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日耳曼人成为西欧社会的统治者，西欧农业一落千丈，土地荒芜，罗马农耕技术被人遗忘，生产工具简陋，几乎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是基督教会的努力，帮助西欧农业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基督教会组织推行修道院制度，宣扬劳动修身思想，传播农耕技术，修筑水利工程等，推动了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 西欧中世纪；农业复兴；基督教会
作者简介 陈文滨(1965－)，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开艳(1964－)，女，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工会。馆员。(江西南昌 330013)
10到11世纪，西欧经济逐步发展起来，12、13世纪重现繁荣景象，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奠定了基础。西欧经济复兴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会因其与罗马帝国的渊源关系，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仅就基督教会组织在西欧农业复兴中的积极作用作一些具体论述。概括分析，在西欧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基督教会组织为推动农业的复兴主要作了如下几方面有益的工作：
一、推行修道院制度，宣扬劳动修身
基督教会的修道院制度起源于古代埃及，但是它的普及和发展却是在中世纪的西欧。我们透过法国修道院的兴建情况就可知当时西欧修道院大发展的盛况。从公元4世纪到12世纪，法国新建修道院的情况：第4世纪，11所；第5世纪，40所；第6世纪262所；第7世纪，280所；第8世纪，107所；第9世纪，251所；第10世纪，157所；第11世纪，326所；第12世纪，701所。在12世纪，一个德意志的作家也曾写道：“僧侣和寺院充斥于世界了”，由此也可见一斑。修道院制度之所以单独在中世纪西欧得到大发展，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一是西欧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断有民众寻求教会庇护，修道僧源不断；二是教会贵族，甚至有的君王，把发展修道院看成是扩张势力的手段；三是有著名人物的推动，如出身于本尼狄克修道僧的格列高利一世，在当上教皇后就大力推行本尼狄克修道院制度，使修道院制度有了第一次大发展，并奠定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基础，而出身于克吕尼派修道僧的著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更是推动了克吕尼派运动，在各地广建克吕尼派修道院。
姑且不论这些修道院兴建的动机如何，但在农耕文明衰落的西欧，尤其是在落后的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每一座发展起来了的修道院都可以说是一颗农耕文明的火种，罗马的农耕技术或被修道士们改良了的新技术便随着修道院的发展而传播到了西欧各地。
西欧中世纪的修道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抛弃了传统东方通过冥思苦想寻求心灵超脱的修道方法，强化了劳动观念。认为辛勤劳作是对上帝最好的祈祷。各修道院在院规中都强调劳动修身，把田间劳动列为修道士每天必备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如本尼狄克修道院，从一开始就强调懒惰是罪恶之母，并坚持劳动的责任和自食其力的尊严性，规定“从耶稣复活节到10月1日，僧侣应从第一小时起去做工作，劳动到第四小时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间应读经……(第九小时以后)僧侣应再工作，劳动到黄昏为止。”“意大利人鲁本西亚的本尼迪克特和爱尔兰人哥伦班，把他们的僧侣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让他们集中在大寺院内，要他们遵守有限的或无限的体力劳动的规定，把这看作是上帝亲自加于他们的一种义务和克制肉欲的一种手段……为了驱逐懒怠这个‘灵魂的敌人’，鲁本西亚的本尼迪克特规定他的僧侣们每天做六小时或七小时的体力劳动……哥伦班要求他的僧侣们劳动到精疲力竭，‘让他们疲劳万分才去休息，甚至站着都能睡觉’。”
基督教会还把一些热爱劳动的修道士作为圣人加以宣传，将他们有代表性的劳动工具作为圣物加以陈列，如靠近兰斯的修道士狄奥杜夫，因“在二十二年中间从没有停止过犁田工作，他的犁在他死后留在了圣退里教堂，作为一件崇敬的东西。”
基督教会宣扬劳动修身的思想，在中世纪的西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贵族的腐败和厌恶劳动，在中世纪前期日耳曼贵族的好战和轻视劳动，都是导致农耕文明衰落的重要思想根源。基督教会的这种宣传和修道院修道士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人们的不良观念，鼓励人们热爱劳动，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开垦荒地，拓殖农耕文明
