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派漆器是我国传统漆器的一个分支，宋代时即以“宋嵌”闻名，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我国古代唯一一部漆工专著《髹饰录》就是由徽州漆工黄晟所著。徽派漆器在古徽州地理、人文环境下发展起来，受程朱理学、新安文化的影响，流露出一股“书卷气”。笔者试图以“书卷气”为切入点，围绕其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探讨新安文化对徽派漆器的影响。
关键词：漆器；书卷气；徽商；徽文化；徽派版画；新安画派；绘画性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249－03
漆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浙江余姚红漆髹涂木碗，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漆器作为一门古老的手工工艺，其工艺品种繁多，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色泽千变万化。徽州漆器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徽州漆器中的螺甸漆在宋时被誉为“宋嵌”，而菠萝漆在南宋曾作为贡器。明清两代漆器工艺空前发展，这时期的漆器工艺形式争奇斗艳，蔚为大观，徽州漆器的制作工艺有镶嵌、刻漆、描金彩绘、磨漆、堆漆五大类。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徽派漆器一直只是以“宋嵌”和菠萝漆而著称，而其在明清时期器物中所呈现的“书卷气”，一直少有关注。
徽州古称新安郡，唐肃宗时易名歙州，宋徽宗时始称徽州。历来以山水之美、林茶之富、商贾之多、文风之盛而蜚声海内外，素有“东南邹鲁”、“文物之海”、“无徽不成镇”之说。古徽州盛行栽种漆树，徽州漆器就是利用本地产的生漆为主要原料，运用不同的手法与工艺，用于装饰家具、容器、日用品和各种工艺品。徽州漆器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有：生漆、桐油、木材、麻布、贝壳、金粉、金箔、以及牛骨、瓦灰、棉纸、猪血等。徽州漆器与中国传统漆器工艺一脉相承，工艺手法并无很大区别，然我国多数传统漆器上的纹饰绘画，大多依附于日用器皿，因而使人们注意到“器”，而忽略了“画”。在徽派漆器的各类器物中，其漆绘所表现出的笔墨味、刀刻味、金石味、木版味等，无不因物制宜地得到充分表现，或清新典雅，或厚重深沉，除了烘托、强化了器物的实用功能外，这些漆绘的画面本身就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作品。
一、徽派漆器“书卷气”养成的人文背景
1 “贾而好儒”的徽商的影响
徽州文化发达的经济基础成就于徽商。徽派漆器的兴起一样和徽商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论北方恰克图的边贸还是广东“十三行”的海外贸易，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而且对徽文化的兴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州文士之多、文风之盛，同巨商、显宦的活动自然也有密切的联系。“商路即是戏路”是戏曲界的一句老话，其实不光戏曲，绘画，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和商路关联。徽商的经营发展的足迹，也是新安文化的发展轨迹，更是新安画派及其它工艺美术发展的轨迹，其中包括漆器。“徽商以富称天下，徽商多儒商，由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文化根底的精深，风俗习惯的独特，使得徽州各种工艺不断发展，并有很深的造诣。……一些徽商生活奢靡，促进了漆器工艺、竹编工艺的发展。”
在“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或“学而困则商”观念下成长的徽州人，经过努力获取了财富，投资故里，或建筑家宅、或建祠堂庙宇、或捐资办学。徽商的成功直接促进教育的兴盛，“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府有社学五百六十二所、县塾五所、书院五十四所。各类学校，各种形式和教育，培养了多方面的不同层面人才，提高了其时徽州百姓的总体素质。百姓整体素质的提高，给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徽派漆器“书卷气”的萌芽孕育了肥沃的土地。
2 程朱理学的影响
