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7日胡风自北平给在上海的妻子梅志的信中写道：“我应该争取，为了工作，为了同道，这在我是一直痛感着的，但实际并不简单，我自己的心情也有很沉重的东西，慢慢看罢。我自己在其次，现在急切的愿望是一些朋友和你能够不致因为我而使不出力量来。时代太伟大了，但因为这，每一份力量的委屈在我都是难过的。”
写这封信时的胡风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之前和之后这一时期的家书，主要谈的就是他如何“争取”工作和内心的委曲，同时在信中嘱咐梅志如何处理一些具体的出版事宜，在胡风看来，他和梅志参与的属于私人的出版社是他们一家今后能保持独立生活的底线，他在“争取”工作的过程中之所以能一直不肯妥协，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他觉得有独立生活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他们还能自己著书和印书。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胡风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怀着自信的期待，另一方面他又深为现实中的人事所困扰，在他看来，他没有得到一个更能施展他思想和能力的阵地，或者说他不能忍受在那些他所瞧不起的同行（对手或同路人）手下做事，他所想要的是一个能施展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才能的舞台，而不是一个仅仅是享受生活待遇的闲职。譬如在稍后的10月4日的家书中，他说：“艾青忽然问我肯不肯到清华教书，并且说已向清华提到过，云。我说不能教书。看来，也许是想我闲居在此拿一千多斤小米的。在这样的时代，我不想在这样学府教书……”
在10月28日的家书中，胡风又说：“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统一，如此而已。前天，给父周去了一信，表示希望能见面之意。但我看，不见得约见的。面对面，他难于处理。如不能出去，又弄不好，那么，也许不久我就回到破屋子里来。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提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
这里，胡风笔下的茅部长就是茅盾，父周是指周恩来总理。在胡风的家书中，经常出现的有两个“周”，一个是“父周”，就是周恩来，另一个是“子周”，就是周扬。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是“秘书”，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从这信里能明显读出胡风的情绪，其实那一时期的胡风家书，弥漫其中的就是这种情绪。他与周扬在19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的矛盾是公开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胡风的情绪之所以不满，主要的原因与周扬及其同志有关，其时周扬的身份是新中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而作为“左翼”文人尤其是“七月诗派”领袖人物的胡风，在面对周扬具体领导的文坛，其为“争取”工作的心情可以用极端敏感和强力奋争来形容。
贰
从1949年9月8日到1950年2月4日，这段时间胡风在北京除了开会就是为了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这期间他写给梅志的家书里，充分表达了他的期待和不满。作为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代表性人物，胡风对新中国的成立无疑充满着自豪和期待，但新中国成立后看着昔日的“左翼”战友或对手大多都有了相应的位置，这位置或多或少在胡风看来并非是这些人应该取得的，尤其是胡风感觉自己明显遭到了排斥，他的失望甚至哀怨油然而生。他在北京的日子，到了最后就成了等待和胡乔木甚至周恩来的见面，仿佛见了面他就能谈清楚自己和周扬等人的矛盾所在，就能说明他和他的同道们的正确和周扬们的错误。譬如他在11月8日的信里说：“现在是，等父周约见。好像子周想我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以示一统，也为他们挣场面。我并不是不愿使他满足，无奈这样一来，等于使我躺在沙滩上，麻痹了我又对大局无益。这情形，非找父周彻底谈一谈不可。昨天鸡尾酒会上见到，他说：‘我还没有约你谈话呢。’可见他还记得要约见的。我看也许要拖到丁玲回来，由她来和我多谈闲天的。”
胡风在北京除了参加会和一些活动外，用他信里的话说，每天就是想想事，找人或人来，写信。当然也写些文章。如在1月15日的信里写道：“这几天逼写纪念文章，只好写点短小的，不写又要得罪人。……我答应了多留些时，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但不愿在此工作。当然还要谈话的，我只想谈清楚了再回上海，好好地自己做一两年再说。多留些时，也不致牵入上海的旋涡里去。复旦事，再问你时，你可以答应，说等我回来后决定。”胡风说的复旦事，仍是不愿意到大学里教书，至于“上海的旋涡”是指当时华东地区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和组织事务。从胡风的家书里不难看出，他不仅对周扬这样的昔日论战的对手，就是对同与周扬有过一些“过节”的“左翼”战友如冯雪峰、丁玲等人也是颇有微辞。
