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小满节气，小雨一连下了几天，这在我的家乡并不多见。还没到农忙时节，外出打工的青年们尚不必忙着回家。村子里空空荡荡，几只母猪慢悠悠地晃过大街。 出门，看到邻居老汉张文绰，正徒手抟泥，重修院落。阴雨几日不停，将他家的泥墙冲垮了。如今在乡村，泥墙院落已不多见。张文绰家的泥墙，基础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干打垒，经过多年的修修补补已岌岌可危，事实上，烂泥根本就扶不上墙，刚垒好，雨一冲，又垮了。他像斗志高昂的堂吉诃德，赤着上身，徒手和泥。干嘛不等雨停了再修？我跟他打着招呼，他像根本没听见，依然在雨中抟泥不辍。虽然院子里空空如也，完全败落，但有一个围墙，对他来说似乎比天还重要。
张文绰是我家东邻，孤身一人住在这座泥墙院落里已经多年。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脾气有些古怪，常常避人三尺，盛气凌人，对人亦不怎么热情。除了下地干活，他很少走出自己的小院，更不与邻居们往来。他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才，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在低眉袖手的乡下人中，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
他独身多年，除了与老母亲相依为命，身边再无其他女人。这样一个人没能讨到老婆，多少有些奇怪。对于他的身世，大人们很少谈论，似乎有难言之隐。我们小时候对他的身世根本就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他院子里的枣树。每到枝头果实累累的季节，也是我们垂涎三尺的季节，于是常趁他不在家，潜入小院，上树偷枣。一旦被发现，一场捶床村骂在所难免。张文绰嗓门洪亮，骂声惊人，日上三竿开骂，过午不辍，骂得躲在家里的小贼们个个心惊胆战。骂过之后，照偷不误，那时的乐趣是：与张文绰斗，其乐无穷。
后来偶然一次家中闲聊，问起张文绰的身世来，才知晓此公身世凄凉。张家本是村中富户，1949年后在政治上彻底被贱民化，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三年大饥荒期间，张家一共饿死了四口人，分别是张文绰的父亲、哥哥和两个侄子，而他一家一共才七口人，也就是说，饿死了一大半。那次饥荒，村中饿死百十口人，但一家人饿死这么多，还是显得太过突兀。本家叔叔解释说，挨饿那年，吃得了菜根树皮的，或在村里有势力的，基本上都能挺过来。而那些曾经富过的人家，胃口已经不能消受菜根和树皮，再加上政治上失势，饿死的比例自然会大增。
在我的记忆中，张文绰一直跟老母亲一起生活。张家前院有一间牛棚，住着他的本家叔叔老柱。老辈人讲，大饥荒后，张文绰的嫂子还在张家住过几年，后来便不知所踪。本来人丁兴旺的一家人，仅剩两对孤男寡女，其间悲喜欢愁，均被乡邻们有意遮掩了。我印象里张文绰和他的叔叔从无来往，似有芥蒂。张家叔叔一直以讨饭为生，寄居在牛棚一角。突然有一年，他双腿被外乡人打断，再也不能外出讨饭，吃喝拉撒睡，全在牛棚里解决。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号召学雷锋树新风，张家叔叔就成了我学雷锋的理想目标。每天上学前、放学后，我会到他的小屋里看看他，给他提两桶水。他每次都很感激的样子，但感激的眼光却越来越浑浊。渐渐地，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苍蝇叮在他身上，他都懒得赶。于是，经常会看到在他的眼窝里、鼻孔里、耳朵上，堆满了白色的苍蝇卵。
雨季来临之前，老柱突然死在了牛棚的草炕上。人们打开他的小屋，发现草炕烧了一个大洞，老柱半边身子已经成灰。谁也不知道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也不明白一个人是怎么将自己烧死的。那天围了很多人来看热闹，张文绰只露了一面就悄悄走掉了。
我问过母亲，为什么张文绰连他的叔叔也不管？母亲说，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老柱大概欺负过张文绰的娘。但我从来没想过张文绰也会死得那么惨。死前几个月，张文绰的两眼突然失明了，对于一个没亲没故的单身汉而言，简直是天绝之。死前一天，张文绰跌跌撞撞地上街买盐，一连摔了几个跟斗，被街上的几个老婆子小媳妇一通嘲笑。摸回家后，张文绰就再没有出现过。接连几日未见人影，几个大胆的年轻人打开了张文绰的小屋，发现他已死在床上，口吐白沫，药瓶扔在一旁，想必是自决吧。
村民张文绰，一生被历史挟裹，可谓命运多舛，但他尽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守护自己的尊严，并以一死将自己定格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此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