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存在同样困境的城市绝不止重庆一个；隐含于城市腹地的高危企业，更远非天原一家。这些企业，仿佛散布于城市中的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城市和市民的安全 2004年4月16日早上，孙辉云像平常一样开车送妻子女儿上班。她们俩分别在重庆天原化工总厂和下属的天厨味精厂工作，妻子冉正碧还是天原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7时50分，当他们到达天原化工总厂门口时，门卫不让进，说是发生了氯气泄漏，里面封锁了。冉正碧做为厂领导，获准进入。上午10时，孙辉云打电话给妻子询问情况，妻子称氯气泄漏已经控制，“不要紧了。”
但孙辉云看到，路上的警车越来越多，都往天原厂方向疾驰。他感觉不祥，没过多久又打电话问。妻子仍说没事，并称自己已经吃了饭，正在商量事故处理。下午4时，妻子突然主动打电话给孙辉云，叫他去给她买一张电话充值卡，并说晚上不需要他去接，处理完事情后自己回去。
没想到这次通话竟成永诀。两个小时后，随着一声巨响，冉正碧连同其他8名化工厂同事，消失在黄绿色的烟雾中。
原本以为“不要紧”的泄漏事故，终于演变成惊天大祸。
15万人大疏散
泄漏事故的威胁范围，远不止天原厂区。
4月16日凌晨1时左右，家住天原化工厂附近的王大有就被“嘭”的一声巨响惊醒。当时他没在意。凌晨4时左右，再次听到轰响，随后一股刺鼻的气味袭来，令他剧烈咳嗽并有作呕的感觉。他意识到，可能是化工厂的氯气泄漏了。果真，没过多久，就听到社区干部挨家敲门，并用喇叭大声叫喊：“大家快跑，氯气泄了！”在一片嘈杂声中，人们纷纷跑出了家门。王大有看到，路边满是警车和用于疏散的公共汽车，刺眼的车灯扫过众人脸上，个个惊魂未定。
这次行动共进行了9个小时，天原厂所在的江北区共出动各类工作人员5000余人，车辆近600台次，完成10万多人的撤离。撤离群众除小部分投亲靠友外，其余绝大多数安置在附近学校、影院、体育场等地。
17日晚上6点，抢险指挥部判断剩余贮气罐仍有爆炸危险，再次发出撤离疏散令。晚上10时许，与天原厂隔嘉陵江相望的沙坪坝区天星桥居民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听到防空警报，便立即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往新桥方向撤离。
18日上午10时30分，为彻底消除事故隐患，经过专家组反复论证，抢险指挥部决定采用军事武器销毁事故现场残余贮气罐。11时40分，销毁前30分钟，沙坪坝区开始紧急疏散。人流密度最大的三峡广场上，大喇叭一遍一遍地播送着“请行人尽快离开”的通知。重庆大学、重庆师大等几所高校也立即集合在校学生，紧急向歌乐山方向撤离。
两次撤退共疏散15万余人，出动车辆800余台次。市救灾物资仓库的帐篷、棉被被起用一空，又从部队调运了大量战备物资方满足需求。当地有媒体评论说，这一浩繁工程的背后，是“重庆各级政府和驻军的完美合作与不懈努力”。
在此期间，重庆天原化工总厂一共发生两次爆炸，一次发生在16日凌晨，一次发生在当日下午17时57分，共造成9人失踪死亡，3人受伤。
并非第一次
王大有告诉记者说，天原厂的领导在事故之初之所以认为“不要紧”，可能是因为类似泄漏事故“多了”。
“熏倒厂外居民的大事故起码有两次。”王大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就住在天原厂大门对面。据其介绍，2000年8月4日凌晨，天原化工厂就已发生过一次较大泄漏，漏出的氯气熏倒了36位居民。当时的事故是由供电系统跳闸引起电压波动，氯氢生产系统停车，以致氯气无法输送，造成泄漏。不久前的2月14日上午10时，天原厂再次发生泄漏。有害气体随风扩散，致使周边部分居民反应不适，500多名学生紧急疏散，9名中毒者被送院治疗。
而此次事故则是肇因于氯冷凝器老化引起的穿孔事件。事故发生地天原化工总厂下属的氯氢分厂生产的氯气经过液化处理后，一直被储存在8个容量分别为12吨的专用贮气罐中，去年，重庆市安监局的一次调查曾指出，如该厂储存的96吨氯气发生泄漏，危害半径可达6公里以上，受害人员将超过100万。
资料显示，天原化工总厂泄露的氯气为剧毒气体，当人吸入浓度为每立方米2.5毫克的氯气时，即可致死。是何原因使这样一家对人的生命有着严重威胁的企业落户于重庆人口稠密的主城区？
重庆市经委化工办办公室主任周通说，重庆天原化工总厂成立于1939年，是一家老企业，其创始人是民族资本家吴蕴初。上世纪20年代初，吴蕴初在上海以国货天厨味精起家，成立上海天厨味精厂。1928年，又成立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氯碱厂，取名天原，即“为天厨提供原料”的意思。抗战期间，吴蕴初把天原的主要设备迁往重庆，选定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作为厂址。1940年5月，重庆天原化工厂建成投产，以氯碱产品供应抗战后方。
在重庆建厂之时，厂区仍在主城区之外，附近并无太多居民。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城区渐渐接近厂区，厂区四周也迅速开发，许多居民小区和学校、商场等次第兴起，天原厂所在的地方也渐渐变成了主城区。“这家企业出现在人口密集区，并不是它的错，也不是城市规划的错，而是历史的原因。”周通说。
搬迁之困
前两次事故的发生，使重庆市意识到像天原这样的化工企业不能留在主城区内。
