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授群里特别有意思的人物很多，几乎成了一种现象，姑且谓之民国风流。其人数众多，特立独行，与魏晋风流可以一比。傅斯年又算其中翘楚，他与其他名士不太相同的是，其他名士多在玩儿自己的名士风度，如果将这些名士所玩儿的称为个性秀，那么傅斯年所玩儿的很大程度可说是政治经。他生性豪爽直率，嫉恶如仇。读书时曾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五四”游行总指挥，后来当的是学者，但也喜欢干预政治，对政治人物大胆臧否，张口无忌，敢放大炮，被誉为傅大炮。比如他在蒋介石面前抗言直辩，接连扳倒两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孔祥熙，创下民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例，其反抗精神过人远甚矣，文人节操，书生意气，是那些犬儒没法比的。
傅斯年对政治有很大的热情与很高的禀质。五四学潮中，他揎拳捋袖，勇敢担当，冲在队伍前头，显示出卓越的领袖风范，但他本质上又是学者，对政治又有着一种本能抗拒，所以他一生都在学者与政宦间首鼠两端，游移难定。一个学者积极参与政治，其实不算坏事情。与学术相比，政治尤其切实大众，切实公益。躲进自己的小楼，百事不管，只玩儿自己的名士风度，未必是个好学者，至少，他缺少对民瘼的关爱。以一个学者的话语权来为民众争权益，争福祉，匡时弊，正政风，有什么不对呢？
傅斯年逢政治有大事，必然站出来，发表时评，表明立场，如日本侵华，如西安事变，他都来抒发己见。不能说他每次都站在正确一面，比如对西安事变，他骂张学良为张贼，力主出兵镇压，这看法就难以接受历史检验，但他每次都是凭满腔热血，不为利益集团做托，而是个人的良心之论，精神实在可嘉。上世纪40年代初，蒋介石多次邀请傅斯年到国民政府任职，还打发了陈布雷等一干人马上门游说，傅斯年却以“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力拒不就，却又拒绝得不甚干脆，也弄了个立法委员当当。在其任上，还真是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恪尽职守，对政治的热情不减对学术的热情。
1944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腐，其他人都个个噤口。孔与蒋是连襟，而且当的官实在不小，对这样的人，敢怒者可能多，敢言者有几？傅斯年却拍案发难了。蒋介石是很懂得国情与人情的，他相信拿人手软，吃人嘴短，所以亲自请客，请傅斯年到馆子里去撮一顿。席间，他为连襟孔祥熙说情，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道：“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觉得有戏，接着就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正色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他更直言不讳地放言：“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傅斯年有两次放炮，堪称书生言政的经典，讨孔后面还有一次大放炮，是1947年针对宋子文。蒋介石喜欢搞家族企业，他特别喜欢任用外戚，蒋宋孔陈，都是连襟连起来的，所以孔祥熙之后，宋子文又当上了行政一把手，据说也是贪腐之辈。对这样的人，嫉恶如仇的傅斯年也是不待见的，所以他在报上写了《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檄文，以如椽大笔予以挞伐，硬是把宋氏逼下了台，其中体现出来的书生骨气与胆气，放在中国数千年书生言政史册，都可谓经典。
傅斯年的造反精神确实强，但说起来，其造反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如果要我来比拟傅斯年，我觉得他只是一位水浒英雄。此话怎讲？一言之，就是：傅斯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英雄胆气也是很大，他们打苍蝇，也打老虎，打的最高级别也高达行政一把手，国家二把手的角色。蔡京、高俅高居大位，梁山好汉也敢反，智取生辰纲，抢的就是与蔡宰相家有牵涉的宝贝，但梁山好汉在宋江领导下，其造反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傅斯年在弹劾孔祥熙时，与蒋介石的那段对话特别有意思，老蒋问他：“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脱口而出：“我绝对信任！”这里，“信任”前面加上了一个“绝对”，可见端的。
傅斯年这一句话，并不是即席表态，临时献忠，从傅斯年平生言行来看，他对老蒋确实是一以贯之地相当忠诚。1945年7月，傅斯年曾与众多学者如黄炎培等人一同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对傅斯年应该说是比较尊敬的，甚至可谓是其粉丝。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傅斯年已是北大的“头面人物”，毛泽东以与傅斯年攀谈为莫大梦想与莫大光荣：“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话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土话。”现在，傅斯年主动跟南方人说土话来了，毛泽东确实是很兴奋的，他特地抽出了一个晚上，单与傅斯年来说土话，但傅斯年却没买账。