进入中世纪，西欧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得不到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大量荒芜，利用率差。到10世纪初时，西欧仍大部分地区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意大利(除西西里王国外)，在基督教的西班牙，都只有很小一部分土地有人耕种。法兰西土地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土地的2／3，英格兰土地的4／5都没有耕种。”而这时，基督教会的修道院组织实际上已带头垦荒好几个世纪了。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世纪，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取决于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在西欧的土地开发过程中，基督教会组织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并是开荒拓殖的主力军。之所以会是这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基督教的修道僧侣把从事体力劳动看作是主要的修道方式之一；二是中世纪的修道僧侣继承了古代隐修的传统，喜欢选择僻静的森林、沼泽等地带进行隐修，这就必须通过垦荒自食其力；三是基督教会的修道僧侣是西方唯一有组织的集体劳动者，一般寺院都有几十人，大的寺院往往有数百人，他们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垦殖活动。
中世纪基督教会修道僧侣的垦殖活动，兴起于6、7世纪，到10、11、12世纪形成高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面讲的法国修道院的建立情况得到间接证明。法国相对来说是开发的比较早的，10、11世纪兴起的克吕尼派、息斯脱西安派(又称西多派)、卡德西安派等新兴教派则是西欧各地农业垦殖的主力军。随着修道僧侣垦殖活动的开展，不仅教堂和修道院遍布了西欧各地，而且一片片良田、一个个牧场呈现了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道僧侣的垦殖活动带动了一般农民的垦殖和移民，他们依托教会的庇护，租种寺院的土地或在新寺院周边开荒生存。这样，就以寺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农耕文明的中心。如德意志的息斯脱西安派修道僧侣在新征服的东德意志开拓荒地时，“他们清除森林，开垦低地，排干沼泽地；他们建造堤坝来阻止水流；他们筑造道路与桥梁。当荒野的整理工作完成之后，他们从‘老西方’带来了新移民；他们导引这些移民东来，并使他们在沿途无数的寺院里获得舒适的住宿；这些寺院充作旅舍。”
在农业垦殖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以宗教改革形象出现的克吕派和息斯脱西安派，尤其是后者。息斯脱西安派总是寻找辽远而又偏僻的地区，如在威廉征服者所破坏的诺森伯兰的荒野上，在法国比斯开湾沿岸的沼泽地上，在佛日山和阿尔比斯山的山谷里，尤其是在德意志最东的边境上，建立教堂，开辟出良田。古代一作者巴列・吉拉尔德在谈到息斯脱西安派时 曾写道：“给这些僧侣们一块赤裸裸的沼地或一所荒僻的森林，经过几年之后，将可看到：那里不仅有着美丽的教堂，而且有着建造在教堂周围的人们住所。”西方历史学家沃伦・霍莱斯特也在他的书中评价说：“他们积极开垦环绕在他们寺院周围的土地，形成开拓国内疆界运动的先锋；他们又是科学种田的先导；大力采用了显著改进的马、牛、羊饲养方法，英国西多会修士是国内著名的羊毛生产者，总的来说，西多会修士对欧洲畜牧业有着强大的推动和影响，在农业经济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通过基督教会组织的垦殖活动，使法国、德意志、大不列颠等西欧各地大量的荒山、林地、沼泽变成了耕地、牧场，极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传播罗马农耕技术，推动技术革新
西欧中世纪初期农业长时期萧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原罗马大农庄在战乱中受到毁灭性破坏，而新来的主人――日耳曼人因文化落后不能及时学习到罗马的农耕技术，致使罗马技术失传，生产方式简陋。而基督教会在古代的田庄比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罗马的农耕技术和一些农业学著作，这自然使得教会组织成为罗马农耕技术的传播者。在罗马教皇与日耳曼人贵族结盟以后，基督教会组织向西欧各地扩展，获得了大量地产，基督教会的僧侣们也就把他们掌握的技术传播到了西欧各地，尤其是热衷于垦殖的修道僧侣，更成为先进技术的传播者。威尔・杜兰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就曾明确指出：“圣本笃教团和西妥教团的僧侣将罗马和意大利的耕种、饲养、土壤保持的种种技巧带回阿尔卑斯山以北诸国。”
法兰克人征服的高卢地区是原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人又是最早皈依罗马基督教会的日耳曼人，这自然使法兰克人比较早地学习到了古代罗马的一些农业知识，也使高卢成为传播罗马农业技术的一个中转站。如葡萄的种植技术就是由高卢传播到其它地方的。公元4世纪，当法兰克人来到高卢时，看到罗尼河、马恩河、摩塞尔河等地到处都是葡萄，也开始种植葡萄。但种不出好的葡萄，也酿不出好酒，所以葡萄种植业在两个世纪内都未得到发展。后来是僧侣们开垦荒地，种植葡萄，酿制出了优质葡萄酒，将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开来，并将多余葡萄酒销往市场，刺激了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当法兰克人征服德意志时，巴伐利亚人、斯瓦比亚人对葡萄还一无所知，但很快这里便成为葡萄种植的重要区域，因在724年，慕尼黑的弗莱兴主教把葡萄移植了过来。