漆器和我国古典园林、诗词、音乐一样，都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舒缓节奏下产生的静观艺术，含蓄而神秘，谦谦温厚，其虚空悠远的意境接近内敛的诗礼传统。这一点恰好与新安理学相契合。首先，新安理学倡导“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重学思想，由重教而明理。其次，新安理学的核心是伦理常纲，“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理不计其功”的思想和“修内政”，“攘夷狄”的节义思想。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以及大理学家朱熹，祖藉均系徽州篁墩，朱熹的故乡是婺源。作为发源地，新安理学从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间，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无论徽派建筑、宗法制度还是人们日常的礼仪、审美。大漆取于自然，工俭价廉的漆器，符合徽州人节俭、不张扬的个性。大漆的气质深沉内敛，与大自然协调，给人肃穆而温润的美感。漆液的半透明性又制造出一份若有若无、似与不似的深远。贴金、罩明后交叠研磨而出的文图，瑰丽而神奇，深邃而蕴藉。在理学影响下的人们最能够从精神内涵上体悟欣赏和把握这一精微的、富有情感的艺术。大漆器物所流露的气质一如我们这神奇幽远的文化，它负载的文化意义，早已超出它作为实用器皿存在的意义。正因为这些特质和程朱理学的思想相符，所以徽州漆器成为这种思想背景下人们精神面貌的一个折射，契合他们重教明理的精神追求，其所蕴含的“书卷气”，正是人们这种思想的表达和审美的追求。
二、徽派漆器的“书卷气”
1 “书卷气”的概念
一如“气”、“气韵”等词汇一样，“书卷气”也是个抽象的精神概念，一般多用来指书画作品中所流露的文人气息。晚清著名学者、美学家刘熙载在《游艺约言》里说：“书要有金石气，有书卷气，有天风海涛、高山深林之气。”简单地说，“书卷气”就是文人气息，是文人审美情调的折射，是文人精神的呈现。清代画家王概说：“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清末著名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和学者杨守敬《书学迩言》中也说：“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超轶等伦者也。”由此看来，作为一种审美品格的界定，“书卷气”虽然比较抽象，却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在书画作品中的流露，人们还引用来形容工艺美术领域中某些器物所蕴含的精神内质，譬如文房家具、文人所用器物等等，这些器物的造型审美，常常都因有了文人们的参与而得以染上“书卷气”。在这里，笔者引用它来对徽派漆器中所流露的审美气息作一概括。
2 徽派漆器的“书卷气”
17世纪时期，中国的绘画中心因徽商之崛起及徽州地理人文之故而曾一度移至安徽一带，以新安山水为创作题材的新安画派是徽州地域文化的代表，徽州也成为了其时中国美术的重镇，并引领一时之风骚，无论在中国画派史上还是美术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影响着中国清代绘画和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工艺美术的发展。 以浙江为首的新安派画家大都是明末遗民，他们在绘画里力求体现遗民的感受和节操，这种遗民情结在明、清交迭的特殊时期，被视之为最高品格，他们的作品也被称之为“逸品”，这种清冷、雅淡的审美追求也自然地影响到建筑雕刻、墨模、版画、漆器等工艺领域。“新安画派的绘画作品注入了画家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格的追求，以人格化来凸现艺术的典型，具有时代性、人文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它们不仅以高雅的艺术形式成为徽派建筑室内点缀的一部分，而且以经典的艺术图形转换为装饰图形，成为古徽州各行各业艺术设计的图形范式。”在屏风、对联、建筑配饰漆画等大件装饰物上，诸如查士标等新安画家们的书法、绘画作品被直接制作与器物之上的漆器文物在遗存下来的祠堂、厅屋中今天仍然能够见到。这些大件漆画直接印证了新安画派对徽派漆器的影响，其样式和风格也正是因为定、制双方审美品味的一致，才得以实现。
说漆器不能不说墨盒。墨盒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器，可谓集中体现了徽派漆器的“书卷气”。漆盒作为墨的包装盒，其密闭性最佳，且分量轻，不变形，易清洁，便于携带，具有其他包装盒所不具备的性能。而且漆盒光素无华，其上所作装饰，或书或画，或书画一体，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填色等各种手法附加于其上，与墨块浑然一气，文静而隽永。宋代至明清，制墨业都集中在以歙县为府治的徽州，其中明嘉靖、万历年间，正是徽墨生产的全盛时期，诸名家迭起，群芳竞妍，高手辈出。这个时期的程君房、方于鲁都极为讲究墨谱的图式和墨模的雕刻，当时绘画名家丁云鹏、吴廷羽、郑重等都参与其中，并由此将徽墨的功能扩展为兼具实用和祝寿、喜庆等欣赏价值。由于竞争加剧，集锦墨、套墨相继诞生，这就要求在装潢艺术上要有所革新和改进。为了和这些精美的墨块相映衬，其漆盒包装也格外丰富多彩，如图“世掌丝纶”描金漆盒(图1)和“八破图”填彩盒(图2)，即为两款不同年代、形制、装饰的墨盒。前者漆盒近正方形，盒盖面黑底描金绘松竹梅及山石，骨法运笔，以线达韵，画面高简幽疏，笔墨瘦劲，风格冷峭，有着弘仁山水的面目。漆面历岁月沧桑而呈蛇腹断。左侧上方描金铁线篆书“世掌丝纶”。间鹤鹿等，寓意吉祥美好。后者以圆形的褐色漆面绘秦砖汉瓦铭文拓片，“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给人以古朴典雅、古色古香、雅气横生、耐人寻味的感觉。这些充满着“书卷气”的漆盒和所盛墨块一起成为读书人案头清供，因此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一方面墨的包装需要图样精美雅致的漆器，另一方面，墨模的镌刻也需要画家的参与和刻制版模的艺人。