胡风所说的“逼写纪念文章”是指纪念鲁迅的文章，紧接着的16日的夜里，胡风完成了一篇四千余字的《不死的青春》。在文末，胡风写道：“1949年10月16日夜3时，急就，北京附记：手边只有借来的《热风》，三本《且介亭杂文》和一篇参考的论文中的引用文，其余引用的语句都是凭记忆。这些引用都是当作说明的例子，并不是以为这些才是最能够说明的例子。再，凭记忆的引用也许字句上有小参差。”
从这样的文字里，与胡风在家书里所流露的情绪可以泾渭分明。但在这充满战斗性的语言里，却又分明有着胡风的精神。
叁
1949年9月20日，在这同一天，巴金和沈从文各自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巴金也是来北京参加政协会的。他在信中说：
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每天出街得花车费。但是从明天起到月底止日程都已排定，一时也没有花钱的机会了（“因公出门”是有汽车坐的）。下月初当有空并可以作回上海的准备。
文生社的薪水我始终说不要，小康如了解我，似不应当送来。你退回去很好。而且事实上对文生社我以后也无法尽力，更不好白拿钱。不“预支”版税，以后也就不会拉到好稿子。现在别的地方都“预支”版税。写文章的人又特别感到钱的需要，谁还愿意白白为文生社写稿、译稿？十本书的版税小康不主张补发，我已去信表示不坚持，只要他们能负起这责任就好。对文生社的前途我颇悲观。我也预备放弃了。本来在这时候我们应有新的计划，出点新的书，如健吾的高尔基戏剧和西禾的罗艺小说。以后不知道怎样才好。实在可惜。 俞福祚今天已动身，托他带去一小毛狗，是给小林的。你的图章已取来，少弥的宝剑也买到。小林的牙齿弄好没有？
此信的最后，巴金又附了一段话：“昨天我们开小组会，联络员说，要是衣服不够，可想办法，问我要不要衣服。我说现在不需要。要是十号前能回沪，就不需要什么了。看情形我恐怕不能赶回上海过中秋节。”
在这封信里，巴金所谈除了生活琐事就是关于他曾主持的文生社，即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稍前些日子巴金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的内容可以给巴金的这封家书所谈与文生社有关的内容做一个很好的注释。那封信是1949年8月29日巴金回复曾在文生社做过事的田一文的。信中写道：
我月初从北平回来，过两天还要到北平去。我想我是了解你的，但目前我无法帮忙了。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来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事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不过你可以写信给康嗣群商量，说愿意帮他做事。他或许有办法。要是不成功，那么过一两年文生社业务发展时，我当向小康介绍，劝他把你请回来。我对书店的兴趣差得多了……
在胡风写给梅志的信里，有许多内容是涉及他们夫妇参与的出版事务，梅志还与几位年轻的胡风派朋友合营着出版。与巴金的被逼退出和对出版社的悲观不同，胡风的考虑显然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政治前途。起初，他让梅志逐步退出，是觉得“他们”（他的年轻朋友）应该独立了，“我们”不能总让他们牵累着。譬如在胡风1949年6月13日自北平写给梅志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旧的关系要渐渐离开远些，特别是亲戚之类。”再就是：“一、出版社要准备结束。二、刊物，朋友们弄是可以的，也许应该的，但要事务独立，我们不能管，更不能经营事务，顶多编辑上从旁帮忙。”到了后来，胡风觉得若能经营好书店，也是自己和家人能自由生活的保障。
巴金的家书感觉不到北平的政治氛围，也很少涉及朋友们，更没有文坛上的是非，纯粹是日常生活性的家书。而胡风的家书，如同拉开的弓，始终充满着紧张。
肆
同一天的午夜，沈从文在北平的家中给并非不在身边的妻子张兆和写了一封1700余字的信，开头就写道：“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从信里得知，张兆和所说的话是希望沈从文参军，并表示，若沈能参军，她这里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难也会支持下去。接下来，沈从文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做调头努力，扭过来了。”
前一天，巴金和萧乾来看望沈从文，他们前来显然是来安慰和鼓励沈从文的，沈从文说：想起昨天巴金萧乾说的，我过去在他们痛苦时，劝他们的话语，怎么自己倒不会享用？许多朋友都得到过我的鼓励，怎么自己反而不能自励？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
当时的沈从文，仍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但已从之前自杀的阴影里走了出来（1949年2月、3月，沈从文情绪低落的缘由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沈从文压力很大，觉得没有希望，精神紧张。1949年3月28日，在极度的苦闷中，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以求永远的解脱）。在北平解放前，同样是遭到来自香港中共领导的“左翼”阵营的严厉批判，尤其是在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里萧乾和沈从文都榜上有名，但萧乾的处境和心态显然要比沈从文好，否则他也不会有心情随着巴金来劝说沈从文。这与他在七月份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有关。第一次文代会是从延安走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从国统区走来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首次大联合，更是为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的开篇奠定了布局。胡风、巴金、萧乾等人都参加了大会，而沈从文却没能成为代表。
