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能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蚩尤的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
在离开西江苗寨前，村寨的首领，年纪尚轻的世袭“鼓藏头”唐守成把我引到一个地方，去看从雷公坪上移下来的几片青石古字碑。雷公坪是离村寨15公里的一处高山坪坝，那里的整个山区被看成是天下电闪雷鸣的发源地，风景绝佳，西江苗族先民曾在那里居住，后来也轮番驻扎过苗族起义军和朝廷兵士。这几片青石古字碑，每个字都近似汉字笔划，细看却全然不识。难道素无文字的苗族也曾经一度拥有过文字？那又是在什么时代？使用过多少时间？使用范围多大？又为何终于消失？
我弯下腰去，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文字与西夏文字的区别，然后继续作各种猜测。如果苗族真的有过文字，那么，也许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发掘出一大堆比较完整的记述？但是，又有谁能读懂这些记述呢？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叹，留在已知历史之外的未知历史，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任何一种台面上的文明，即使看上去很显赫，也不要太得意、太自恋、太张狂。现在被过于热闹地称为“国学”的汉族主流文明，也同样如此。
有位当地学人告诉我，这些古字碑曾被一位汉族的前辈学人称之为“孔明碑”，因为据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到过这里，那也就有可能用苗文刻下此碑。我想，这位前辈学人完全是站在汉文化的立场上把诸葛亮可能来过这儿的传说当作了大事，因此连仅留的不可识文字，也似乎只有他才能刻写。其实，比之于黄帝及其对手蚩尤的千古抗争，诸葛亮参与过的三国打斗只是一场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和结果的小仗而已。蚩尤的后代好不容易在这雷声轰鸣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其美无比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诸葛亮不合时宜地露脸了。那古字碑，一定与他无关。
我说，不要再叫孔明碑了，就叫古字碑吧。是不是苗文，也不要轻易论定。
正说着，两个只有七、八岁的苗族小女孩奔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其中一个仰头对我说：“伯伯，我们的老师说，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您能不能告诉我，文化人是做什么的？”
我笑了，心想这么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这两个小女孩肉呼呼的小手。过了片刻我弯下腰去，说：“听着，文化人的事情是热爱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并且因为自己，使它们更美丽。”
我要她们重复一遍。第一遍她们都没有说顺，第二遍都说顺了。
我把手从她们的小手中抽出来，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脸，然后与“鼓藏头”告别，踏上了归途。
到了坡上回头一看，西江苗寨已在黄昏的山色中模糊。很快，就要找不到它了。
那就赶快记住：西江苗寨，在东经108°10’与北纬26°30’的交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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