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18世纪中西文化间的大规模接触与交流，杜甫诗歌在1735年便与马若瑟所选译的《诗经》以及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起，通过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进入了西方世界。1741年，杜甫的《少年行二首》(其一)从法语被转译为英语，开启了迄今已知可考英译杜诗和唐诗的源头；杜诗的英译历史距今已达270年。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尽管西译杜诗数量有限，西方世界对杜甫和杜诗的认识也比较笼统和模糊，且不乏一些误读误译。但“筚路蓝缕，赓续不辍”。正是20世纪前杜诗西译先行者们零星译介所拉开的“序幕”，才逐渐引发了后来英美百家译杜的高潮迭起。
关键词：杜甫诗歌；西方世界；20世纪前；译介；考论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01―05
杜甫“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和“尽工尽善”的精湛诗艺，彰显出他伤时感怀、忧国忧民的人性光辉，被后世尊为“诗圣”；同时，杜甫诗歌蕴含了丰富的个人生活际遇和情感体悟，敷陈时事，亦诗亦史,又被誉为“诗史”。杜甫诗歌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长期以来在英语世界广为翻译传播和接受。杜甫已跻身于世界一流文学家之列，在西方被称作“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或波德莱尔”①以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②等。在国内，自宋以降,“千家注杜”；而在英语世界，却可谓“百家译杜”。杜诗传入西方世界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上半叶。由于20世纪前的西译杜诗比较零散、匮乏且又多属古籍史料，所以目前对此阶段杜诗西译的系统梳理与研究仍鲜有所见。笔者在多年所收集和整理的相关材料基础上，力图较系统地梳理、考证和勾勒出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的基本译介情况。当然，本文所说的西方世界，主要指法、英、美三国。
一、20世纪前杜诗的法语译介与英语转译
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直至15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仍十分有限且较为模糊。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西传欧洲，其间来华传教士的“媒介”之功自不可磨灭。当时传教士的众多著译作品主要是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并服务于传教和经商目的，不仅侧重于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和语言文字等，而且也翻译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典籍。也正是在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逐渐拉开了诗圣杜甫“西游”的序幕。
具体到英译杜诗的最早起点或源头，并非直接译自汉诗原文，首先应从其他语言的英语转译中去寻找。因为“英国不是天主教国家，在整个18世纪没有向中国派遣一个传教士，英国人的中国知识大多来自欧洲大陆国家，其中主要是法国。”③至于美国，18世纪才建国，可以说一直到18世纪末，传到美国的英译汉诗仍属凤毛麟角。弗仑奇（Joseph Lewis French）论及中国古诗英译的早期传播情况时曾说：“自从中英商贸开通后，孤独的英国领事和传教士偶尔翻译有一些诗歌片段，但这些几乎没有传到美国，可能是它们中很少具有特别的文学价值。”④
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J. B. Du Halde）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在巴黎出版。经细致查考，笔者发现该书第三卷中就有一首采用散文体方式排列的法译杜诗。⑤而且这首法译杜诗还出现在了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的另一版本，即1736年在海牙（La Haye）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之中。⑥
这首杜诗可确考无疑，是杜甫的《少年行二首(其一)》：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⑦就笔者所知，此法译杜诗不仅是已知可考的最早法译杜诗，甚至也很可能是已知可考的第一首译为欧洲语言并刊行的杜诗。1738-1741年，伦敦出版商凯夫（Edward Cave）组织人员翻译并印行了《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语全译本（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2vols.）。在英语全译本的第二卷中，《少年行二首(其一)》又从法语被转译成了英语，并仍按散文排列⑧，这成为了迄今已知可考的第一首英译杜诗。关于整个考证过程及支撑理据，笔者另有文详论，此不赘述。1761年，这首杜诗的英语转译也曾被珀西(Thomas Percy)引用并改为跨行而排，出现在了《好逑传》（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4 vols.）第四卷所附录的“中国诗歌片段”中。⑨
除了上述1741年从法文转译的《少年行二首(其一)》之外，在18世纪，尚未见有其他的杜诗英语转译。不过在19世纪，还有几首英译杜诗，也是从法文转译，主要来源于圣・德尼（D’Hervey- Saint-Denys）的《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戈蒂耶（Judith Gautier）的《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 1867）以及时任驻法参赞的中国人陈季同（Tcheng -Ki-Tong）的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1884）等。
