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民族化氛围最为浓厚的一段时期。在该阶段，民族化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化思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其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对民族化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该思潮的支持。它重塑了中国的文化精神，重建了中国的文化结构，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关键词：抗战时期 民族化思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曾彬（1987-）,女,汉族,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所谓民族化，是指一个民族独特的个性特征、风格的文化。它是各民族根据自身传统、习惯、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等所形成的一系列认知体系，也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的根基。中国近代民族化思想形成于晚清时期。“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各派的民族化思想汇聚在一起，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它的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民族化的进程，其不断的和我国的民族解放、民族发展相结合。在抗战这个中国近代民族化氛围最为浓厚的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该时期民族化历史氛围的回应，是中共政治和文化策略转向民族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顺应了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趋势。
一、民族化思潮的背景
任何概念、命题都是历史的产物，而它们的提出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提出了，而只能是在传入之后，在融入中国的实际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之时才形成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受其鼓舞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主要传播的是唯物史观方面的思想。其后在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不降反增，并达到了高潮，该阶段的传播重点是唯物论辩证法。在这段时期，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进步知识分子联合发起了一个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其中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为最大。这个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唯物辩证法一时成为了该时期哲学的主要潮流。
在此同时，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也日益加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文人发起了新启蒙运动，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心。新启蒙运动在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理性、民主精神的基础上，还提倡文化的民族性，认为要尊重民族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纠正在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观点。作为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张申府指出，“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文化；当然更不应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因此“新文化不只是大众的，还应带些民族性”。“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是今日中国所需要”。“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1]虽然在此时张申府还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化”的概念，但他强调中西文化应当综合、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应统一的观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随之增强，民众思想中的民族性得到了张显。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吸取了当时理论工作者的观点，并结合自身认识对这些思想加以归纳和总结，终于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创造性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
二、民族化思潮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渊源
外来思想文化在融入本国实际的过程中都会发生“民族化”的情况，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中国的民族化思潮也是如此。源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开始是被当作知识体系引进中国的，但引入不久就被一些先进中国人当作革命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民族化思潮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使之能够真正实现科学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里的“结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的社会需要相结合，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二是与传统文化的精髓相结合，找到了符合自身的表现形式。
文化是政治的反映，两者往往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科学的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等问题，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众所周知的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
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推动民族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其主要思想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当中有所反映，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在这一时期，中共的实践成功的抓住了“民族化”的本质――文化重建。只要紧紧抓住这个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使之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融入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当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意味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化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重塑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民族化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抗战时期民族化思潮的盛兴在194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可以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任务”。这段文字被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阐释，其清楚明了的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意图。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类似强调文化“民族性”之类的话语在1935年以后特别是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中，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此外，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发表过关于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看法。如1936年3 月，在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上，张闻天提出贯彻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是：“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2]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要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民族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指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41年3月,在谈到党的策略领导应坚持的原则时,张闻天又指明中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因为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分成许多国家(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国际联盟),各地情形极复杂,…因此,在中国决定策略,不能机械的搬运外国的经验。”[3]张闻天的这些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当时党内正在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抗战文艺如何适应抗战需要等诸多问题，周恩来在认真思索后，于1939年8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4]在1945年1月，他在《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中指出：“至于延安文教大会，只能以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它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5]
在当时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张扬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共领导人的普遍共识，民族化思潮对共产党人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参考文献：
[1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N ].北平新报, 1937 -05 � 2.张申府文集(第1卷) [M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1921.
[2]张闻天文集(2)[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80.
[3]张闻天文集(3)[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37.
[4]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55.
[5]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