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干 [再干５０年：从小康走向现代化]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已走了头两步，现在开始走第三步。走前两步是用20年，第三步要用大约50年　　主讲：王梦奎
　　时间：2002年12月23日晚7:00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
　　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讲坛
　　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判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是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做出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做出以下四点基本判断：
　　(一)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引起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即由过去的限制消费的政策，转变为扩大消费与改善供给相结合的政策。
　　(二)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第一产业比重由28%下降为15%；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以下；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但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由50%下降到10%，工业制成品比重由50%提高到90%。从工业方面看，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问题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
　　(三)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是理论创新，也是制度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综合评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50%。而任何国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都不可能达到100%。
　　(四)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的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达到小康。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
　　上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走了头两步，现在开始走第三步。
　　“三步走”走了两步，不等于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三分之二。前两步是用20年，第三步要用大约50年。这里讲的是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考察中国经济，要注意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六位，按近些年的发展态势，2010年前后会超过法国(2005年)、英国(2007年)和德国(2013年)，达到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位。但中国现在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还是中下收入国家，在世界上的排名变化不大。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人均GDP上海在4000美元以上，贵州不到400美元。至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更大差距，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
　　从2001年起，要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用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考虑了全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小康”这个词，最早是《诗经》上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白居易的诗，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过小康的说法(《老病相仍以诗自嘲》：“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而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则出自儒家的《礼记・礼运》，这是西汉时代的书。这部书里讲的“小康”，是和“大同”相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话，人们都不陌生。在那里，“大同”是儒家的乌托邦，只存在于远古的尧舜时代，那是一种向后看的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向前看的，他对未来大同社会做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空想设计。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写的一篇著名论文里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共产党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即共产主义。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而赋予其全新意义的一个典范。邓小平关于小康的论述，也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同时也是吸收民间语言)而赋予其全新意义的一个典范。
　　毛泽东所说的“大同”是未来的理想；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是现实的目标，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温饱有余、但还不富裕，这么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有人问：实现了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否还是小康社会？我认为，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都是小康社会；那个时候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许，在那以后，会把实现现代化提上实际议事日程，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更多地强调实现现代化这一面。这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问题今天可以不讨论，由后人来解决更好。
　　王梦奎，1938年生，经济学家。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供职于《红旗》杂志编辑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和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问与回答
　　
　　问：前一段时间社科院对县地级领导做了一个统计调查，其中有78%的市长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不稳定时期。在这里我想向您请教的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脆弱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以及针对这些脆弱性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
　　答：我刚才讲了，保持社会稳定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发展本来就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要改变原来的状态。按照国际上的说法，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是社会处于不稳定的时期，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时期。我国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失业人口，社会收入的差距，地区的差距，由这些因素产生的，所以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从收入差别来说，我们主要应该采取法治的办法，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你说的那个调查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它提到的稳定、不稳定的标准是什么，是完全不可控的动乱？还是虽然意见比较多，但还在可控范围以内？如果从后面这个根本标准来判断，应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还在可控的范围内，还处于改善的时期，不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应该说基本上是稳定的。
　　问：您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存在一种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体现在城市、农村、地域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小康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像您刚才说的目的不是让大家的收入差距缩小，那么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中国的社会公平怎么实现，中国的性质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答：我讲的意思不是不要缩小差距，我的意见是不能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缩小差距，因为那样会影响发展。缩小差距是一个过程，现在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是为了缩小差距。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地区差距在近期内不会缩小，因为各地的基础不同，发展的客观条件也不同。绝对差距在一定时期内会继续拉大，相对差距则取决于各地的发展速度。比如说，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而贵州不到400美元。上海增长10%就是400；贵州增长10%只有40。绝对差距拉大了。这种绝对差距的扩大也存在于美国、日本和我们之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要求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