如果说之前沈从文遭到由香港中共文委领导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的严厉批判是因为沈从文并非“左翼”作家尚好理解，而胡风对《大众文艺丛刊》连续集中的针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路翎小说的批判就断然不能接受了，与沈从文因这种批判而陷入精神的困境不同，胡风当然是要战斗了（后来，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当然他也意识到那些批判他的人将以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文坛上，他在1949年6月13日自北平写给梅志的信里说：“大概，开会完毕，至少要一个月。已经暗示要我住在北平，但我没有表示什么。回上海也不会好处的，香港少爷们都会在上海做司令的……”胡风在信里所说的“香港少爷们”是指当时曾领导批判他的香港文委的领导人冯乃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在信的开头，胡风说：“我愉快的很。我到处有真诚的朋友，何况在这新天地里。但当然，也到处有敌人。应该如此，不如此就等于说我没有战斗过。我是无私的人，从来无所争，现在更无所争，但为人民，为革命，我不会向任何敌对思想屈服。”
伍
沈从文这封1949年9月20日午夜写给妻子的信，希望他的“三三”理解到他要走向新生的决心和清醒：
我一定要使你愉快，如果这是可能的，我要请求南下或者向东北走走。
人不易知人，我从半年挣扎身受即可见出。但我却从这个现实教育中，知道了更多“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很深刻地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我实在应当迎接现实，从群的向前中而上前。因为认识他们，也即可在另一时保留下一些在发展中的人和社会，一一重现到文字中，保留到文字中。这工作必然比清理工艺史还对我更相宜，因为是目下活人所需，也是明天活人要知道的。就通泛看法说，或反以为是自己已站立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仆，也还站得住。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来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我在学做人，从在生长中的社会人群学习，要跑出午门灰扑扑的仓库，向人多处走了…… 此时的沈从文已开始了他在故宫午门上的历史博物馆的生活（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就自己的未来工作给丁玲写信：“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但很显然，沈从文仍有继续文学写作的愿望和信心，他需要妻子的理解和支持，这种理解，沈从文说，“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陆
之后，胡风、巴金和沈从文的生命轨迹有了不同的方向。
沈从文很快入了华北革命大学的培训班，然后在午门城楼上做起了文物解说员。虽然仍有机会从事文学创作或到高校教书（1950年代初，辅仁大学国文系曾有意聘他为教授，沈从文本来已经答应，但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没有去。也有人建议他写一些历史故事，以发挥他的文学特长，但沈从文担心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引起麻烦，谢绝了友人的好意。后来，中央美术学院调沈从文去教学，他考虑到和同事对艺术认识上的差异，也拒绝了），他还是选择了身边的这些坛坛罐罐和花花朵朵。二十多年后，沈从文写出了《中国服饰史研究》，他在午门上的“解说”也留下一本《坛坛罐罐花花朵朵》。
胡风仍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说仍没有得到令他觉得合适的位置，尽管他在家书里多次说，他对地位没有要求等等，但他的做法和想法却处处让人觉得他在争取“位置”。譬如，解放初期华东文学艺术界的负责人是冯雪峰，在家书里，胡风对冯雪峰往往以“三花脸”称之，直言他的失望和不愿涉足。当让他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和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两个机构选择一个时，他更是不屑于在这两人之下。后来，得知华东作家协会拟以巴金为主席，他担任副主席时，他在家书里说，若是这样，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呢？为了争取一个合适的岗位，胡风一次又一次地滞留北京，上书或者等待着与“子周”（周扬）、“秘书”（胡乔木）和“父周”（周恩来）的谈话，并迁居北京，写出了上书中央的“三十万言书”，然后便是二十多年的监狱生活。
巴金融入了新中国文学界的主流，成为华东及稍后的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
柒
