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_书院和学堂的区别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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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清末;书院改制;学堂;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12―06��
   Abstract:The academy reformation, which happened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s a chan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to the modern scholastic institution. Its nature involves not only the appellative change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from Academy to School, but also a multiple diversification inclu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a prominent character of imitating the advanc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 of modern state educational system integr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academy reformation;school;educa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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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自唐代出现迨及明清,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发展了千余年。晚清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国家的主要教育机构,但伴随其官学化的加强并与科举逐渐紧密结合,书院体制日趋僵化,产生了不少弊病。随着西学的进入和士民心态从封闭转向开放,书院具备了改革的基础。有很多研究证明,清代同光年间书院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引入新学、西学,开始其近代转变。�
  为什么书院在繁荣发展的时候被突然强令改制?为什么不能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建立以书院为名的近代教育体制?为什么不能在书院之外另建一套学堂系统?以书院为主的传统教育在转化为近代学堂教育时有哪些变化?又有何延续性?不少论者认为,在西方军事文化的冲击下,书院制度由于僵化腐朽而被迫为新式学堂取代,这是顺理成章的历史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书院制度自我更新的能力。本文试图回归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这个重要的关节点,分析从书院到近代学堂的过程中,中国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内部各要素发生的变化,同时进一步思考改制发生的原因。�
  从书院开始引入西学进行改革,到清末新政时期,政府诏令改天下书院为学堂,并以统一的学堂学制章程相规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以及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存在于书院改制的整个过程中,在具体实践中却并非完全同步,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中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
  
  一�
  戊戌维新运动之前,人们致力于进行以学习西方为目的教育改革,改革或新建的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全国出现书院学堂并举的局面。传统教育内部的实质内容已经开始近代转变。�
  近代教育改革实践是人们基于对西方学制的认识、仿照西方教育进行的各种尝试。清末的教育近代化,一直在沿着两条路径进行探索:在传统教育机构内部改革及外部新建新式教育机构,这使学堂一出现就处于和书院互补并存的局面。戊戌维新之前,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广兴西学,全国教育改革的路径基本上是新设学堂、新设书院、改革�书院。��
  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式教育机构有以各种“学堂”为名的,也有以各种“格致书院”、“实学书院”为名的,书院学堂名称混用通用的情况很普遍。湖北建自强学堂,天津建中西学堂,上海设南洋公学,上海建格致书院、正蒙书院,陕西设立格致实学书院,浙江建求是书院,湖南黔阳县建宝山校经精舍等皆系新型实学书院。不管是开展专门的技艺或实业教育,或是开展中西兼习的普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书院或是学堂的名称下皆可进行,两者的概念基本能够通用。如潘克先在《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中谈到:“今两湖督宪张香帅于楚北建一书院,曰‘自强学堂’,设立课程有算学、格致、商务等类。振兴西学,莫善于此。倘各省仿照此法多建学堂,以资造就,行见人文蔚起,必有日省月盛者。窃议各省所建学堂可名曰‘通艺书院’,以示本末并用,不稍偏颇。”��[
