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理论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Ｃ.Ｗright Ｍills）认为，“精英”是指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确切地说，是指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1]民国时期，地方精英实际上在地方舞台上（县、尤其县以下）起着支配作用”，地方精英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宛西[2]精英，应包括自治领袖、民团首领、基层区镇保长中小学校长，以及部分追随自治领袖的知识分子群体。
一、地方精英的政治化
20世纪二三十代，伴随宛西社会的持续衰落和动荡，地方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意识到，挽救混乱局面，仅靠国家政权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整顿时局，自行处理地方事务，推行自治地方建设，这些地方实力派逐渐在地方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由乡间士绅逐步政治化。其中尤以镇平县的彭禹廷、内乡县的别廷芳、淅川县的陈舜德、邓县的宁西古等最具代表性。
彭禹廷，镇平县人，是一位接受过系统现代教育、有一定政治抱负的新型知识分子。其先后任河南印刷局副局长、南阳丝绸局局长、陕西路政局局长、西北军旅部书记官、察哈尔督统署秘书长、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执法处高等执法官。1927年彭禹廷返乡奔丧守制期间，亲眼目睹地方之凋敝及匪患，决定留乡训练民团，清剿境内的匪患。1930年，彭禹廷还创建河南村治学院，决心从事地方建设，并立志要将这种事业由镇平一县发展到宛属各县。别廷芳，内乡县人，其通过征收税费、购置枪支，不断扩展私人武装，通过强攻、暗杀、恐吓手段等确立自己的地方权威。1927年，在民团司令部设立自治处，自行任命各级属员，成为内乡的实际当权者。陈舜德，淅川县，1927年4月，陈在淅川实行自治，取代了县政府的权力。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11月10日任命其为豫西游击司令，同年11月29日，南阳守备杨虎城任命其为淅川民团总指挥。宁洗古，邓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后奉命回河南组织队伍迎接北伐军，应聘为南阳驻军干部训练所教育长。宁十分赞赏彭禹廷地方建设理论主张，决心返乡出任民团大队队长，开始仿效镇平，组织武装，编练民团，从事剿匪活动。1930年9月27日，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陈舜德等人召开宛西四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宛西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四县联防办事处，四县民团实行统一编制和序列。宛西地方建设由原来的各县剿匪活动开始转向四县联合开展多方面建设活动，地方自治事业由点到面全面铺开。[3]
二、地方精英的乡村治理机制
四县联席会议召开后，宛西地方精英们对宛西建设提出“宛西自治”的口号。他们以“三自主义”为理论指导下，通过自治机构发号施令，由强大的民团网络为地方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地方精英所构建的政治运行机制有序运行，使混乱的宛西社会恢复运转，使宛西社会长期控制在精英手中。
参与宛西地方建设的精英领袖及其追随者，是宛西地方建设的制订者、指导者、建设者。1930年9月27日，宛西四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宛西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四县联防办事处，标志着宛西地方精英领导集团的形成。同时，宛西精英身边集聚了一大批热衷于探索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道路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为地方建设事业出谋划策，培养人才，并在建立宛西师范学校，设立实验区开展自治实践，为地方建设提供经验依据，他们是精英领袖的重要参谋和助手。随着宛西地方建设的全面铺开，地方精英创办了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建设基层人员。[4]
宛西精英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彭禹廷的“三自主义”。彭禹廷认为各县缩小三民主义的成功，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功。试以图明之：
国民革命之工具——三民主义——救国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地方革命之工具——地方主义——自救主义——自卫、自治、自富
可见，彭氏的理论核心就是以“自卫、自治、自富”为内容的“三自主义”[5]。“自卫主义”被彭禹廷称之为地方上的“民族主义”。彭禹廷认为，“农村自卫问题，乃村治问题中首先应解决者。[6]自卫的具体做法是办练民团，清剿地方匪患，以期除根，对付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则采用不合作的办法。“自治主义”就是地方上的“民权主义”，“自治主义”是实现民权政治的基础工作，对于民众要从自治常识的教育训练入手，使之有能力行使职权来管理地方，建立自治机构，取代“官治”，推行社会兴革事宜。[7]“自富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要从改良农业、植树造林、振兴特产工业入手，在建设地方事业、发展人民生活、初步达到富裕。 “三自主义”是一种区域性改造社会的理论，被标榜为“缩小了的三民主义”。它把地区性的问题系统化，把解决问题的途径程序化，把未来前景理想化，在宛西乡村建设期间，尤其是在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宛西地方精英以“三自主义”为指导，以“宛西自治”为口号组织自治机构、加强各项制度建设，推动地方乡村建设。1930年9月27日，宛西四县召开联防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四县联防办公处，这标志着区域性地方自治组织正式成立。县级自治机构以彭禹廷亲自指导并参与的镇平地方自治机构最为典型，镇平自治机构下设三部，即办公处、自治委员会和息讼会，“总揽全县自治行政能力，进行自卫、息讼、教育、建设，及一切自治事项”。[8]在建立县级自治机构的基础上，宛西各县相继建立基层自治机构，基层组织包括区、乡镇及其所属两部分。自治机关有序的开展地方建设活动，各项管理制度的不断规范，是宛西精英政治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标志。