圣・德尼的法译《唐诗》于1862年出版，扉页上印有“唐�”两个汉字，是已知最早的西方唐诗选译集，若按译诗题名计，共法译杜甫（Thou-fou）诗歌22题，同时还有长达9页的关于杜甫的法文介绍。
1877年，美国自由派传教士（liberal preacher）、学者塞缪・约翰逊（Samuel Johnson）著有《东方宗教及其与普世宗教的关系：中国卷》（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Universal Religion: China, 1877、1881）一书，有一章专谈中国诗歌，其中英译有杜甫（Thou-fou）的《春夜喜雨》、《赠卫八处士》、《兵车行》和《秋兴八首》（其八），但基本上都只是摘译了这些杜诗中的片段。根据译文所标，可知这些杜诗片段乃转译自圣・德尼的法译文。
戈蒂耶的法译汉诗集《白玉诗书》于1867年出版，至今已多次再版，曾被美国著名诗人王红公（Kenneth Rexroth）评价为法国或世界的经典。⑩现据2004年再版的《白玉诗书》来看，若按译诗题名计，共法译有杜甫（Thou-Fou）诗歌17题，书中还有近一页篇幅的杜甫介绍。《白玉诗书》在西方颇有影响，不乏转译本，不过大都是在20世纪。另外，由于戈蒂耶法译汉诗的仿作或拟作色彩明显，使得一些译诗的原文已很难考证。
1890年，美国诗人梅里尔（Stuart Merrill）在《散文彩画》（Pastels in Prose）一书中，用英语转译了《白玉诗书》里的14首诗，译诗用散文方式排列，配有一些插图画、汉字或汉字笔划。梅里尔从《白玉诗书》所转译的这14首诗中，标为“仿杜甫”（After Thoo-Foo）的有2首，其中一首题为“The Emperor”，是杜甫的《紫宸殿退朝口号》。而另一首题为“The House in the Heart”，其杜诗原文尚难考出。
陈季同的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1884年在巴黎出版，该书“古典诗歌”（La Poésie Classique）一章有几首法译的杜甫（Tou-Fou）诗歌，有的引自圣・德尼的法译，有的则为陈季同自己所译，陈季同在书中还专用标记加以了区分。该书由詹姆斯・米林顿（James Millington）译为了英语（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1885）并在伦敦出版。在米林顿的英译本中，转译了杜甫的《佳人》、《旅夜书怀》和《赠卫八处士》以及杜诗片断《�陂行》、《玉华宫》和《成都府》。
综上所述可见，20世纪前杜诗初入西方世界时，法国人首开译杜先河，而从法语转译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或桥梁。不仅已知可考的第一首英译杜诗是从法文转译，而且还有一些杜诗也转译自法文，但总体数量不多，其中有的仅为片段摘译。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20世纪前西传的杜诗数量本来就颇为有限，加之法国又是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二是进入19世纪后，不少英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等陆续来华。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和扩大，一些英美译者也开始直接从汉语原文英译杜诗。
二、20世纪前的其他英译杜诗
本时期还有其他一些英译杜诗，主要直接译自杜甫的汉诗原文。1829年，《评论季刊》第41卷81期（The Quarterly Review,Vol.XLI, No.LXXXI）刊发了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关于中国戏剧、诗歌和小说的一篇长文(Han Koong Tsew)。德庇时谈及中国诗歌时，英译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尽管当时这首译诗没有标题，更未标出杜甫之名，但1870年，此译诗在德庇时的《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中再次出现，而且还加上了英语标题（An Evening Shower in Spring）并附有《春夜喜雨》的汉诗原文。另外，1864年, 德庇时所译的《春夜喜雨》也曾刊在了《中日丛报》之中（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Vol.Ⅰ,July 1863-June 1864）。
1863年，英国学者詹姆斯・沙麦斯(James Summers)编著出版《中国语言手册》（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sⅠandⅡ: Grammar and Chrestomathy）。在该书的第二部分“汉文选读”（A Chinese Chrestomathy）中，英译有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一诗，而且书后还附有汉诗原文。
1863年7月25日出版的《每周一刊》（Once a Week: An Illustrated Miscellany of Literature, Art, Science, & Popular Information, Volume IX, June to December,1863），刊发有F. H. Doyle英译的杜甫《石壕吏》（The Press-Gang），同时还附有说明：此诗译自杜甫诗原文。
1884年，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在《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采用不押韵的方式英译了杜诗《佳人》。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翟理斯唯一一首用自由体方式英译的杜诗，而且在翟理斯以后的多个汉诗译本中皆未再收录此译诗。
1887―1888年，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延龄（E. H. Parker）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中，英译有杜诗《佳人》、《赠卫八处士》、《前出塞九首（其六）》、《成都府》和《石壕吏》等。
