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小人物”的陆续出场，给2011年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增添了几许亮色。这里的“小”是相较于那些掌握决策权、话语权的明星显贵、社会贤达而言。 小人物们除了吃喝不愁外，多半是什么资源也不掌握的普通公民， 在日常公共生活中，他们往往流于从属被动，特别是传统社会格局中，精英群体不仅掌握了大部分资源，就连话语权和公共生活参与权也都悉数垄断。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大人物咳嗽一声，或者表达一下关切，都能收获无数叫好，小人物就是叫破了喉咙，磨烂了鞋底，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多半也是没人理睬的。 可依然有一些小人物百折不挠，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设定并主导了一些公共议题，撬动力显著。比如跟乙肝歧视较劲的大学生雷闯、天天在大街上“自带干粮”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揭露故宫宝藏内幕的龙灿、拇指妹、举牌哥、紫荆侠……如果一直列下去，这个名单将会很长很长。 尽管这种表达眼下仍显零碎、分散、初级，不足以收到全局之效，但这种盈尺之微的继替发挥，为我们这个社会注入了最朴素和厚实的希望，倘若没有一点一滴的原初凝聚与积累，公共生活何来质量上的蜕变和升华？ 颠覆传统 小人物的价值能够得以呈现并为公众所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媒体”工具如微博的发展。无论是网友龙灿数度揭露故宫宝藏内幕，还是广州的拇指妹、举牌哥，南京市民吁救梧桐树等事件，都充分利用了“自媒体”的传播优势，“小成本办大事”，乃至于郭美美、武汉五道杠少先队员黄艺博事件之所以能迅速在社会上发酵，均显示出“自媒体”之于小人物的重要性，已然成为普通公民主动参与公共生活的最优工具选择。也正是这一载体的出现，极大地修复了小人物群体自身的局限。 然而光有工具是不够的，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观能动同样重要。浙江大学生雷闯较真于一个健康证的办理，小小证书在他意识中象征着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争取权益；区伯主动上路随机拍照监督公车私用，为的是想推动政府将禁止公车私用写进法规，因为“公车是用老百姓纳税的钱买的，应该用在它应该用的地方”；拇指妹区佳阳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行性报告》、举牌哥陈逸华倡议地铁站翻新，无非是基于“城市的发展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 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份不是低等的臣民、屁民、小民，也不是抽象的百姓、群众、人民，而是货真价实的公民。“公共生活”一词，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宽泛、抽象的概念指向，小市民、小人物通常不过渺渺如天地之间一沙鸥，大可以袖手一旁，但传统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国人形象，被他们打破了。 不仅如此，相对于多数跻身有闲阶级的主流人群（特别是那些一贯能讲会道且志大言夸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两者反差尤其大，小人物反而具备了更充分和强烈的行动热情与能力。这现象所蕴含的意味一目了然：与其坐而论道，莫如起而行之。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乏那种碎碎念的人，缺的实乃具体行动者。只要有行动，多少都会有所改变。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愈来愈显生机的源头活水。 今年，参与公共生活的小人物，另外一个突出特征是主体的年轻化。过去很多年，在提及“80后”、“90后”时，人们指向的多半是他们身上令人难以忍受的毛病，但事实上，新生代个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传统束缚，具有主动表达的内在需要和热情，人人不以小人物自居，勇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这无疑会是社会转型的一大积极因素。 告别悲情 即使是在自媒体平台上，小人物的表达也不易被注意，故他们在表达方式上也颇见新意，形式多样且不乏艺术化创新。南京市民为了维护梧桐树记忆，纷纷在道边的树干系上绿丝带；艾滋病感染者马治发只身走了12个城市征集微笑，吁求消除歧视；雷闯的行为艺术则在那一本健康证办理的全过程上。陈逸华和区佳阳的“举牌哥”、“拇指妹”称谓，说明他们已恰到好处地将自身的参与、监督、责任及规则意识全部揉入了细节设计中。 区伯满大街巡行拍照，紫荆侠一身夜行装束、自掏腰包博济善施，这些都表明，在执行过程中他们的表达方式有其技巧和策略性，擅于以小博大，效率很高，在尺度把握上拿捏得亦颇为到位，加以这些当事人物身上的那种死磕、执著的韧劲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全新的路径开僻，与素常可见的激烈、突兀、极端的表达诉求的方式有着极大的区别，有礼有节有风度，小人物表达背后蕴含的是大视野。他们身上不再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悲情和自我期许，而只有现代公民的执著与韧性。 艺术化行为较之常规表达更易于被传导并激起反馈，这也强化了小人物事件进展戏剧化的一面。在郭美美、黄艺博和龙灿三人身上，这一点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郭美美、黄艺博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夸饰与包装，在各方面力量的推波助澜下，很短时间内即向公众人物实现了身份置换，小人物轻而易举就登上公共生活舞台。不管他们的方式及内涵怎样不齿于人，但情节离奇、风波迭起，戏剧化一以贯之。 龙灿和故宫双方，原来存在一种不对等的主体关系，可是通过微博报料和传统媒介的穿针引线等杠杆作用，力量悬殊的两个主体很快就建立了一种隔空喊话式的互动机制，前者并且取得了先发制人的优势地位，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整个过程节奏跌宕、高潮频掀。 至于区伯、马治发、雷闯、陈逸华等小人物，戏剧化更多时候是通过细碎的情节发展来铺叙完成的。区伯拍照和被监督者发生肢体冲突，今天找这个机关讨说法，明天找那个单位要答复，都是极为市井生活化的处理；马治发、雷闯和陈逸华等人则有轻喜剧般的演绎，素材平淡，但耐人寻味。若有人即兴小人物文艺创作，今年这些材料不失为稗官野史家的囊中干货。 任何公共事件的发展推进，仅靠单一个体的力量是无法办到的。它们的背后，常常存在一种社会合作关系，小人物效应之所以得到发挥，背后是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日益集体化，个体呼声只有经过社会化环节处理之后，得到集群性的响应，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路径才能正式成立。 雷闯办证前后主动寻求曝光自己、陈逸华在公共场所举牌寻求支持、区佳阳征集拇指、马治发四处游走邀人微笑留影、南京市民集体奔走呼喊，都是在试图建立一种社会协作关系。即便是最后搞得声名狼藉的郭美美、黄艺博等人物，也暗合了这样一条法则，有一种潜在的社会化处理规律在背后起决定性作用。 小人物事件的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雷闯、举牌哥、拇指妹、紫荆侠、区伯、马治发等人给全社会带来的收益自不必说，即使是郭美美、卢美美、黄艺博等，其对社会的正向价值也是一目了然―除了有关规则上的争议，黄艺博至少引发了教育价值观的反思，郭美美至少促成了慈善体制的变革，甚至连李天一打人事件，也爆发了一次精英阶层应该如何处理好与不同阶层群体的关系，社会不同群体间的融合性检讨。故而可说，小人物的表达和参与，尽管动机、形态各不相同，但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有殊途同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