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族风格歌曲可以狭义地认为是运用某种民族音调创作的，表现出某些民族特点的歌曲。”而《战地新歌》从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其歌曲中所包含的典型“民族风格”，这是它区别于同时期音乐创作的独特风格，更是它全部的艺术魅力之所在。《战地新歌》中所编选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运用民族音调谱写而成。这些歌曲的旋律都是建立在民族五声调式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就连歌曲的前奏、间奏及尾声也都是五声音阶化的，音乐上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 民族风格 少数民族 战地新歌 艺术风格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一共有五十六个民族。不同民族的审美情操、文化与习俗、自然环境、语言、音调等都各不相同，极具特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色彩，进而为民族发展积淀了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些歌曲的作者长期沐浴在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长河中，他们在传统的民族民间音调的基础之上经过改革、创新，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颂歌。这类作品广泛汇积了我国西北、东北以及西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色彩。这类歌曲符合当时政治对创作的要求，极具时代感，且民族风格突出，反映出本民族的气质和风采，歌曲的情绪欢快活泼，旋律流畅自如、优美动听，具有浓郁生活气息，歌曲调性明朗，因而使人百听不厌、经久不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战地新歌》选编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中，既有湖南、江西、陕甘宁地区的汉族民歌、也有带着浓郁民族风格的汉族仿民歌、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民歌。《战地新歌》中正是由于少数民族风格歌曲的介入使得歌集整体的艺术风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歌集又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为了迎合政治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相对于当时单纯表现政治的歌曲而言具有了较高的艺术价值，代表了当时少数民族优秀歌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在《战地新歌》，占有绝大数量的还是来自于不同少数民族的歌曲。它们之中优秀的且具有代表性的歌曲集中刊载于第一集至第三集中，如：撒尼族的歌曲《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由何少林作词、高映华作曲，后经集体改词；佤族的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由杨正仁词曲，后改词曲；《红太阳照边疆》，由何少林、陆棣词曲；傣族民歌《瑞丽江畔栽秧忙》，由金凤浩作曲，韩允浩作词，后经集体改词；白族的歌曲《苍山歌声永不落》，由张文谱曲，集体填词等，这些歌曲均刊载于第一集中。第四、五集中民族风格的歌曲数量与前三集相比大为减少，如：由张难作曲，马瞻、守信作词的彝族歌曲《云岭连北京》；由蓝天作词，献芝作曲的畲族歌曲《畲家歌颂毛主席》等。
《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特色，不仅体现在其选录了数量众多的各民族的民歌，而且选录了不少按照民歌风格创作的歌曲，更为重要的是，“新民歌”的创作方法在《战地新歌》中的广泛使用。“新民歌”的创作方法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后在《战地新歌》中得到广泛运用，并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作曲家为代表。《战地新歌》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风采和民族生活气息大大地丰富了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提高了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对以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促进了中国音乐艺术的进步。具体而言，《战地新歌》中民族风格歌曲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地新歌》中选录的民族风格歌曲成为后世音乐创作的源泉
“文革”伊始，器乐曲的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创作者大多数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由于受到这两部音乐的启发，在之后的几年内，作曲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根据《战地新歌》改编的器乐曲。大量的作曲家选取《战地新歌》中的歌曲进行改编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战地新歌》收录了一大批质量高、艺术水平上乘且蕴含深情的歌曲，受到了作曲家们的广泛青睐。第二是当时政治的原因，《战地新歌》是文化行政部门审定的歌集，且歌词的语义及政治指向性明确，改编这种艺术创作在当时已经存在，如交响乐《沙家浜》是由京剧《沙家浜》改编而成，这给了作曲家极大的信心，并消除了作曲家对创作出的作品是否被误解乃至批判的恐惧。《战地新歌》中被改编的器乐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西洋乐器钢琴的创作领域中有赵晓生改编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王建中改编歌曲《浏阳河》、《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周广仁改编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在小提琴的创作领域中有盛中华改编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歌唱我们的新西藏》，管文平改编歌曲《延安儿女心向毛主席》，阿克俭改编歌曲《千年铁树开了花》，梁寿祺改编歌曲《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和《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大提琴的创作领域有黄小龙改编歌曲《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和董金池改编歌曲《伟大的北京》等；圆号独奏曲领域有熊融礼改编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重奏曲领域则有阿克俭等改编的弦乐四重奏《翻身道情》以及郑德仁的双簧管、单簧管二重奏《苗岭连北京》等。
第二、部分艺术家通过演唱或创作《战地新歌》中民族风格的歌曲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由于“文革”的一些错误政策，使得那黑暗的几年时间内，大部分的作曲家和歌唱家不能进行创作和演出。对于《战地新歌》歌集的编选，国家和文化行政部门以及各地各级音乐团体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也得到了锻炼和培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田光创作了歌曲《伟大领袖毛泽东》，金凤浩创作了歌曲《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和《金梭银梭》，傅晶和田光合作创作了《北京颂歌》，郑秋枫创作了歌曲《颂歌献给毛主席》，尚德义创作了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钊邦创作了歌曲《台湾同胞我的兄弟》和《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田歌创作了歌曲《我为祖国守大桥》以及白诚仁创作了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等。这些歌曲创作者在《战地新歌》出版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正是通过此次创作经历，他们的音乐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同时，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因为旋律优美和民族风格浓郁而倍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他们的名字也因此被深深地被刻在了人民心中，成为人民喜爱的音乐创作者。此外，演唱和录制《战地新歌》歌集中的歌曲也使得一批艺术家被群众广为熟知，特别是给当时的歌坛新人提供了难得的锻炼和表现的机遇，如演唱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男高音歌唱家施鸿鄂、演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和《北京颂歌》的李双江，演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金梭和银梭》的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演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的男中音歌唱家胡宝善、演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回延安》、《沁园春.雪》和《我为祖国守大桥》的刘秉义，以及因演唱男女声二重唱《歌唱我们的新西藏》而闻名的张振富和耿莲凤等。也有一批已经被群众所熟悉的歌唱家通过对《战地新歌》歌集中歌曲的演绎而进一步受到群众喜爱，如：演唱《千年铁树开了花》的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演唱《北京颂歌》、《井冈山颂》、《松花江上》和《中越人民友谊之歌》的张越男，演唱《老房东查铺》的马玉涛，演唱《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鱼米香》的男高音歌唱家何纪光等。
第三、《战地新歌》中的不少民族风格作品，成为当时乃至现今的声乐教材和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由于文革以前的声乐教材都在文革时期被封为“四旧”，所以都被禁止演唱；然而《战地新歌》中收集了在政治标准的基础上创作的大量优美动听、民族风格浓郁且难度较大的歌曲，例如，适合花腔女高音演唱的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和《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适合男高音演唱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和《北京颂歌》，适合男中音演唱的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是上乘之作，进而成为各地音乐院校和师范大学音乐专业的教学曲目。此外，《战地新歌》中的民族风格歌曲还成为了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如歌曲《洞庭鱼米乡》、《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咱永向前》、《伟大的北京》、《挑担茶叶上北京》、《翻身道情》、《阿佤人民唱新歌》、《苍山歌声永不落》、《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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