基督教会组织不仅是保存和传播了古罗马的一些农耕技术，而且修道院还成为中世纪唯一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修道僧侣读书、抄写、务农的生活习惯，使他们成为西欧唯一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在残存不全的罗马农书的基础上编写新的农书，研究新的耕作方法，对生产工具进行改造，对农作物进行改良等。如更能利用地力的三圃制就是教会组织推广开来的。公元8世纪，在高卢的教会庄园率先使用三圃制，然后逐渐推广到西欧各地。后来的历史学家曾评论说：“人们想起教会在这方面曾发生过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要在当时村庄田地实行可能影响收成的任何调整，除非有某种强有力的眼光远大的督导者，否则很难实行。那就是教会。”再如德意志的息斯脱西安派，他们在垦荒时，不再是随随便便地清除森林，而是要研究木材和土质，知道哪里有硬木成长哪里就有良好土地。为了获取好的食物，他们研究植物的生命、种子的萌芽、水果树的接枝，甚至还研究过异花交接法等。在1273年，一个叫杜伯伦的修士还建立了一间玻璃植物实验室。
基督教会组织传播罗马农耕技术并进行技术改良，不仅仅使得古代农耕技术得于传承，也推动了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复兴。
四、修筑公共工程，改善基础设施
西欧中世纪经济长期落后，得不到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道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差，人们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物资流通不畅。
我们都听说过“条条道路通罗马”，在古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修筑了通往各地的四通八达的道路。在古罗马帝国，还修筑有一系列巨大的工程，如罗马城的引水渠、法国的加尔桥、英国的哈德良长城等。这一切都源于古罗马帝国的统一和强大，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然而，进人中世纪，西欧长期政治分裂，混战不已，不仅没有统一的政权，各国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在进入中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关心公共工程的建设，不仅没能建造出新的象样的工程，就连原有的道路、桥梁也难以得到维护，日益被荒毁。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作为西欧最有组织的力量，便逐渐承担起了道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的组织建设和维护的工作。
在查理曼帝国时期，道路不畅，使得行军艰难。查理大帝为了他的霸业，曾将修桥铺路和道路维护的工作交于教会。虽然帝国很快就解体了，但教会却由此承担起了各地修桥铺路的主要工作。一是教会的修道院多建于山林、沼泽等偏远的地方，要进行垦殖和发展农业，就首先必须要解决交通问题。因而，每建一座修道院都伴随有修筑道路和桥梁的工作，也可以说，修道院建到哪里僧侣们修筑的道路就会延伸到哪里。前面有关德意志的息斯脱西安派修道僧侣在东德意志拓荒的资料就是一个证明。二是修桥铺路历来被看着是行善积德的事情，基督教会组织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组织社会上的人士出钱出力，共同来完成善举。基督教会对于捐资修桥筑路或参与修桥筑路的人，往往赐于赦罪符。以减免他们的罪过，或直接以出售赦罪符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和组织劳力。如法国里昂的基洛提厄尔桥的修建，就是由教皇英诺森四世以出售赦罪符的形式来募集经费的。又据文献记载，英国泰晤士河上第一座石桥，是在12世纪后期，由一个宗教团的首领――柯尔秋契的彼得――组织修建的，花了30年的时间才完成。后来，这位修士死后，被葬于桥头。
基督教会还组织、参与了各地水利工程的建设。如在低地国家，针对经常出现的海水患难，“寺院、君主、市民和农民自行组成了筑堤与排水协会”，共同参与了浩大的海防大堤的修筑工作，他们花了近5个世纪的时间，从斯堪的那维亚和中德意志运来石头，建成了坚固的水上长城。又在堤内开凿运河、修建排水设施，开辟良田，因此造就了后来“半个尼德兰”和“三分之一的比利时”。在法国，“同样的工作也由修道院僧团，例如圣殿骑士团和西斯迪显教团，以及农民的联合组织完成了。这样，圣奥梅尔和加莱的低地和沼泽地，下香甫斯和皮卡尔迪的马尔昆德勒的低湿土地，科地区的沼泽，赛纳、第夫和下科同坦的河口，多尔地区，布列塔尼沿海地区和下卢瓦尔、下普瓦图、下朗格多克与下普罗旺斯的一部分，都被排干了，征服了。在下龙河，由levadiers的各个团体开沟排水，而在坡堤文沼泽地带，则修筑一道一道的长堤坝，还有许多水闸和水渠网。在下鲁西荣，在13世纪，许多沼泽地带都被排于了。”
基督都会组织在西欧政局混乱、政府失职或不力的情况下。承担起了道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虽然不能说很好地解决了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但至少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发展的基本设施，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