1889年，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华特斯（T. Watters）在《中国语言论集》(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中英译了杜诗《山寺（章留后同游，得开字）》片段，同时也给出了原诗汉语片段。
1892年，英国汉学家波乃耶（J. Dyer Ball）的《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China）在论述中国诗歌时，英译了杜诗《佳人》，不过此译文应是在参考了1884年翟理斯所译《佳人》的基础上译出的。
1898年，翟理斯在《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用韵体方式英译了《绝句二首（其二）》、《落日》、《月夜忆舍弟》、《江村》、《琴台》、《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曲江二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一）》和《石壕吏》共10首杜甫诗歌。另外，书中有一首英译韦应物的《滁州西涧》被误标为杜甫所作，甚至后来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以及《古文选珍：诗歌》(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Verse,1923)仍将此译诗归于杜甫名下。
综上所述可见，20世纪前的杜诗英译者中，以英国译者居多。如果除去重复翻译的，本时期较完整英译过并可确考的杜诗主要有：《少年行二首（其一）》、《紫宸殿退朝口号》、《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绝句二首（其二）》、《落日》、《月夜忆舍弟》、《江村》、《琴台》、《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曲江二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一）》、《石壕吏》、《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前出塞九首（其六）》、《佳人》、《赠卫八处士》和《成都府》等；还有梅里尔转译的“The House in the Heart”,杜甫原诗待考。而摘译的杜诗片段中，可确考的主要有：《春夜喜雨》、《赠卫八处士》、《兵车行》、《秋兴八首（其八）》、《山寺（章留后同游，得开字）》和《成都府》等。
以上可能难以涵盖20世纪前的所有英译杜诗，但应该说，主要或常见的已包含在内。实际上，关于20世纪前到底有多少杜诗被英译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统计或说法。1919年，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曾估计说，“约有30或40首杜诗被翻译过”。韦利此言也较为含糊，如果不单指英译，还包括法译杜诗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有点保守了；如果专指的是英译杜诗而且不计重复，则应属可信。就笔者所知,仅1900至1918年期间,英译的杜诗至少有20多首，如果再从中去掉前述已列举出的那些在20世纪前就被较完整英译过的杜诗，也还剩以下10余首：1912年巴德（Charles Budd）在《中国诗歌》(Chinese Poems)所译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陂行》、《羌村三首》（其一）、《兵车行》和《秋兴八首》（其七）；1909和1916年，克莱默―宾（L. Cranmer-Byng）在《玉琵琶》（A Lute of Jade)和《灯笼节》(A Feast of Lanterns)中所译的《夜宴左氏庄》、《秋兴八首》（其一）、《小寒食舟中作》和《玉华宫》；加上韦利自己在1916和1918年还分别译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与《高都护骢马行》。这里还不包括克莱默宾在《玉琵琶》和《灯笼节》中分别摘译过的杜甫《哀江头》与《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片段。
至此，若按韦利的说法，则不难算出，20世纪前只有约20或30首杜诗被英译过，这与本文所查考的结果基本相近。笔者这里也不妨进一步给出一个较明确数目：20世纪之前，如果不计重复，较完整英译过的不同杜诗的数量应该不会超过30首。
三、20世纪前杜诗法语和英语译介的特点分析
1.零星译介与形象模糊
对杜甫、杜诗的认知和了解，往往是影响法英美译者选译杜甫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翟理斯初译杜诗时所言：“之所以要给出下述（指杜诗《佳人》―笔者注），是因为中国人将杜甫地位仅排于李太白之后，如果书中完全不提及他，是不合理的。遗憾的是，我所熟悉的杜甫诗歌都属于最不可译的一类。”
20世纪前是杜甫“西游”的肇始阶段，无论法译还是英译杜诗，均零散且重复翻译现象较普遍。整体而观，这一时期杜甫和杜诗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非常笼统和模糊。比如德庇时的汉诗研究专著《汉文诗解》（1870），连杜甫之名都未提及。即使有介绍杜甫的，也多是与李白或西方诗人相类比，且大都只言片语，一笔即过。例如，1881年，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丁韪良（W. A. P. Martin）在《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中说：“李太白的才华被认为是金星金色光芒的化身――杜甫、韩愈和其他诗人为其增光添彩。”而在另一书《翰林文集》（Hanlin Papers, 1894）中，丁韪良又写道：“李白和杜甫是一代诗人中的蒲伯和德莱顿。”翟理斯的《中国历史及其他杂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1882）提及杜甫时，也仅是把李白与杜甫比作中国的拜伦和缪塞。一直要到1898年，翟理斯在《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中，才用了一页多的篇幅，主要介绍了杜甫生平。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20世纪前对杜甫最为详细的英语介绍。
至于对杜诗的认识则更为简略，甚至有时还带有某种猎奇心理。比如，翟理斯就曾提及，杜甫诗歌“可治疟疾发烧”。实际上，所谓的“中药诗”在存世的1400多首杜甫诗歌中，只占了极少一小部分，绝对代表不了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