  �Symbolq@@ ]�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在《学堂论》中批评时人以为学堂即书院的观点,可见这种观点是普遍存在的。即如王先谦等认为学堂与书院有区别,也只是在于两者教学的分职,即承担实业教育(或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别,两者可共同举办,并行不悖。
  这种观点自洋务运动时期可见其迹,如李鸿章请设天津水师学堂,奏明欲仿泰西武备书院,因经费支绌暂设学堂,教授武备所需技艺,待经费充裕后建书院,为学生武备穷理之处(舒新城.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32页)。而后,如胡聘之奏请变通书院章程,酌量并减每月诗文等课,更定章程,研究经义、博通史事,参加时务、兼习算学,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而水师武备船炮器械及工技制造等类,可另立学堂,“以儒学书院会众理以挈其纲维,而以各项学堂操众事以效其职业,必贯通有所宰属,然后本末不嫌于倒置,体用不至于乖违”(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157页)。至于传统书院内部,自各地中心城市开始,一些书院开始进行教育改革,引入西学,改革课程,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试、招生、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进行改章,表现出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姿态。�
  这一阶段各地呈现学堂、书院并举以交资互益的状况。以湖南为例,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四年三年内,湖南省至少有39所书院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或改革章程,如长沙之岳麓,宝庆之鳌山、观澜、峡江,岳州之岳阳,平江之天岳,巴陵之金锷,常德之德山等;或改学堂、设学会,如浏阳之金江、宝庆之希贤及青云、岳州之慎修、衡州之研经等;或新建实学书院,如黔阳之宝山校经精舍;有的书院还进行了不止一次改革,如省城求贤书院。另外,还有多所学堂及学会建成,在全国影响重大的时务学堂及南学会即在此时建立。光绪二十四年,仅长沙就有各种学堂16所、学会23个。具体考察这些学堂和书院办学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很多相似之处:(一)学堂与改章或新建的书院皆有新学课程,皆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二)投考学生均有出身、保结、推荐等要求和限制,并非为一般普通子弟能入。(三)授课方式:对于西学的教授,书院与学堂都有以每日课程教授的,亦有与经史等中学一并深造自得的。(四)考试:均准应科举,不论学堂、书院,习算、译等新学科目均能从经济特科或岁举入仕,有的学堂还准学生应书院考课。(五)从管理来看相互联系密切:有的学堂、学会由书院山长各职事共同管理。如希贤精舍及青云书院设立学会,如宁乡算学堂由玉云二书院首士管理等。靖州算学堂藏书楼准许鹤山、诂经两书院生童阅读。�
  此时,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广兴西学,广开学校,培育可用之才。大家都意识到要大量建立中西兼习之学校,现实条件下因经费与师资等条件所限,建立新式学校和改革旧式学校并行不悖,特别就数量较多的书院进行改革,是当时见效最快的方式。这个过程中,旧式的教育制度各要素实质上已经在发生近代转变。我们要注意到人们强调得更多的是对西方学校制度本身的学习和模仿,而机构之名称或为书院或为学堂不是关注的焦点。学堂、书院的名称没有“新”与“旧”的政治意义,这是书院与学堂学会并举的关键原因。�
  从人们对西方学校制度了解的来源进一步分析,这些现象与外国传教士借用中国书院之名建立西方学校机构不无关系,他们创办的各种教会书院、学堂由于其传播科学知识,迎合了清末士人学习西学的需要而受到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从教会所办书院看,到维新时期为数已不少,如在上海有英华书院、清心书院、圣芳济书院、中西书院、圣约翰书院,北京有璐河书院,南京有汇文书院,广州和福州有格致书院,苏州有博习书院等等,教会学堂的数量就更多了。这些传播西学、具有示范作用的教会书院和学堂实质并无区别。另外,当时各类译书以及国人对于西方考察的见闻纪事之书亦常把西方学校译为书院。
  邓洪波先生认为:“西学东渐之时,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创立的School、College、Institute、University、Academy等文化教育机构都叫做书院,而且,走向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将他们在西方见到的近代学堂、学校、图书馆、实验室,甚至科学博物馆、展览馆等都称作‘书院’,而介绍给国人。这表明,当时的中西人士对‘书院’有着一种文化交流的认同感.”(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544页)作为国人了解西方教育的两个主要渠道,它们使得提倡中西贯通、试图从西学中寻找改革资源的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是所要模仿、学习的对象的特征,并未刻意于新旧教育机构名称变化。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即时人对于学堂、书院名实关系的议论多起自戊戌维新后期,特别是新旧派别激烈斗争的时候。这不仅意味着在这种讨论和斗争中人们对于两者名称和内涵渐渐有了区分,也预示着书院与学堂并存的局势即将发生变化。
  
  二�
  戊戌变法时期,以学堂和书院为基地的新旧派别的斗争,导致书院学堂所指之实分途。同时,建立三级国家教育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正式开始推广,方案中提出了给予学堂学生以相应功名,意将科举选士功能合于学堂系统。�
  湖南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的关系变化是学堂、书院从并存走向斗争之典型。时务学堂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又是维新派宣传其思想的重要基地,戊戌维新期间在全国颇具影响。在学堂建立之初,湖南各界官绅曾共襄新式教育之举,倾力于全省教育改革局面的形成。而湖南维新运动后期,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的斗争亦极引人注目,成为新旧派别区分、斗争之公案。
  新旧派别是时人使用的词汇,新旧之争的存在也的确是时人的共同认知.如王先谦等在《湘省学约》即有对新旧学人的界定.罗志田认为,戊戌变法前后湖南乃至全国的所谓“新派”并不全新,他们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有不同程度的区别。而“旧派”也并不全旧,他们大都支持甚至提倡某种程度的革新。但对当时人来说,新旧两党的人员分野基本是清晰的,主要指谓他们不同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及行为上都截然对立。本文亦用此意(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75页).论者谓戊戌变法之败自湖南维新新旧斗争始有端倪。新旧派别的争斗从学术开始转向政治,并迅速从学堂书院扩展到报馆、学会。自此,不仅教育改革逐渐让位于政治斗争乃至被迫停顿,学堂与书院之区分亦由此而彰显。因政治主张不同而分裂的新旧两派,分别以学堂、书院为宣传各自主张的阵地。于是,学堂、书院渐成各派批评指责之对象。新派多批传统书院之弊,谓各书院山长席位为旧派把持,要求改革;而旧派因新派请立学堂,恐其假西学名目以传康学摇惑人心,或有兴西学而中学可废之误导。由湖南而起的新旧派书院学堂之争,与京师新旧派斗争遥相呼应。是时,有关书院与学堂名实之议始兴,经光绪戊戌变法至慈禧规复旧制,书院、学堂之指称遂有泾渭分明之势。�
  从全国来看,甲午之辱,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方面全国关于变法的呼声高涨,人们迫切希望通过变法迅速改变当前局面;另一方面,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教育、学习西学,三十年而致富强的示范作用大大加强,国人希望通过研究学习日本,通过变法使国家也走上富强的道路,这其中也加强了对其学校制度的研究。康有为上书皇帝,“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
  �Symbolr@@ ]�康有为提出的三年变法而立的设想正是反映了当时人们急切寻找出路的心理,而反思国家落后的原因又归结于传统教育,则变法首先要求从改革传统教育开始。实际上,自清代中叶以来,反对书院以科举之学作为教学和考课内容的声音就出现了。特别至晚清士人探求中国贫弱与西方富强原因时,以书院为教育机构主体、以科举为取士方式的传统教育成为被批判、审视的对象。而同样作为教育机构的学堂,它的出现,不论其进行的是专门的技艺或实业教育还是中西兼习的普通教育,其指向无疑是学习西方的新式教育机构。�
  从洋务运动以来,人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西方以及成功学习西方的日本,并试图从已知的西方教育制度中找到规律,为己所用。至戊戌变法时期,人们所了解的西方学制大致有如下内容:(一)泰西普遍设学,学校数量庞大,无人不学,西人自幼强制教育。(二)设立有各种专门学校,西人能各精一艺。(三)学校分依次递升的小中大三个层级,各级学校的学生年限、教学程度皆有规定。晚清开展的各种兴学措施无不围绕着这些认识进行。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教育改革目标就是建立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国家教育系统,即有层次的、依次递升的三级学堂制度,并逐渐合科举、学校为一途。所以维新派不仅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还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由匆匆离开湖南时务学堂赴京协助变法的梁启超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在章程中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合科举于学校和培养新政人才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上谕批准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任命孙家鼐为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
  同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人士向光绪皇帝进一步提出了改革书院、义学、社学及建立整套学校系统的方案。“臣为我皇上思兴学至速之法,凡有二焉:我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间亦有公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有师生,皆有经费。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所延多庸陋之师,或拥席不讲,坐受�脯者。其省会间有及考据词章之学者,天下数所而已,师徒万千,日相率为无用之学,故经费虽少,虚糜则多。今既罢弃八股,而大学堂经济常科皆须小学、中学之升擢,而中学、小学直省无之,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