宛西精英认为“培养大的力量，以此力量抵御外辱与内患”。[9]从20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通过精英们的努力，宛西民团队伍迅速扩大。到1940年内乡、淅川、镇平、邓县四县民团分别发展到了20000人、7000人、8500人、4000人，力量强大、装备精良。[10]民团通讯也很发达，电话直通各县民团司令部、团部、营部。民团还在县城及重要交通要道，构筑碉堡、碉楼、鹿砦、寨墙等工事。抗战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颇为惊奇：“第五战区各部队中，尚有一部颇值一提者，便是宛西别廷芳的民团”，“别氏随时可征调整数万人上阵作战”，亦建有奇勋”。[11]宛西地区强大的地方军事力量，保证了宛西地方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既抵御了公权力的打压，也保障了精英在地方上的权威，是精英政治运行机制的“支撑柱”。 宛西精英依照其建成的一套政治机制，承担了地方社会控制、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任务。经过十数年的建设，在当时十分动乱的年代，号称“路无拾遗，夜不闭户”，[12]宛西自治的中心之一——内乡县，还被国民政府誉为“三大模范县”。[13]
三、地方精英的归宿
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之间的矛盾，是地方自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加强其政治统治”。[14]宛西精英以削弱国家控制力量为前提，在地方建设中极力排斥国家权势介入，强化乡村社会内源性的自我控制，进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地方建设，必然引发了地方精英与国家强权的公开较量。
地方精英与国家强权的对峙。宛西地方精英自设机关，不但垄断地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司法诸权，成为地方上的主宰着。以内乡县为例，别廷芳先后暗杀对其做法持有异议的县长、县视学、师范校长、县教育局长、县公款局局长等人也先后遭到暗杀。[15]同时，地方精英与县政府的对撞过程中要付出了惨痛代价。1930年，邓县县长王子义与镇平县县长阚葆贞相勾结暗杀了邓县自治领袖宁洗古，阚葆贞旋即又被彭禹廷逮捕杀掉。[16]但不久，宛西地方建设的发起人与设计师彭禹廷在其寓所被人暗害。[17]宛西精英与县政府矛盾斗争之尖锐，于此可见一斑。1930年，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国民政府控制了河南，遂开始强化政治控制。1934年，河南省主席刘峙赴南阳视察，作了《巡视襄城、南阳、镇平、内乡、邓县等五县县政状况亟应予兴革整理各事项》的报告，对宛西自治绝口否认，要求地方自治机构“以地方团体性质，对于地方一切建设事宜，负设计建议之责，惟不得自行执行”[18]。
宛西精英与国家强的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宛西精英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迅速开展救亡工作，积极备战。1937年秋，河南省政府任命别廷芳为“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1938年夏，别廷芳赴武汉会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别廷芳大加赞赏，称内乡为全国“三大模范县”，还委任别为“河南省第六区国民抗敌自卫军”总司令，授少将军衔。在多次作战中，宛西民团的名声大振，国民政府派民国元老张继、著名作家老舍赴宛西进行慰问，并授予别廷芳“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19]同时宛西各县“征兵纳粮如期完成”，还承担了迁住南阳的省府机构大部分供给。[20]
宛西精英纳入国家强权序列。抗日战争中，河南省政府部分厅、局从开封迁到宛西，国家强权力量在这里陡增，全面加强对宛西的控制。宛西民团的三个精锐整团被省府遣往豫东等抗日前线。就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也由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人主持校政。不久，宛属十三县地方自治办公处被停止一切活动，精英自治活动基本停止。1942年10月，国民党在镇平成立军统“伏牛工作团”、中统“河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镇平分区”，以进一步加强对宛西的控制。别廷芳的继任者刘顾三、镇平县的王金生、淅川的陈舜德及邓县的丁叔恒等地方精英不得不主动投向政府，忠心为省政府、甚至为县政府服务，他们虽然还打着自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完全被纳入国民党的党、军、政体系，轰轰烈烈的宛西自治运动人亡而政息。
但国家强权控制地方精英，不能表明她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因为控制了地方精英分子只是国家权力扩展到精英这一层面，其乡村建设的计划及努力并没有达到普通农村大众，而这正是国民政府、地方势力所缺失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国民政府都不能担负起乡村现代化的重任。
参考文献：
[1][美]米尔斯（Ｃ.Ｗright Ｍills）.权力精英[Ｍ].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宛：南阳简称，宛西是指南阳的西部地区，包括现镇平、内乡、西峡（民国时期西峡属内乡县）淅川、南召、邓州等地.
[3]宛西地方自治[Ａ].见：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38-869.
[4]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38-869.
[5]彭禹廷.彭禹廷讲演集[Z].镇平县教育局印制，1932：90.
[6]彭禹廷.农村自卫研究[Z].（未刊本）1930转引自：徐有礼，徐有礼.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运动模式研究[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31.
[7]彭禹廷.彭禹廷讲演集[Z].镇平县教育局印制，1932： 91-92.
[8]镇平县十区自治办公处编辑.镇平自治概况[Z].1932:1-2.
[9]李腾仙.彭禹廷与镇平自治[Z].镇平县地方建设委员会印行，1933：225.
[10]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45-846.
[11] 李宗仁回忆录 （下）[Z].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800.
[12]祝鹤峰.豫西南的门户——镇平[Z].见：新华日报，1939年1月31日.
[13]内乡县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内乡县志·大事记[Z].北京：三联书店，22.
[14]张浩.民国时期乡村自治推行之前因后果[Ａ].史学月刊，2003，（5）：73.
[15]内乡文史资料.别廷芳专辑[Z]：40.
[16]谭恒信.彭禹廷事迹片断[Ａ].河南文史资料 第14辑[Z].1983，6：23-25.
[17]镇平县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镇平县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38.
[18]内政公报[Z].第7卷第39期.
[19]内乡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内乡县志[Ｚ].北京：三联书店，1994：21-23.
[20]顾恒.抗战期间宛西见闻[Ａ].见：河南文史资料，第29辑1989：73.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编号：SKL-2009-92）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