当然，这一时期对杜甫和杜诗的译介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渐进过程，突出表现在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新、旧版本中有无提及杜甫以及翟理斯所译杜诗数量和译法变化之上。1883年，美国来华传教士和美国早期汉学的开山者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修订版第一卷中写道：“中国人心中更推崇的是唐代的诗人李太白和杜甫以及宋代的苏东坡，他们糅合了吟游诗人的三个主要特点――爱花、嗜酒和喜歌。”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总论》修订本之前的版本里，上句话中并未提及杜甫，卫三畏原来是这样写的：“中国人心中最推崇的两位诗人是唐代的李太白和宋代的苏东坡，他们两人糅合了吟游诗人的三个主要特点――爱花、嗜酒和喜歌。”
1884年翟理斯初译杜诗时还说“我所熟悉的杜甫诗歌都属于最不可译的一类”，结果只得采用自由体方式选译了一首《佳人》。这既不大符合当时的维多利亚英诗风尚，也有悖于翟氏韵体为主的译诗方法。但到了1898年，翟理斯则改用韵体，英译了10首杜诗，而且此后再也未见其用自由体英译过杜诗。
2.归化风尚与体式齐备
虽然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被译介的数量不多，但不乏一些主要特征。首先，在诗歌选本上，所选译的大都是较少用典，不需过多诠释，相对短小的杜甫诗歌。其次，翻译技巧上也多是按行而释。尤其是英美译者文化身份的“显形”，受英语时代背景、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习惯的影响，不少译诗倾向于套用传统英诗格律形式，讲求押韵和抑扬格音步，带有明显的归化痕迹。
译诗中不仅常见有古雅的英语词汇，而且翟理斯所译《曲江二首》之“人生七十古来稀”（Well, few of us live to be threescore and ten），直接套用了《圣经》中的习惯表达“threescore and ten”；还有庄延龄援用了比喻“恩爱老夫妻”的英语习语（Darby and Joan），干脆将《石壕吏》中的“老翁”和“老妇”形象译成了“Darby”与“Joan”。
在译诗体式上，尽管这一时期的英译杜诗以韵体或格律体译法为主，但也出现了20世纪后最为流行的自由体译法，如《佳人》（1884）等译诗；还有《少年行二首（其一）》（1741）和《紫宸殿退朝口号》（1890）等散文体译诗。可以说，迄今英译杜诗中的格律体、自由体和散文体这三大译诗体式皆可溯源至此。
3.讹误或疏漏之处明显
除前述翟理斯的张冠李戴之外，本时期的译诗中还存在一些较明显的讹误或疏漏现象。例如，《琴台》为凭吊司马相如遗迹所作，赞忠贞之爱，叹知音难觅，暗含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背景。首联“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翟理斯译为“’Twas here, from sickness sore oppressed, He found relief on Wên-chün’s breast”，“relief on Wên-chün’s breast”一语误读误译，令人难以索解。而《春夜喜雨》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德庇时译为“But soon the landscape’s tints shall glow,All radiant, with the morn returning”，“红湿处”、“花”和“锦官城”这些具体意象皆未呈现。还有《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一）中“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翟理斯译为“Here well-iced draughts of wine the men prepare,With lotus shredded fine by fingers fair….”为凑韵，以“fair”一词结尾，甚至还用省略号去删节相关意思，可谓因韵损意。
而从梅里尔所转译的《紫宸殿退朝口号》，则不难看出译者“主体性”的肆意发挥，恐并不逊于庞德的“创译”汉诗。原诗首联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被改写成了“Upon a throne of new gold, the Son of Heaven, sparkling with precious stones, is sitting among the Mandarins; he seems a sun environed by stars.The Mandarins speak gravely of grave things; but the thought of the Emperor has flown through the open window.”这只能说是“不忠的美人”，已很难分清原文和译文诗行间的对应关联。至于梅里尔所转译的另一首诗“The House in the Heart”，“变形”得连杜诗的原文都难以考出。
4.译介现象背后的文化动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杜甫诗歌的西译是让中国传统“文化资本”在西方世界得以传播和流通的一座桥梁。例如杜诗《少年行二首》(其一)体现了深厚的儒家仁爱思想，即在贫贱的“田家老瓦盆”与富贵的“倾银注玉”表象下，人性之本质乃是属于平等的。该诗1735年被收录于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相关“中国人道德”的论述之中而进入西方世界。这一历史事实至少表明，杜甫诗歌最初主要是以一种道德承载和文化大使的身份为西方世界所引入和接受。这恐怕并非只是历史的偶然，更应是历史的必然，折射出了杜甫诗歌所蕴含的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具有着广泛的普世价值和意义，其与法英美诗学和审美观念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契合性，同时也凸显了西方世界对杜诗深厚人文内涵的较强认同感。
