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众多媒体记者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想目睹焦点中的45名南科大学生，是否会按照教育部要求，在学校参加2011年全国高考。 此前，按照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在教务楼里安排了304、305两个考场，学校也给学生发出通知，将在校内举行高考，学生可自愿参加。但在6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45名学生发出了公开信，拒绝参考高考。此时，朱清时已经离开深圳，回到合肥。
在教育部公开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后，朱清时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作为校长，他必须考虑深圳教育部门的压力和责任，所以他没有代表学校出面抵制，而是以个人身份站出来表示反对。“毕竟南科大是市政府办的，于是我只能让学生自己选择。为了回避，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在学校。”
在得知南科大无一人赴考的消息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自己很欣慰。社会的支持和学生的态度，让他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也给了他支持下去的勇气。
但南科大的问题仍然存在。至今为止，南科大还不在教育部公布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高校的名单内，这也就是说，原计划招收150名新生的南科大，按照教育部规定，并没有录取学生的资格。南科大如果招生，势必遭遇到和去年一样的“非法招生”问题。
此外，由深圳市委组织部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遴选已经进入9人大名单公示阶段，并明确表示2名副校长的行政级别是“正局级”。而作为校长的朱清时在设定南科大章程的时候已经对记者表示过，南科大系统内将取消所有的行政职务和职务待遇，去官化、去行政化，完全实行教授治校。南科大和深圳政府良好的关系也因此出现分裂，目前，双方就此问题的协商，尚未达成一致。
如今的朱清时，和3月21日开学时的意气风发相比，显得心事重重。
他一手制定的《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已经获批，但尚未开始执行。在问题频繁发生后，朱清时最担心的，还是那45名学生。“如果改革走不下去了，我最难割舍的就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响应我的号召，被我号召来参加这个教改的，我当然要对他们负责了。我希望把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安排好。 ”这话听来格外苍凉，可见朱清时面临的压力之大，足以让他心生退意。
接下来的问题是：――朱清时校长会不会辞职？不用多久，答案也许就会出现。
“对我来讲，我这么大年纪，家也在合肥，家庭成员都希望我尽快回去，如果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办一个普通学校，完全可以找比我年轻，年富力强的人，我就没有在这里做的意义了。”这是朱清时曾经说过的话，也可见他萌生去意的端倪。
改革总会有阻力，一直以来，对南科大以及朱清时本人的质疑都没有中断过，最近几日，原南科大筹建团队成员、香港科技大学的几名教授公开发文，指责他的哗众取宠和为口号服务，并言辞激烈地称“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这让朱清时更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
我们关注朱清时，也是因为他的实验关系到中国教育的改革和未来。如果南科大能够走出一条教育新路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南科大之路。反之，如果朱清时“中途退场”，中国高校改革很有可能会再延后若干年，中国教育的一丝曙光也将消失，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局面。
读书上学不容易
朱清时，1946年出生在成都，父亲朱穆雍是当时成都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社会学毕业生，一直在原四川省政府中做职员。解放后，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参加革命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反”运动中，成为专政的对象，被下放到金堂县劳动改造，留下11岁的朱清时在成都十三中读书，独立生活。
“在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父亲的问题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沉重地压在我的心灵上。我还记得父亲被判管制一年的消息传来那天的情景，对于读书人家庭这是盆难以忍受的污水，当时全家人绝望地抱团大哭。”
父亲在管制期间无工资，管制结束后只有低工资，无力养家。“母亲就开始早出晚归干零活：为别人洗衣服，为被服厂缝衣服，为建筑工地砸石头，挣来一点钱养活一群子女。母亲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高中时，在数学老师周泰金的引导下，朱清时迷上了数学。尤其是周泰金老师讲述的法国数学家伽略华的故事，伽略华成了他当时崇拜的偶像。一次，朱清时写了一封信给华罗庚，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华罗庚先生看了他写的论文，还给他写了回信，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使朱清时备受鼓舞。