来到延安的人，或多或少洗去了旧思想，而傅斯年却是个例外，他改变不了他听国民党的话、跟蒋介石走的决心。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老蒋拟定了许多知识分子名单，其中傅斯年在其名单里头很靠前。是去还是留，傅斯年不是没踌躇，他把自己关了三天三夜辗转反侧，最后还是决定追随他那“绝对信任”的人。
是走还是留，这是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选择，傅斯年如果留了下来，命运又将如何？实难预料，但当初他确实是两边都可以选择的，蒋介石待他不薄，这不容否定，毛泽东对他也比较尊重啊！尽管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极度失望，傅斯年最终还是选择去台湾。
傅斯年到台湾，被蒋介石安排做台湾大学的校长，继续干他所喜欢的教育事业，但傅斯年心情也不是很好，他依然保持了北大学术自由的老传统，他依然对其学生爱之如母鸡护雏，但是，他从学术出发，容许异端，但老蒋从政治出发，爱搞清党，学术与政治常常是弄不到一块儿的，而且常常是以学术输于政治而告终。台湾大学里有许多共产党员，还有许多亲共人物，自然为老蒋所不容，所以老蒋常常冲进校园来抓人，让傅斯年老大不满。他向老蒋发气：这里是我的辖区，你要抓人，最少也要先通知我啊。此后，老蒋来抓人，确实是先通知了傅斯年的，通知了，不是不抓了，该抓还是抓啊，莫谓言之不预也。言之有预了，你又奈何？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出席了蒋梦麟召集的讨论农业教育的会议之后，又赶往台湾省议会厅，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大概是对傅斯年的办学不太满意吧，那天台湾教育厅长陈雪屏连连向傅斯年发问，已经在台上发过一次言的傅斯年只好再次登台解释，结果其高血压突然发作，倒伏发言台上。尽管老蒋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极力抢救，傅斯年还是于当晚11时逝世。据说当时的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发布消息，说傅校长已经“弃世”，这话引起了大惊，大家都把“弃世”听成了“气死”，舆论一时为之大哗。
是弃世还是气死的呢？被蒋介石“招安”而去的傅斯年，离开他这个爱恨交加悲喜交集的人世时，只有54岁。从大陆到台湾，其时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岁月。出师未捷，魂游台岛，水浒英雄的脾气，冥冥中，大约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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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真性情
高云贵
傅斯年“弃旧从新”
傅斯年颇有家学渊源，自幼即植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1913年夏，考入北大预科，仍修文史，绩冠群伦。1916年秋，升本科，入国文门深造。当时国文门有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名师授课，他们发扬的是仪征学统与章氏（太炎）的学说。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倡学术自由风气。胡适回国后，出任北大教授，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文学革命。许多青年人团结到了他们的周围，其中就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傅斯年刚到北大时，就参加“文学会”，非常活跃，且崭露头角，黄侃对他颇不满，等他追随胡适后，黄侃则更加厌恶他。一天，傅斯年拿了一篇自以为还不错的文章请黄侃指正。黄侃指责道：“某处议论未妥，某处文字欠通。”把文章扔给傅斯年。傅斯年大怒，于是改师胡适，并创办《新潮》杂志，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
接收北大 拒用伪教员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暂时代理胡适任北大校长，负责接收事宜。他屡次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伪教职员虽然力谋反对，终未得逞。傅斯年常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还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为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当时，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而河北高等法院却判其无罪。傅斯年于1946年7月搜集了鲍的四项罪证，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傅斯年不仅不录用伪教职员，就连身边的人与他们接触也不行。1945年11月，傅斯年到北平，一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前来迎接他的陈雪屏：“你和伪北大中先生们有无交往？”陈回答说：“有的，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颇为不满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