“动辄要别人什么都别管离家避险，其慌张、混乱的场景的确使人难以安心。”重庆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更重要的是，不管政府为安置、善后工作倾注多少精力，都不可能完全照料妥当。至于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耗费，更是难以衡量。”
基于此考虑，重庆市政府酝酿将天原化工厂迁往远离主城区的万州。前期工作已经于2003年展开，所有搬迁定于2005年底结束。然而，重大事故还是在搬迁之前发生了，“这实在是天意。”市政府办公厅这名官员说。
重庆市经委投资与规划处副处长徐东林认为，这种“天意”更多在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作为国内两大综合性化工基地之一的重庆，像天原这样需要搬出主城区的化工企业，还有多达78家！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大部分设在重庆的化工企业分散于主城区沿长江、嘉陵江区域，尤其是长江的茄子溪至朝天门江段和嘉陵江的井口至朝天门江段的两岸。其中，污染比较严重的、化学反应型为主的大企业就有25家，此次出事的天原化工厂便属此列。
近年来，这些企业中很多因市场原因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还有部分市场情况比较好的，也因城区高昂的成本费用而做起了动迁的打算。
“但搬迁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徐东林感慨。据他说，重庆市为促使这些化工企业搬迁做了大量努力，但三大困难的存在使搬迁一事举步维艰。
搬迁资金是一个问题。能在主城区扎根的化工企业大多有历史、有规模，不仅厂子大，而且设备陈旧。那些老化的设备，用徐东林的话说，“就像百年老宅一样”，不能挪，一挪就要散架，一散就只能换新的。不久前，市政府要重庆市农化股份公司搬迁，对方报上来的搬迁预算是：5亿元！“市里面不可能承受得了，因为不是你一家要搬啊！”徐东林瞪大眼睛说。
人员安置更是问题。按重庆市的规划，今后化工企业将主要集中于远离主城区的万州盐气化工园区，因为那里富含天然气、盐卤资源。对此天原化工总厂厂方倒是乐意，但厂里绝大多数职工却不能接受。一位氯氢分厂的职工对记者表示，“我们这里现在是重庆的黄金宝地，搬到万州天高地远，谁来补偿我们的损失？”天原厂现有职工约3000人，加上家属至少上万，还有比天原更大的企业，徐东林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而搬迁后信息环境和交通条件方面的现实差距，也成了搬迁难的重要因素。在天原化工总厂门口，记者采访到正忙于协调善后工作的张厂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搬迁是迟早的事，但目前企业本身效益不佳，搬迁后在信息环境建设、物流配套等方面又要增加成本，短期内的前景不得不让他担忧。
徐东林指出，这三大困难归根结底都与钱有关。他拿出一份有关推进主城区化工企业“退二进三”工作(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退出主城区，进入三个规划园区)的建议材料，其中首要建议就是“政府帮助企业融资”。但这份一年多前就上报的材料，直到今天也还没批下来，“原因就是钱的困难太大，政府一时应对乏力。”徐东林说。
不只是重庆
国内存在同样困境的城市绝不止重庆一个；隐含于城市腹地的高危企业，更远非天原一家。这些企业，仿佛散布于城市中的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城市和市民的安全。
本刊调查显示，2002年下半年以来，在大中城市市区造成伤亡的化工事故，仅氯气泄漏的就有分别发生在湖南株洲、内蒙古乌海、四川双流、湖北武汉等城市的数起，更有十余个城市发生了其他类型化工事故。在世界范围内，最令人难忘的事例是，1984年在印度博帕尔市发生的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农药厂毒气泄漏事件，该事件共造成约2万人死亡，20多万人中毒，5万人失明，10万人终身致残。
西南政法大学一学者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在企业搬迁问题上缺乏勇气，其实是思维定势使然。该学者说，搬迁要花钱，但处理危机事故同样花钱，而且前者还能预算控制，后者则完全是个无底洞。以此次氯气泄漏事件为参照，事故导致的直接损失且不论，用于人员疏散、安置的费用就不是小数。更何况，事故还导致民众身心受伤、政府形象受损，非金钱可以计算。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主任陈和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现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市政府将认真核实市民因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这是一场让我们痛彻心腑的灾难，我们一定要牢记。”事故善后处理中，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数次动情地表示。市政府有关领导也重申，教训面前，一定要把推进化工企业搬迁工作大大加快。这当然不应该仅仅是重庆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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