1962年，成都市举行第一届中学生数学竞赛，朱清时等4人获得一等奖，这次获奖给当时的“白专典型”朱清时带来了好运，第二年，经过一场辩论，学校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艾淑斌亲自拍板，吸收朱清时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之一是当时校团委副书记，我的同班同学谭廉志，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再后来成了我的终生伴侣。”高中毕业，朱清时考上了中国科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文化革命大串联”开始，朱清时和另外几个同学背上背包，从北京步行，走了3个月时间，穿河北农村，过河南兰考，渡淮河，越湖北大别山，到武汉，渡洪湖，从城陵矶过长江，经湖南岳阳、长沙，朝韶山，然后步人江西，登上井冈山。“这三个月的经验使我明白了人生的一个真理：做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日积月累，就能做出外人眼中的奇迹。这为我进入社会开始一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朱清时回忆说。
1968年12月，朱清时大学毕业，去了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炉前工。“我的工作是每晚炼完铁后爬进炉膛，把炉腔壁被烧坏的耐火砖敲下来，换上新的。炉腔里余热有70-80度，还得穿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会儿就汗如雨下。更令人担心的是敲壁上坏的耐火砖时，说不定何时四周的砖会一起掉下来，把人埋在里边，不死也残。对这些我全然不在意，只是拼命地干活，一心一意想好好地改造自己。”
厂长是个爱才的人，见朱清时数学很好，就把他调到供销科，负责厂里的原材料和设备维修用零配件的采购、库存和使用计划，同时兼作采购员。当时分来厂里的大学生们常在业余时间聚会，多为喝酒，打扑克，海阔天空聊天，发发牢骚。“我也时有加入，但很快就感到空虚。我总觉得光抱怨怀才不遇没意思，中国这么大，总是需要人才的，现在把时间荒废了，一旦需要时，我们有什么呢?我仍然像在大学里一样，抓紧时间学习。翻译了一本《相对论的再审查》，稿子被山东大学油印出来，在国内流传。写了一篇论文《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随时间变大》，197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原子弹给了他出国机会
当时的中国，陷于“文革”混乱之中，国际上科学技术却在迅速发展。中国科学院一边应付“文革”，一边为造原子弹组织技术攻关。原子弹和氢弹的主要原料是235铀和6锂，制备它们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把它们分别与238铀和6锂分离开。国外的研究已表明，激光可用于有效地分离这些同位素。当时地处西宁的青海盐湖所也想参加这一重大项目，急需学物理的人才。
“得知这一信息，我即去拜访该所的室主任康靖文，他拿了很长的一篇英文文章(题目是《化学中的激光》)让我翻译。几天后，我就把译文交给了他。他们马上就决定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铸造厂不放我。厂长态度十分坚决，一再说我是个人才，决不能放走!”最后，厂长下基层蹲点劳动，同情朱清时的供销科长和人事科长，迅速为他和妻子一块办好调动手续。
朱清时就这样去了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为激光分离同位素课题研究项目小组负责人。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了美国华盛顿的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进修期满后，朱清时又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半导体激光光谱红外线多光子离解等的研究。
“初到美国，我出过许多洋相。偌大一个华盛顿市，我全靠两腿到处走。中午宁肯饿一顿或花一个多小时走回使馆吃免费饭，也不肯花钱买点东西充饥，更不愿出5角钱坐一次地铁。宁肯花一两个小时一件件用手洗衣，也不愿花几角钱用一次宿舍的洗衣机。我还专门买过美国人不要的净肥肉来吃，就为了省钱。很久以后，这种穷怕了的心理才慢慢转变过来。我们终于明白，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健康远比省下的那点钱重要。”
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工作中。在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从事激光激发荧光光谱研究时，实验室的设备多数他都没见过，连用途都没搞清楚，更无从下手使用。因为他中学和大学学的是俄语，英语比较薄弱，读不懂说明书。“对研究的课题，我只有一些科普知识，几门主要基础课未系统学过。相关参考文献更像天书般难懂，差距多大!还有口语不流利，不能进行较深入的讨论。原以为出国是进天堂，却不料来到地狱之门。”每周的小组讨论会，是朱清时最难受的时侯，讨论的问题听不懂，自己更无话可说。那种尴尬的局面让他很受伤。别无选择，只能是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息时间，集中精力迅速填补实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空白，投入到实验中去。
“我列出一个问题清单，包括我不知道的仪器的功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请教别人，把他的介绍一一记下来，自己再练几次，熟悉之后，就能找出每台仪器的关键点，然后再读说明书的有关部分，很快就能掌握。两三个月之后，我已能熟练地操作整个复杂的系统，做出了一些漂亮的结果。终于有一天，当看到记录仪画出期待已久的曲线时，我深切感受到了探索科学真理的快乐!”