  �Symbolr@@ ]�在反思传统教育不足的时候,书院被作为具体的、主要的教育机构,其传统教育的形象被强化了,而学堂以与之相对的新式教育机构的形象出现。康有为还拟建立与京师大学堂配套的兼习中西、大中小分级递升的新式教育机构体系,这些机构可由书院等传统教育机构改革而成。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康有为奏折为蓝本的诏令由光绪皇帝颁布,令将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各地仿照办理,并按所属行政区划建立大、中、小三个学校阶级。�
  维新派在变法活动中重视教育改革,并提出了建立整套国家教育系统的新型方案,并通过皇帝大力推行建立中西兼学的学校,在全国造成教育趋新的氛围,客观上推动了教育近代转化步伐。而维新派所倡建学校皆以学堂为名,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学习西学的倾向。
  笔者以为,在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中维新派虽然十分风光,但这个群体整体政治地位不高且不稳定,他们急需要权力保障以及宣传其学说的基地。而康梁要建立的这个国家教育系统,不仅要改旧学阵地之书院以建立遍布全国的各级学堂,亦是为培养新政人才,寄托了维新派步入权力上层、取得更牢固政治地位的希望。严复谈及设学堂之意图即认为:“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3]�当诏令一下,一时间各省纷纷新建或改书院为各级学堂。如江苏南菁书院拟改为高等学堂;湖北通省六十七州县饬一律就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山西改令德书院为晋省省会学堂;直隶拟改莲池书院为省会高等学堂,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会文、三取、稽古三书院归并分别改为天津府中学堂、天津县小学堂各一所;江西拟改友教书院为算学堂;顺天府拟改金台书院为中学堂;��[1]�湖南金江书院改为两等小学堂,桃溪书院改为桃溪高等小学堂,凤凰厅尊经书院改资治学堂。这种全国风行改革书院建立学堂的状况引起了一些官绅的警觉和担忧。旧派如湖南王先谦即认为:“康梁诸逆,既借西学为摇惑人心之具。无识之流,知西之有学而不能辨其为何学。盈廷交口,请立学堂,直以为西学当兴、中学可废。诏旨一下,疆吏从风,行者不必知,知者又不敢言,如此虽遍天下谓之无学可也。”��[4]�因此,由于担心因西废中或反对康梁激进改革,书院传统教育的象征意义又被顽固或保守的士绅官员强化,自湖南而起的新旧派斗争遂于京城上演。�
  曾在邵阳学宫领衔发布告白驱逐樊锥的守旧官员曾廉,上奏《应诏上封事》表示反对改书院为学堂,他认为“今立大学堂于京师,而自直省府县以下则改书院为之,不知其改书院有以异乎,而学者遂大进乎?臣谓学堂之与书院,犹多之与夥,小之与鲜,名殊而实一也”。在认定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的前提下,曾廉分析维新派欲改书院为学堂只是为了强做新政的姿态,其意在蛊惑人心,说“夫果征实事,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若此者,臣亦知其故也。书院不废,学堂不行,不足以标异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学鼓簧天下也”。��[1]�其奏折附呈的康梁罪状片中还列举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批札,他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请杀康梁以谢天下。�
  黄仁济上拟治平万言奏,其中也提出书院遵旨改试策论后,不必将书院改名学堂,并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京都大书院,以作为各地书院改革之样板,因为“书院流传已久,条规已具,骤更学堂,颇觉称殊,另行筹设,费又难集”,所以“京师新建大学堂亦宜改为京都大书院以为倡,率凡各省府厅州县,已有书院训课者,扩充而推广之,未有书院训课者,速筹赀增设之”。�� [1]��
  高庚恩上摺指出:“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者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而新创各学堂“类皆以中学饰为外观,掩人耳目,而专致志惟在传布西学;以洋人为宗主,恃洋人为护符”。��[5]��
  支持维新变法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孙家鼐曾排挤康有为,担心康欲专权于大学堂而行其孔子改制之学,不仅上书攻击康《孔子改制考》一书,还强调“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6]��
  还有一部分人则强调应关注教育改革之实。积极参与变法的山西巡抚胡聘之曰“学堂之与书院,名异而实同,均为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实力振兴,不在更新营建”。��[1]�虽然他也按诏令奏请将令德书院改为晋省省会大学堂,但他认为学堂与书院作为教育机构两者在造就人才的目标上并无区别,所以教育改革的重点应以全力振兴教育为本,不应落在书院学堂名称的更替上。曾在吏部任职的湖南士绅张雨村,在书院制度彻底被废止改为学堂之后,看见岳麓新改校舍,同样强调“书院即学堂,但求我实,勿骛彼名”,��[7]�实际上对改革书院为学堂表达了一种隐忧和不满。�
  戊戌新政期间出现了很多有关学堂与书院名实关系的言论,这种言论的出现实际意味着论者已经意识到两者在使用上出现了差别。总而言之,当维新派及其政治学说与学堂结合后,对旧教育的抵制或维护,对维新的要求或反对,新旧派对于变革的相异主张集中为学堂与书院之争,学堂与书院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特别是在新旧派别政治斗争进一步激烈化、公开化的过程中,书院与学堂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即有了保守与激进、旧与新的象征意义,两者分化和对立的局面形成了。而在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在集中资源迅速建立新式教育系统的迫切要求下,原本就处于国家官学系统之外的书院作为被批判的落后的传统教育的代表,仅仅被当作了一种可整合的教育资源。尽管此次书院改制因变法而兴起又因变法而匆匆停止,但不久后的书院全面改制的依据和思路在此即埋下了伏笔。�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人士被残酷镇压,由于维新派大力主张并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并在学堂中宣传其变法思想,于是学堂带有与维新派的种种可疑联系,被官员们禀请停罢,书院则照旧办理。清政府科举规复旧制和对维新派的严厉处置,使得社会气候再度呈现出守旧的氛围,各地已准备好的书院改制方案因此搁浅。但是,就在这种守旧的氛围下,抽取了政治斗争因素,没有了康学西学之辨,经历了维新运动而新旧分途的士绅又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了提倡兴学育人的教育主题。新式学堂逐渐恢复兴办,甚至是官府也开始按三级学制的国家教育系统方案开始建立各级学堂。
  
  三�
  清末新政时期,“正名”目的下出台的书院改制政策表明学堂书院名实相异,成为互相对立的特定指称。清政府集中全国的教育资源,全面建设国家教育系统。而传统教育制度内部各要素沿着早已开始的路径继续转型。�
  虽然维新派被镇压,但他们所提出的建立国家教育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集中代表了人们在探索西方学制过程中的主要认识,被寄予改变国家困境的希望。在全国教育趋新形势和外国势力干预下,清政府不得不继续建设以学堂为名的教育体系。�
  庚子巨变后,慈禧对于书院学堂的态度有了转变。“及乎拳祸猝起,两宫蒙尘,既内恐舆论之反侧,又外俱强领之责,乃取戊己两年初举而得废之政,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实有维新之意。”��[8]�这时的改革对于清政府来说,有痛定思痛以图振兴的希望,也不乏缓和国内关于变法改革舆论压力的意图。另外,外国列强实施“以华治华”政策,要求清政府革新内政,清政府也只有迅速进行新政迎合之,以表明维新之意,以此求得政权保全。张之洞亦曰:“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9]�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昌言变法之不可缓,并要求各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10]�四月中旬,袁世凯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希望他们迅速上奏变法改革建议,使朝廷能在回銮之前举行新政,以免各国“要挟”。他说:“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虑者二:各国以现之政府守旧顽固,倘回銮后,各国要挟以更换执政,拒之不足,国体安在?可虑一。各国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各国缕列多款,要挟照行,执政不敌,允则干,可虑二……拟请两帅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如能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则各国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弛张横议之流,亦可稍敛”。��[11]�在此前提之下,兴学堂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于八月初二日颁发兴学诏书,要求各省书院改设学堂。这条为解决清政府困境而迅速出台的诏令,强调了教学内容上的中西并重,重新确认了教育机构组织方面建立等级分明的国家教育系统的方向,但对于一切改设详细章程,并未同时通谕。这个诏令实际没有比以往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更新的内容,而所谓的“新”则体现在了强制改书院为学堂的名称变化上。学堂取代书院象征了教育改革的新旧交替,此时的书院学堂两者间成为互相对立的特定指称,不再通用。对教育机构名称的改变不乏疑惑者,他们认为“泰西学校其层递等级尚不止三等,中学堂卒业,必先入大书院,而后入大学堂,又大书院之次有中等书院,盖外洋学堂、书院其名并著,其制略殊,未尝废书院而概称为学堂,仿西制者所宜知之”。��[12]�这些人认为名称变化是对西方学制不正确的模仿,却未理解它有着在学习西方之外的现实需要。对于清政府来说,在此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对以正名解决困境、求得政权保全的关心似乎更甚于教育内容的实际变化。�
  对此次江楚会奏的主稿者张之洞来说,其变法方案的主要思想来源仍是以《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在其《劝学篇》中张之洞谈到设立学堂的构想,并提出“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13]�而在此次会奏中张即明确指出“惟成事必先正名”,但“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 [13]�书院、学堂的名称变化是为了正名以去除书院不良习气,使教育改革能名实相符。张之洞希望通过正名来扫除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的积弊,并在学堂的旗帜下激励士子对西学的自觉提倡。�
  书院、学堂从名异实同的阶段最终走到了名实皆异的阶段,这种名实变化与儒家传统的正名思想有关。儒家相信,正确的、稳定的名实关系能够影响社会政治秩序的生成。一旦名实关系出现错乱的情形,就要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纠正,即所谓正名或者制名。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曰:“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儒家传统的正名思想意味着当新生事物出现或者知识出现增长的时候,给予这个事物和知识内容以合适的“名”。约定俗成的“名”一旦确立,就具有了自主性和社会性,不能随意更改或者错乱使用,它既对个人的语言运用具有约束力,又对其所指称的实具有相对稳定的指称关系。��[14]�随着对西学、西方教育制度的逐渐了解和学习,同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学堂两者的名称和实在均在发生变化:在书院、学堂名异实同阶段,人们共同致力于对“实”的改革,即进行教育制度本身的近代转化,因此书院学堂得以通用并存;经过戊戌政治斗争后,两者共同指向的“实”开始相区分;自清末新政“正名”以后,两者最终进入名异实异阶段,书院与学堂之名分别与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之实形成了稳定的指称关系,有关其名实关系不再于主流话语中进行讨论。书院制度被当作旧的落后的教育制度抛弃,而改之以新的现代的学堂制度。
  不独学堂与书院为然,一些新事物从出现到流行,其概念和使用亦有与相应传统事物通用并存和分化的现象,如荀渊及刘大椿、吴向红等人也看到,“科学”与“格致”,“哲学”与“穷理学”、“智学”等词在晚清的并用和逐渐在内容上出现分化、在使用时前者替代后者的现象.书院学堂的名实变化、教育机构名称更替,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政治变革的纠结。以书院为名的机构被学堂替代,成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标志性的举措,而19世纪末的书院改章及建立新式书院的尝试基本�停止。��
  从国家教育机构的组织来看,中国教育发生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地方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标准化、规范化、适合大批量生产实用人才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主题相关,在迫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进行近代教育改革,迅速摆脱国家贫弱局面的压力下,人们必须集中有限资源仿照西方学校制度在短期内建立自己的国家教育系统。这种有限资源包括教育经费、师资、土地、设备等等,所以书院、义学、社学、族学甚至包括寺庙、祠堂、贡院等等都被利用进行教育改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被置于改革关系前端的书院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可利用的优厚的教育资源,具备了向近代转变的更为成熟优厚的条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清廷批准了政务处会同礼部所奏的《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正式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的科名出身。��[15]�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主持修订《奏定学堂章程》,其中专门制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由升学或毕业考试给予出身奖励,并授以官职或予以升学。学堂学生经过规定学年学习,通过升学或毕业考试既可获得功名,学校与科举的功能合为一途。为尽快推广学堂,《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学堂未毕业学生不准应乡会试岁科考。但由于科举未废,学堂学生仍希望通过科考能更快地取得功名,并不安心于学堂学习。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前,学堂学生违反规定、应试科举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从具体的教育制度层面来说,自甲午以来,在教育机构内部,为纠正传统教育体制的弊病,适应社会对实用人才的需求,宋代书院的分斋教学等传统教法被挖掘出来,以接引新知识进入传统教育机构。在西学以中国化的形态进入教育机构的过程中,传统教育发生了变化,即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传统知识体系向以西学(科学)为中心的近代知识体系发生转变,而与知识体系相关的教育组织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与教育机构名称是否以书院或是学堂为名称无关,但与具体的教学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相关。�
  在探索新的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对于学堂在学级层次、课程设置、教师聘用、考试、建置等方面有了明显区别于书院的要求。学堂办理有章程可依照,有规定的学级层次,其课程设置、学堂建设、学生培养逐渐走向统一和标准化,教师培养专门化,并将取士合并到学堂教育中而逐渐与科举考试脱离。各级各类学堂成为培养不同人才的流水线,这是符合社会教育大众化、多元化的近代改革需求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一方面,书院前期的改革在中西结合上进行了有益尝试,在形式上也为新式教育的建立做出了必要准备。通过书院改制,在师资、学生、经费等诸多方面接收整合了书院的教育资源后,有层次的、引入西学课程的、按日分班授课的学堂系统得以初步建立,这其中还包括有横向层次上发展的各级师范学堂。另一方面,受实际条件所限,新建的学堂除在名称上区分了办学层次外,大部分学堂很难真正达到章程规定的办学要求,只是在书院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最低要求”或更多些的改造。特别是在学堂办理初期,教学内容仍以经学为中心,而学堂在办学、教学、管理等具体方法或制度上较多地吸收沿用了书院的经验。这些使初期建立的学堂更多地呈现出对书院改革的继承性和在教育近代转变中的过渡性。换而言之,自书院改革以来的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变,通过书院改制在另一种名称之下继续发展,越来越具备近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书院改制为学堂是传统教育形态近代转化过程的一种状态描述,书院改制并非是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的断裂,它仅仅意味着书院的名称在一个时间节点上的终止,而其历史却在另一个向度上再次展开。在终止的节点间,中国的传统教育未曾间断地在进行近代转变。
  
