震荡加剧。特别是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下，有的新闻媒体唯恐吸引不了群众，喜欢提供震荡性信息，对群众心理承受能力估计不足，往往给人们留下心理阴影，容易造成“后危机综合症”。
党报应注重研究当前的读者来信，有力地疏导好公众情绪，应该探索以下课题：
重视“沉默螺旋”，公布“幸福指数”。诺利・纽曼“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大众传媒有极大作用；个人在表明观点之前，一般要观察“意见环境”，当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则倾向于积极大胆表明观点；当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则屈从于环境压力，转向“沉默”或“附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的增势，更多的人或继续沉默，或追随支配意见。为此，党报应该有所预警，了解公众态度，找出不稳定因素，反复证明“幸福指数”。党报应该有所建议，为公共政策提供对策建议与信息支持。党报应该有所疏导，化解不满情绪。发布信息与民意调查，本身就是关注与倾听，只有保有其存在，不满才会缓和。
发掘“潜在焦灼”，定制“个性服务”。一个不要“牧师”的国度，往往需要更多的“心理医生”。当新媒体成为情绪泛滥的平台，手机、QQ、博客花样百出时，党报要研究“亚传播”。所谓“亚传播”，是指不确定人群在希望共同体验的心态之下，借助某种传播而成为体验共同体的传播现象。它没有特定机构控制，却有一种自组织能力，没有单向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并不屑于进行劝服型传播，虽然希望影响他人，却不谋求实际效果，传播的内容也不很明确，甚至可以虚构一个内容。电台晚间情感热线类节目，各种网络游戏、聊天等活动，都是典型的“亚传播”现象。党报一方面要与之划清界限，严守舆论导向的阵地，成为“亚传播”浪潮中巍然屹立的岩石；另一方面要批判地吸收“亚传播”的技巧，包括学习“VIP”机制，向受众提供特色服务，包括在新闻报道中做到既“见人”又“见情”。
应对“普遍呼叫”，推出“新闻救助”。党报面对群众求助，不做“化缘”工具，不为“乞讨”张目，这在宣传上不无道理，却难以适应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开展“新闻救助”，至少进行“舆论救助”，包括实施“心理援助”。很多时候，面对求助，并不一定非要解决不可。只要“心到”“情到”，譬如开设“咨询热线”，进行释疑解惑，就可以赢得群众，而使其获得慰藉。
控制负面报道变化监督范式
加强舆论监督，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更需要讲究策略，更需要注意效果。
要积极进行“不点名批评”。说到舆论监督，便要求调查清楚，要等部门审批，要与被批评者见面。这种严格要求，基于新闻本质的“绝对真实”，也不能说错。但是，为了防止诬陷或失实，便将宣传混同于办案，不顾新闻现象的“相对真实”，忘记新闻还需要“新、短、快、活、抢”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诉诸言论。党报言论，不应该有那么多套话，在正面阐述观点的同时，应针对突出问题，适当列举反面事例，开展不点名的批评，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满足群众对舆论监督的期待。
要稳妥控制批评报道的数量。批评报道，这是舆论监督主要形式，需要严格调查与严格审查，不可不用，也不可轻用。一搞舆论监督，就来批判社会，批评党和政府机关，这是违背时代真实的。应该稳妥控制批评报道的数量。不妨将批评报道分成两类，予以分类指导。一类是现在流行的“焦点式”批评报道，即直斥有关责任部门责任人的报道，这个要慎重；一类是现在欠缺的“亚批评”报道，即展示可悲可泣的个人命运，而把全社会的热心帮助，与个别人的从中作梗，作为对比表现出来，把后者作为批评重点。
要营造反腐倡廉的浓厚氛围。格伯纳等人“教养理论”认为：大众传媒主宰与包容的信息、观念、意识，教导了共同的世界观、角色观、价值观；它所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它长期形成的“教养”过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制约着人们……在一些地方，有群众抱怨：“党报哪有什么舆论监督？”怎么会使人形成这种印象呢？这种“象征性现实”，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应该还原生活的辩证真实，凸显信息监督的新闻价值。要提倡把“负面报道”改造为“正面报道”，多报道一些查处，少报道一些案情。海南省委书记汪加风认为，正面报道要弘扬主旋律，批评报道也要弘扬主旋律。记者写稿不是办案，不能要求写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只要主要事实存在，也就没什么话好说。如果党报侧重公开的是如何反腐倡廉的事实，那就更没什么可指责的了，也完全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