在美国两年多的时间里，朱清时与他人合作研究的用激光做出的氢氧化钙自由基的高分辨光谱被美国宇航局和法国科学家用作确定星际空间中存在氢氧化钙自由基的依据，他还发表了有关半导体激光光谱等前沿方面的科研论文7篇。
“在一次学术会上，我的老师向与会者介绍我说：‘他几周内做完的工作，美国学生通常要干上一年。’这句话给我的自尊心带来的快乐，补偿了第一年生活中的全部苦恼。”1981年6月，第36届国际分子光谱学讨论会，邀请朱清时做分会讨论的主席。“那天，站在主席的位置上时，我已完全忘记了因家庭出身而遭受过的种种屈辱。”
两年进修期满之后，麻省理工学院要聘请他做“博士后”研究员。“我当时很犹豫，在美国从事科研，各方面条件优越，但只能在别人指定的框框内工作；回国则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的独创性，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朱清时还是选择了回国，与同事们一起建起了激光光谱实验室。国际著名的激光杂志《Laser Focus》曾在1984年12月号上专文介绍中国的激光实验室，朱清时在盐湖所的实验室被看作是世界两个水平最高的实验室之一。
在事业起飞的同时，朱清时也遭遇到因名利导致的人际关系问题，朱清时发现在盐湖所无法再深入开展激光光谱学研究。1984年，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此他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成了选键化学的国际权威。
中科大校长十年
1994年，朱清时调到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选键化学实验室，走上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的道路。1996年，他当上副校长，199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校长。
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朱清时先赶上了教育部的“扩招”政策。2001年的时候，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中科大的本科生从原来1300人增加到1860人。虽然他们只多招了560人，可是学校教室变得很紧张，老师上课量也增加了，课程排不过来。
“当初大学扩招的时候，我受到很大压力，校长面临决策，一个是不捞白不捞，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两千万。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
思前顾后，朱清时后来停止了继续扩招，这导致学校里很多希望通过扩招增加工资收入的教职工都骂他。“他们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但我相信，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你没有扩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实力，其他学校大扩张了，但是它质量下降了。你教师队伍没有加强，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
而且，由于扩招，“教室和宿舍不够用，大学开始在本部以外的郊区建设新校区，圈了非常大的土地，建了许多教学楼、科研楼、宿舍，建的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学生身上来，一部分是土地置换和银行贷款。”朱清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迫于经济压力，很多大学和企业合作，新办了各种名目的独立学院，目的就是偿还银行的贷款，增加教职工收入。“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他们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我付了那么多钱，你要教我本事，然后去工作了把这些钱再挣回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你教得不好，不一定值这个钱。那全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在那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看中了大学扩招的机会，纷纷利用地价差异，搞土地置换，让大学搬到郊区，或者在郊区建设新校区，以“大学城”的名义开发新城区。中国科技大学当时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也打算在合肥郊区建设新校区。但朱清时在对其他已建新校区的调研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原来老师都住在学校内，家属生活区和教学区很近，十几分钟走或者几分钟骑自行车到教室、实验室。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学校，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非常多。有时候到了五六点钟，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还可以见到学生和老师在讨论问题。”而在那些新校区里，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了。偏远郊区，因为交通不便，住在城区本部的老师一天就得花两个小时在路上，精力会受大的影响。“很少有学校在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时候，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长此以往，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就会下降。老师和学生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很少，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慢慢减小了。”
另外，朱清时还反对“教育产业化”。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
“这个观念一引进，就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为了商品。中国的教育系统受市场化的影响，学校教育彻底商业化了，教育领导人的观念也这样认为，于是这些年里，学校动不动就收高学费，借学校来增加收入，学校不再只是教书育人的所在，不再是象牙塔，和很多社会上的单位一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员。老师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学生成为了教育的消费者，师生之间成了一种买卖关系和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成了一种经济关系后，教师的形象就不再神圣，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看法自然就变了。”
不过，朱清时高兴地看到，“ 现在，教育部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一个进步。我始终认为，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中国科大的办学经费排在全国30位左右，招生规模50年几乎未变，实际学费仅为2000多元，在一流高校中排名列后。”
校长改变不了学校
“我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想当科学家改造世界；上大学以后我发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太小，就想做一个研究员改造这个国家；等到毕业工作以后，一路遇到很多问题，发现我只能改变一部分；做到大学校长的时候，发现很多想法都很难实现，就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朱清时对记者说。
在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最初,他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在于教学大纲、教材太落后，于是带着同事去麻省理工等高校调研，回国搞教学改革，引进优秀人才。
几年后他才发现，教育体制和考评制度才是大学的核心问题。“现在的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所有的大学从教材、课程到教学评估，从招生到考试，从教授到学生，都在教育部的统一管理下，大学没有特色，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样。如果不给大学校长权力，不让一线教授参与学科建设，还是靠教育部事无巨细地抓，想改变确实很困难。”
以中科大为例，在现行的学术科研考评制度下，大学老师脑子里都想着提职称,要经费,写论文,不在意讲课。“即使有教授在一线上课教学，大家也是应付了事，他们的心思都在课题上，他们跟学生接触和对学生的热情都在减弱。光讲好课学生喜欢，如果没有科研成果，没有评文发表，老师的职称、待遇都上不去。现在的科研评价、考核的方式机械、不合理，让许多老师喘不过气来。学术带头人都很忙，天天忙着做计划，跑项目，或者忙特聘教授和特聘学者……平时大课都不开了，偶尔开个公开课或者做演讲，在家里带带硕士、博士，哪里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沟通？”