  四�
  书院改制,通常被认为是书院制度自身僵化、出现弊病及不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必然结果。但是,书院不是官方强制建立的教育机构,也不是一种固化的悬浮在空中的精神家园,而是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民化的教育机构,这种非官方性使它从一出现就具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特点。由于需求不同,书院在教育层次、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不同朝代也有不同偏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书院不仅满足学者们培养道德理想人格的精神追求,也服务于士子们希望通过科举取士的普遍追求,其教育内容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当清末士人热衷于通过科举取士,它就以课试时文为主,同光以来有学习西方的要求,它就开始改革、添设西学科目,向近代转化。而研究者所认定的书院制度自身僵化,主要表现在大部分书院仍以制艺试帖为主要教育内容,这种状况是与当时科举为士子主要进身之阶的现实和人们的个体需要相关的。在初期建立的学堂中,尽管学生被许以科举之外的功名之途,但他们仍然希望通过科举尽快入仕,所以在科举未废之前,这些新式学堂内部同样普遍存在书院教育之旧弊,尤以小学堂最为突出。我们可以设想,若科举早废,书院亦不可能继续教授科举制艺之学,即使清政府不下令改制,书院也将继续其初期的改革发生近代转变,建立起大、中、小三级国家教育体系(在改制前有关建立近代书院教育体系的论述非常多)。至于对书院延请之师不讲学术、招收的学生志趣卑陋等其它弊病的批评,是书院改革的动力,但正如我们对当今教育制度严厉的批评一样,这并不能成为书院必然改制的原因。�
  书院改制为学堂过程中,其包含的三个层面变化即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化,以及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建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院、学堂的名实变化及传统的正名思想、改革传统教育弊病向西方学习、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三者共同构成了书院改制的原因。�
  1912年1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将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校长,小学废止读经科。而后经民国时期历次学制改革,教育的发展已走上了一条王先谦等学者难以预想,或者说在最初又曾隐隐担忧过的道路,也越来越远离全面改制书院、建立学堂的设计者张之洞等人对于教育的规划。传统学术在学堂推行的新式教育体制中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经学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变成一门专家之学,甚至一度沦为边缘学科的境地。与此同时,学堂学校流水线式教育的弊病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善于反思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开始了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整理,并开始对传统教育机构――书院的精神和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参 考 文 献]�
  [1]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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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八[C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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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钱永生.先秦时代的语言观(之二)儒家的正名思想.未刊稿�
  [1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6]�吴洪成,李占萍.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9-16.
  
  [收稿日期] 2011-10-28�
  [作者简介] 谢 丰(1977―),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中国书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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