20世纪前中西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初期，大都彼此立足于各自的民族文化来审视和解读较为陌生的异质文化，采用的多是将本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两相类比而求同的认知和接受模式。换言之，当时的英美译者习惯以维多利亚主流诗学与审美时风为参照体系，来认识杜甫和杜诗。这种解读方式无疑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翻译策略和译诗形式选择。一方面，本时期英美杜诗译者倾向于运用译入语的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与文本网格（textual grid）来“过滤”和“裁剪”源语文化与文本，形成了译诗形式本土化的归化理念，直接为杜诗译文套上了抑扬格音步以及交韵、抱韵和随韵等传统英诗格律的外衣；但另一方面，这种归化翻译却又极大地推动了格律体英译杜诗流派在整个英语世界的演进和发展。
“诗无达诂”。杜甫诗歌“不着一字”的言外之意和空白之美，需要译者各据其审美情趣而自得，正如一百个读者眼中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一百位译者笔下便会呈现出一百个杜甫。本时期的英美译者大都受过良好的英语传统文化和文学教育，普遍受到了当时维多利亚诗歌风尚的影响，他们主要奉行的是传统英诗审美观，因而，他们的译作不仅通过英诗格律来比附与解读杜诗艺术，甚至还运用英语文化意象和习语表达来加以替换。翻译需“求同”，也需“存异”，如果只单纯采取这种文化求同的翻译模式，译者便容易忽略不同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忽略对杜甫诗歌本真面目的理解与传达，有的甚至还会引发误读和误译。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西译杜诗不乏疏漏和讹误之处，即使翟理斯和德庇时等汉学名家亦难免出错。翻译离不开语言的转换。表面上看，误读、误译之肇因皆可归咎于“汉字惹的祸”，无非都是译者对原诗“字形”、“字声”或“字意”层面的错误理解与表达。但如果将这些误读、误译置于中西文化交流与杜诗译介历史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自然不难发现其内在原因。应该说，语言文字乃文化的滥觞和载道的媒介，而翻译本属文化汇通之艺术。因为囿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杜诗认知的历史局限性，这一时期的杜诗译介先行者们大都对博大精深的杜甫诗歌文化本身缺乏全面且深入的了解，更遑论去对“属对律切”与“沉郁顿挫”的杜诗特质加以准确译介。但辩证而观，尽管当时西方世界对杜诗译介可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开山作用，成为后来西方世界深入认识杜甫和杜诗的重要源泉，可谓功莫大焉，绝不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结语
随着18世纪中西文化间的大规模接触与交流，杜甫诗歌在1735年便与马若瑟所选译的《诗经》以及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起，通过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而进入了西方世界。1741年，杜甫的《少年行二首》(其一)从法语被转译为英语，开启了迄今已知可考英译杜诗和唐诗的源头；杜诗的英译历史距今已达270年。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尽管法译、英译杜诗数量有限，西方世界对杜甫和杜诗的认识也比较笼统和模糊，且不乏一些误读误译，但“筚路蓝缕，赓续不辍”。正是20世纪前杜诗西译先行者们零星译介所拉开的“序幕”，才逐渐引发了后来英美百家译杜的高潮迭起。对这一时期杜诗西译脉络的考证与梳理，不仅可为考察早期西译杜诗的“生态环境”提供史实依据，而且更为进一步研究20世纪杜甫诗歌的西译高潮及其经典重构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William Hung. 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年, 第1页。
②⑩Kenneth Rexroth.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M］.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Book, 1971年, 第135、148页。
③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年, 第223页。
④Joseph Lewis French (ed.). Lotus and Chrysanthemum ［M］.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7年, 第viii页。
⑤J. B. Du Halde (ed.).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Tome Troisieme) ［M］. Paris: P. G. Le Mercier, 1735年, 第228页。
⑥J. B. Du Halde (ed.).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Tome Troisieme) ［M］.La Haye: Henri Scheurleer, 1736年, 第280页。
⑦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二册）,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848页。
⑧J. B. Du Halde (ed.).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VolumeⅡ) ［M］.London: Printed by Edward Cave, at St John’s Gate, 1741年, 第99页。
⑨Thomas Percy (ed.).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Vol. Ⅳ)［M］. London: Printed for R. and J. Dodsley, 1761年, 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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