“真正优秀的老师很喜欢给学生上课，学生能启发老师自己，对问题看得更深。在学校做教授就一定要上课，不然就做研究员。美国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要上课，在美国学校不上课就不能当教授，只有退休。在评职称的时候，不是按照数量统计来考评，数专著发论文，而是由学术委员会看论文的品质和成就。”
朱清时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教师公务员化。“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老师的工资待遇，像国外和公务员一样执行待遇标准，让老师无忧无虑地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大学肯定会比现在安静――老师的心静下来，从容起来，才能让教师把更多时间花在教书育人上，提高教学质量。”
中国传统的书院曾经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书院的老师经常是几个人，学生也不多，老师们和学生都住在一起，除了上课学知识外，老师和学生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朱清时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后来他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教育部当时下文禁止，要求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然后，学生宿舍里住满了辅导员，通常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和他们缺乏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最后，朱清时发现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制度和体系问题。“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这些在1917年由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当朱清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直到离开中科大校长的位置，他发现自己手上没有权力去做改变。
夺回来的办学自主权
“我一直跟他们讲道理、去沟通，让他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是为自己。” 在今年 “两会”会场上，被重重压力包围的朱清时一直在为自己的改革解释，寻找同盟和支持。
“他们”是教育主管部门。在“他们”眼睛里，这位浓郁书卷气平时在办公室里喜欢穿一双布鞋的校长，是一个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人，更是一个给他们出难题的人，一个冒犯和挑衅者。
这一切都是因为南科大。2009年3月，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提出放弃行政级别。
在给深圳政府递交的方案中，朱清时提出要在深圳的改革试点权，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以去行政化回归教育本源，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把南方科技大学办成“全世界华人学者乃至世界一流科学家最向往的工作地方，培养中国未来需要的精英栋梁”。
在未来的南科大，朱清时把对自己的定位是CEO。理事会负责日常管理，大事由理事会投票决定。学院的运营团队不设行政级别，从朱清时开始，学校里的所有人，他的功劳与贡献靠本事，按岗位拿薪酬，而不是靠他的行政职别或者官位。
朱清时和他的教育改革，如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在教育层面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把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也让南科大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的另一次改革尝试：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的一系列教育改革。
但这次的改革完全不同。南科大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办”。2007年6月，深圳市就向广东省和教育部递交了关于申办南方科技大学的相关报告，但南科大一直没有取得教育部认可的“名分”。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赴深圳上任，9月15日，教育部在南科大校区施工现场，批评他们“未批先建”，又表示根据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和“南方”等大词，南科大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对此，朱清时先是大量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又借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时，与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沟通，接着又参加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座谈会，汇报南科大的教改情况。
“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当这些讯息被朱清时通过媒体放出后，南方科技大学校名的争议便平息了，连教育部的审批官员也没有意见了。2010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到深圳，对南科大的筹建工作表示肯定。
但朱清时还是遇到了钉子。一份1986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根据规定，南科大成功获批筹建的前提条件是，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万册。而朱清时想办的是那种小而精的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生少老师多，培养的都是对人类科技进步有卓越贡献的精英知识分子。“我们首批招生计划50人”。因此，教育部的这些制定于20多年前的规定，就显得陈旧和过时。
在朱清时的再三争取下，教育部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根据条例，即使南科大获准筹建，也仍要等几年时间，到正式建校时才可得到招生资格。朱清时再次进京跟教育部协调，教育部的建议是让南科大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但招来的学生必须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籍。这让朱清时无法接受，“改革的结果就是建一个分校，这还叫改革吗？”
另外，根据中国教育现行制度，南科大要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至少要3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朱清时已经105岁了，他显然不能等。在频繁通过新闻媒体给教育部喊话，最终无果的现实下，去年10月，朱清时决定南科大在国家计划外独立招生，自办大学发放不被国家承认的自办文凭和学位，强行闯关。此举被媒体称为朱清时从教育部“夺回”了招生权和文凭发放权。
在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的朱清时“逼宫”的行为面前，2010年年底，教育部选择了妥协，在南科大招生考试后，下发批文同意未经教育部批准就擅自进行自主招生的南方科大进行筹建，学校代码为14325，筹建期间可以试办本科专业，给朱清时主导的这场改革实验暂时给予了一个模糊的承认。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教育部公开表态支持南方科技大学在教改方面的探索。即便如此，朱清时还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教育部对南科大自行发放文凭学位的行为，仍然没有表态。也就是说，南科大的学位和文凭，不能和国家现有认证体系接轨。
首批录取的50名学生，最后只来了45名。一些家长也担心，南科大的自授学位，没有经过教育部批准，最终不能被社会承认。在开学注册前夕，他们还是退缩了，没有前来报到。
更多的时候，朱清时是乐观的。在开学典礼上，朱清时强调说，南科大的校风和文化，一是要崇尚真理，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二是要以学生为本。他说，学校的办学是否成功，归根结底是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南科大不仅要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还要培养他们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