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位如市长一类的人的道歉与否到底有多重要？诸如“道歉”一类字眼的出现，其实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一种表达方式 宁夏灵武市市长马英杰5月29日开会时被两次打断。第一次他得到的汇报是“打架了”，等他再次被打断时，打架已经升级到“出了人命”。
马英杰其实对灵武市还不特别熟悉，他走马上任到这里当市长也才两个月。两个月时间让他感到要开展的工作太多了。6日他在电话中向记者形容灵武市时说，“这是一个农村城市”。按马英杰的说法，所谓农村城市就是刚刚由县升级为市。而此前马英杰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城里生活――到灵武前他一直在距灵武十余公里的吴中市任区长。在黄河岸边的吴中市是宁夏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市管理也相对容易。这些生活背景使他一到灵武市，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市容。“这里到处都乱堆乱放，所以环境整顿工作很必要。”他说。
可他部署的对市区环境的清理整顿工作刚刚落实下去，就出了事，而且是大事。
事后他向记者讲述这件事时说，起因就是有一个商贩“把炉子放在人行道上，阻碍了人们正常行走”。炉子的主人叫杨建荣，他开了一家牛肉拉面馆。选择在市医院西侧健康路开馆子的人家不少，因为在这里做买卖生意还可以。常有进城的农民和早晨上班的人顺便吃点早餐，5月29日那天早上八九点钟就是这样，杨建荣摆在门口的锅灶还没收，里面的汤还是热的。
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的20名工作人员就在这时候赶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占道经营”，炉子和杨建荣的拉面馆很快进入了执法人员的视野，炉子处置问题很快就将杨建荣夫妇一方及执法人员一方变成了对立关系。马英杰形容说，他们之间为了这个炉子“相互推拉，最后发生了扭打”。一位熟悉情况的记者介绍说，最主要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城管人员将一锅下面的热汤泼了在杨家打工的杨文志身上。
杨文志受到的伤害很大：不仅两小腿被严重烫伤，嘴也被撕裂了。他被送到灵武市医院后不久，就突然呼吸困难，心脏衰竭，在29日下午一点钟左右死了。
人死了半个小时后，马英杰得到了汇报。于是他又组织开了一个会，在这个常委会上他将这件事情定性为：由于执法不当引发的恶性案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30人左右的专案组。马英杰对专案组的工作还算满意：“他们一夜没睡，调查询问了20名城管人员，确定了打人凶手。第二天，我们就召开了公捕大会，将参与打架的7个人抓了起来，给老百姓一个交待。”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从此走向乐观。新闻媒体随后找上门来。马英杰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有几家新闻媒体找到了我，有报纸也有电视，我就谈了谈。”马英杰当时谈话的内容是：这一由执法人员粗暴执法引发的恶性案件，暴露了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教育、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虽然问题出在少数人身上，但它损害了执法部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作为市长，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这一席话被报道出来时，用了四个字：“公开道歉”。
参与报道的《法制日报》驻宁夏的记者周崇华觉得奇怪，因为他在当时采访时，并不觉得市长说的话中有道歉的意思。记者采访马英杰时，他也并不认同“道歉”的说法。
马英杰也没有去纠正所谓“道歉”的说法。但是相应的一些措施随后开始执行，在外界看来，这应该是对“道歉”的呼应――“我们又发了一个通报，凡是负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执法大检查”。这个通报中涉及到的部门有：土地局、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等等。但是马英杰补充说，这只是一个内部通报。到了6月6日，对于这个内部通报的执行问题，马英杰说还没有见到具体成果。
更让马英杰头疼的是，他在媒体上的表态、所谓的“道歉”并没有让死亡者家属满意。“我们对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两三天就完事了，但家属又要到北京去上访，我们派人去把他们从火车上请回来，来来回回花了5天左右的时间。”“在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他们把死者的尸体抬到市政府”……马英杰始终没有见过死者家属，所以死者家属的一些行为也是他事后听到处理小组汇报上来的。马英杰说，此次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和公、检、法“三长”挂帅的处理小组，就是专门处理“赔偿问题”和“惩办凶手问题”。
到了6月6日，马英杰认为死者家属已经接受了政府的处理意见，因为死者家属已经在处理意见通知单上签了字，政府对他们的补偿金是20万元人民币。20万元是如何算出来的，马英杰说是法院具体在做。6月7日灵武市法院办公室的负责人却说，案件还在审理，法院是没权算赔多少钱的。
在采访快结束时，马英杰强调说，他当时在媒体的表态中主要是两个意思：一是执法人员没有文明执法，二是不能以此否定城市的管理工作。
就在灵武一事不久，又传来一条新闻：镇江市市长张卫国就当前该市存在的生活环境污染问题，公开向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检讨。不过镇江市委秘书处的负责人对于检讨之说也很低调。他介绍的实际情况是：当时是为了“6・5”世界环境日开的一个动员会上，谈及镇江确实存在的脏乱差问题时，张卫国谈到市委市政府感到确实存在问题，而“检讨”之说，纯系炒作。
评论：封闭的制度与开放的信念
去年冬天的某日下了很大的雪，但天气预报里却没这个内容。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播音员“自作主张”道了歉――于是生出了一堆事非，最后气象台拿出个说法：天气预报是科学问题，播错是正常的。
话说回来，天气预报的致歉问题相对于官员致歉而言就显得太“无关紧要”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毛寿龙副教授觉得，我们现行的制度中充满了封闭运作，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中很多人都太习惯于内部运作了。对于官员称不称职的说法，对于官员责任的承担问题，常规的做法都是一级级签军令状，相互排队，层层加码，而不是去道什么歉。
可是信息时代让这种公共责任的承担问题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信息公开的程度愈来愈高，比如说，媒体的参与更多了。灵武市的这一事件应该是一个例子。政府官员们突然意识到，他们要考虑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了。这与国外官员善于利用媒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毛寿龙介绍，国外的“道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来国外的政治家责任巨大，所以频频道歉。可是出的事实在太多了，于是国外的民主政治的责任追究也变成了完全部长责任制：即行政官员向政治家负责。毛寿龙解释这种改变主要是增加了回应性：一线的行政执行人员向行政官员负责，行政官员向政治家负责，行政官员与政治家同时向老百姓负责。
在国外，城市环境治理的一类的事的一种处理方式是：行政官员监督不过来，就采用市场竞争方式：由几个执法队相互竞争。比如英国就将每个街道包给不同的公司，干得不好就由政府收回。
关于下雪的预报准不准没有引起争论，反而是道不道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说当时是地方气象台压力很大，有些人还以此提出赔偿的要求。我们的官员道歉也有同样的困扰。他们不愿道歉的直接原因是：缺少法律机制的保证。而且，这不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问题。道歉的做法可能直接导致他们出围，而且一旦出围就再无机会入围。
至于政府什么时候能够最终完善责任机制，毛寿龙觉得这有待于整个制度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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