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产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贵州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消解和破坏着封建经济的基础，甚至在政治A也瓦解T封建专制力量。 工业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繁荣。贵州产业革命以轻纺工业为主导，因而贵州商业也必然以经营纺织新产品及原材料的流通为主。这样，纺织新产品及原材料流通环节的发育成长便为贵州商业发展开辟道路，从两个方面不断催生现代商业社会的成长。 第一，在全省培育出以经营洋纱、洋布(一种是直接由外国进口的布匹，一种是用机器在国内生产的布匹)为主要商品的大市场。仅19世纪末，兴义销售的洋纱就达到1000多包。在安顺，每年进口棉纱都在3000至4000包间。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兴义、兴仁、安顺、贵阳、独山、遵义等地的大商品市场。与此同时，商品流通市场的繁荣促进了百货业的兴盛。1900～1911年间，日用百货大量行销省内各地，商品主要有洋袜、毛巾、洋伞、化妆品、洋油、钟表、洋瓷、染料、皮革制品、小五金等土洋杂货。尤其是来自荷兰、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洋货在市场上畅销，使原贵州市场上的“京广杂货商”亦改称“洋广百货业”。 第二，商业发展逐步分解了贵州乡村自然经济，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兴义县城是这一时期由乡镇向商埠变迁的典型。正是洋纱和洋布贸易的发展，让这个原叫黄草坝的乡镇一跃成为繁荣商埠，取代了原来的府城安龙。商业发展促进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显著现象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绸布经营从业人员为例，1857年，在贵阳的绸布经营者只有3家，至1911年竟达到100家左右，17年间增长了100％；1850年，在安顺的绸布经营者共80家，到1908年发展到248家，商业繁荣使安顺成为黔中重镇。商业发展不断催生贵州的城市化，如毕节成为云、贵、川边境地区的商业重镇：黔东的镇远、南盘江上的贞丰县百层河口岸，都因为地处商品流通要津发展成重要的码头。就连清水江边的一个小山寨下司(今属麻江县)，也因为成为湖湘商品的集散地而演变成黔东南最为繁华的商埠。1911年，贵州已聚集起一批人口上万的现代城市(镇)：贵阳近10万、遵义4.5万、镇远3万、仁怀1.6万，1万左右的城镇有大定(大方)、铜仁等。 随产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贵州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消解和破坏着封建经济基础，甚至在政治上也瓦解着封建专制力量。清末以来，贵州产业革命哺育了一代新生资产阶级(绅商阶层)，汇聚成变革社会的新型社会力量，最后成为贵州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掘墓人。 首先，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政治资源大都来自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以政治人物为例，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两大党派，核心成员大都来自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这些近代工商业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如自治学社第二次入社社员名单共计98人，其中24人来自百层河口岸的贞丰县；在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领袖中，任可澄、黄禄贞均来自安顺，牟琳来自遵义。 其次，许多绅商转化为现代教育倡导人，如华之鸿、于德楷、乐嘉藻、蔡岳、蒲藏锋等，他们积极出资创办各种新式学堂，资助青年留学国外，十年间为社会革命培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最后，绅商阶层为传播新学和革命思想开辟了渠道。工商业发展与外界联系频繁，最先感受全国各种新思潮，于是自觉扮演了传播者角色。乐嘉藻、蒲藏锋在自己商号输运商品时，将省外各种新书刊夹杂其中输入贵州。这种绅商――政治一体化现象，在清末民初影响贵州政治至深的兴义刘氏集团身上最为典型。随着兴义商品市场的兴盛，刘氏家族通过经商致富而逐渐涉入政治。先是出资创办笔山书院倡导新学，又派送子弟亲谊至贵阳深造，有的甚至远送日本留学，最后形成了刘显世、刘显治、王文华、王伯群、袁祖铭、何应钦等辛亥革命前后显赫贵州的政治名流集团。华之鸿、于德楷、乐嘉藻、蔡岳等则直接参与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 编辑／李姗、张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