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2010年第6期 让吃苦的干部不吃亏 让吃苦的干部不吃亏,首先就要关注吃苦的干部。在工作中肯吃苦的干部,他们往往勤于埋头干事,而不善于表白自己和四处张扬。作为领导干部,应时刻关注哪些干部在“做事”、哪些干部在“做秀”,哪些在“打基础”、哪些在“捞浮油”,哪些在忙“公务”、哪些在忙“家务”。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关注那些长期在基层磨练、在一线锻炼、在前沿锤炼的干部,特别是要关注那些在推进发展中思路明晰、实抓苦干的干部,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默默奉献的干部,在急难险阻面前迎难而上、能解难题的干部,支持他们做好工作,使他们心无旁骛地“吃苦”、踏踏实实地干事。
《半月谈》2010年第5期
建设节约型机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党政机关的日常开支除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漏洞外还有很多。比如会议的费用,有些会议在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的场面十分壮观,礼品大多是名牌箱包或羊毛衫,会议材料印刷得像画册一样精美。这些费用自然是高得离谱。实际上,会议的材料根本不需要那么精美,礼品与会议也基本无关,在风景名胜区开会也有违中央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想借会议的大场面、高规格来掩盖工作中的平淡。建设节约型机关应该学会在“小细节”上做“大文章”。很多外企的打印纸都设置为双面打印,这个细微的做法值得我们各级党政机关学习。另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如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等,更好地发挥出信息技术高效、便捷、节俭的特点。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9期
被问责官员“复出”之辨
官员在相关事件中的责任不同,受到问责程度不同,复出的情况也多样。一般公众从中难以理出清晰明了的权责关系,往往会产生“官官相护”、“出了问题换个地方再做官”的直白印象。一般而言,对官员的问责可以分为政治问责和法律问责。由于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和过度集中的人事管理制度,行政处分问责或党内纪律问责,或分别适用,或同时混杂适用,问责性质模糊,进而问责后果也不清晰;问责后复出的花样百态,也就不足为奇。公众难以了解,更无从参与,眼见各色问题官员“下岗”又“上岗”,自然是疑窦丛生。因此,要予“复出”官员以清白,需先厘清问责制度;而问责要合理合据,改革官员选任和监督制度,当为必须。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7期
终结“农民工”制度的时刻到了
这几年来,每年春节过后都会出现“民工荒”。按照媒体的报道,今年的“民工荒”规模似乎比较大。这与经济回暖幅度出人意料之大有一定关系。不过从长期趋势看,“民工荒”可能缘于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制度必将终结。这些农民人口自进城打工时起,就已抱定了在城镇生活的决心。这样的价值观变化,对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主流产业形态、经济结构必将产生巨大影响。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对于蓝领劳动力主体的这一价值观变化作出明智的回应,迅速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镇化。
《�望》周刊 2010年第10期
法佑中国
中央曾于1997年设定目标,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今已至冲刺与验收期。根据中央要求与各级立法机关表态,这一目标将被确保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是一个开放而发展的体系,一旦宣告形成并非意味着就此收官。在我们这个文明悠久但缺少民主法治传统的古老大国,在只有六十年历史的新中国,在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新时期,在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只有十几年、几年时间的新阶段,法律体系的“形成”还只是一个基础,在向真正法治国家迈进的航道里,我们才刚刚开始。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是法治的要义所在,也是过去几千年、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所在。
《新民周刊》2010年第10期
分配也是硬道理
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过程主要注重效率,分配社会财富、切分“蛋糕”的过程主要注重公平。然而,当前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前一个过程也需要特别强调公平――政府应当为民间社会提供公平的创富环境和创业就业机会。近几年来,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直偏低,“藏富于国”的趋势不断加重,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太多,以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为主导的经济垄断力量太强,过多挤占了民间的投资创业渠道和财富增值空间。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迫切需要政府减少管制、打破垄断,向社会释放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创富机会,放手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劳动者做大自己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