与新安画派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徽派版画，给漆器以直接的参照和启发。徽派版画肇端于墨模镌刻，明万历年间，徽州产生了一批热衷版画的书商、画家和木刻家，将墨模中墨面图案的镌刻技术，逐步移植到版画镌刻上来，以适应书籍插图的需要。不少画家从事版画的绘制，其中有丁云鹏、吴左千、胡日从、萧云从、陈洪绶等一批名家，还出现了象鲍承勋父子那样刻绘兼长的名手。徽派版画是依靠白描手法来造型，线条细如毛发，柔如绢丝，一扫过去版画粗壮健雄之风，适应明中期以后的社会风尚，以工整、秀丽、缜密而妩媚的情调见长，抒情气息浓厚。技法上舍弃大面积的黑白对比，以线条的粗细、曲直、起落、翻简、疏密、来表现事物的远近、体积、空间和质量的关系。这些版画的语言被巧妙地运用到徽派漆器上，图3中漆器床板是一帧人物画的场景。黑漆的地上以线描金无非是版画的白地黑线的反版，变化多端的线条让人想起木版上的刻线，场景中不同的质地被施以不同的肌理，巧妙地表现疏密有致的空间关系，其艺术手法无异于一幅徽派版画的插图。
版画以线条表现为主，重视用笔，采用了这种白描手法雕印的书籍插图，不仅形式十分精美，而且大大丰富了景物和故事的内容，深受人们喜爱，以至于有些版画、插图中的画面白描稿被直接描绘到漆器上来。图4是一件清代中早期徽派漆器提篮、果盒之类的盖面，就是在木本色地上，直接施以墨笔勾线描绘，这种装饰方法，毫不掩饰，可谓直接将徽派版画“印”在漆器之上，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也丰富了漆器装饰画面的形式和语言。这些充满着“书卷气”的漆器床板和漆器提篮当时尤为流行，且极具品格。
3 追求“书卷气”的漆工专著《髹饰录》
除了新安画派和徽派版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外，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实例，应该就是《髹饰录》的诞生了。众所周知，明代隆庆年间徽州人黄晟所著《髹饰录》，是中国古代唯一流传至今的漆工专著。“明清以来只有少数抄本流传在日本。1927年经朱启钤先生辗转借得，刊刻问世，使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得以幸存下来。”“该书可能是作者有意追求‘书卷气’，以致文字过于晦涩”，后经浙江嘉兴西塘名匠杨明逐条加注，有所明晰。全书共18章，186条，分乾坤两集。书中总结了徽州漆器“巧法造化、质则人事、文象阴阳”等美学法则，其内容涉及髹饰的历史、原料、工具、工艺技法、品种及漆工禁忌、过失等各方面，从对漆艺的态度到具体制作方法、各种1装饰技法及修补方法都有阐述，为我国繁多的漆器形态及工艺方法建立了一套命名与分类的标准，既是明代漆艺的完整总结，又是了解当时漆艺概况的难得史料，可谓漆工经典。“一身书卷气，出手翰墨香。”只有在徽州文风昌盛的大环境下，才会有此著作出现。明、清两代，徽人著述总计有二千四百八十六部，除象汪道昆、郑恒、张潮、戴震、程瑶田等这些文学大家以外，据许承尧《歙事闲谈》文，仅歙县江村一地，乾隆四十年的统计，就有七十八位作家，编著书有155种，除了商宦名儒之外，甚至有名嫒闺秀。应该说，《髹饰录》不仅对前人的漆艺做了系统的总结，更对明清漆器的发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至今仍对漆器工艺的发展还有参考意义。
三、“书卷气”对徽派漆器的深远影响和思考
徽派漆器作为传统的古典工艺，之所以能够绵延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表明它有其内在的优势。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徽文化开始渐受关注而成为与敦煌学、藏学并列的新兴学科――徽学，但是，对徽派艺术作系统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工作，尚是薄弱环节。笔者通过这些年对一些文化遗产的关注过程中感到，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的发掘传承，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程度及地方政府的认知程度。古徽州是我国古代遗存的唯一一部专著《髹饰录》的诞生地，而有关作者及此著的相关背景资料和研究却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一部漆工的专著总不至于是横空出世的，其时代背景和当时徽州的漆艺之盛可以想见。而何以中国其他漆艺流派没有留下著述而唯有徽派漆器留此遗存?这还得说到艺人的“书卷气”，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才会产生这样的艺术家。徽派漆器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可能还以历史本来面目，是学术界和相关从事艺术史研究工作的人们应该去做的课题。
我们讨论其历史价值的同时，更要注目于它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发展，如何完成传统媒材的当代转换，将其融汇于现代艺术教育之中，使其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走向中获得再生，当为学术界、艺术设计领域及艺术设计教育界所应该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徐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