《从文家书》中的一段话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这话出自沈从文1956年10月10日他从济南写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其时他正以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身份来山东博物馆出差，在家书中他说，上午到了师范学院，正值午课散学，千百学生拥挤着出门上饭堂，他们在这些年青人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沈感慨若是学生们听说是巴金，大概用不了半小时，就会传遍了全校。接下来沈先生说了那段让我耿耿于怀的话：“我想我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1949年后，沈从文告别了文学写作，改行从事文物工作，他的一生也就分成了两截：前半生是作家，后半生是文物专家。关于他的放弃文学转业文物，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一文里对沈从文的搁笔有透彻深入的分析，并也说了沈从文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的：一个人写了三十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这在沈从文写给他的信中也时有流露，而在沈从文写给夫人的家书中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充满着自信并对不能再从事创作心犹不甘，比如他1956年12月10日在长沙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个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
接着，沈从文提到了历史上迁来徙去终于死去的曹子建和干脆穷死的曹雪芹，这两人都只活了四十多岁，与他们相比，“《湘行散记》的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沈从文的自信和无奈在家书里表达得痛快淋漓。一个写出了《湘行散记》《湘西》《边城》《长河》和《从文自传》的作家，是有理由和资本来感叹自己“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其实改行后的沈从文并非躲进文物工作的寂寞园地里心静如水与世无争，他的某些文物“同行”（尤其是某些领导）同这个“半路出家”的作家也并非友善相处。沈从文于1983年曾写过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无从驯服的斑马》，对自己后半生三十多年的文物工作和感受做了回顾和剖析，沈从文自言自己应对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作为一个经过令人难于设想的过来人之所以能依然活下来，正是因了这种“乡下人”的性格，“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的自喻，也是他晚年夫子自道的流露，即使在文物研究上，他所关注的也是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将自己比喻为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但他从过眼经手的这些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中却弄明白了它们的时代特征和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联系。
晚年的沈从文记忆仍深刻并觉得“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20世纪50年代的某一年，时逢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沈从文所在的历史博物馆中的几位“聪明过人的同事”精心举行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其用意在使沈从文这个“文物外行”丢脸，但让这些“聪明同事”料想不到的是沈从文反而格外开心。沈从文亲自陪着好几个外省来的同行参观这些所谓的文物“废品”（这些“废品”其实都是由沈从文搜集买来的宝贝），外省同行看后只是笑笑，无一个人说长道短。比如有一柜陈列的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织造”几个方方整整宋体字……收入计价四元整，“亏得主持这个废品展览的同事，想得真周到，还不忘把原价写在一个卡片上”。外省同行看了仍只是笑笑，沈从文的上司因为沈在旁边不声不响也奉陪笑笑，沈从文说他当然更特别高兴同样笑笑，彼此笑的原因自然各不相同，虽时隔多年，沈从文感慨说，他写了三十多年的小说，想用文字来描写当时的情景仍感到无法着手。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览，究竟丢谁的脸？让沈从文感慨的是这些“聪明的同事”竟然联想不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的丝绸产地，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 在沈从文看来这次“文物废品展”的本意是想使他感到羞愤而自动离开历史博物馆，但出乎大家意料，就是他丝毫不觉得难受，虽有其他“转业”机会，却都不加考虑就放弃了，对他来说，文物这一行不仅是他后半生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毕业的学校。对于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这儿也是纵横驰骋的原野，日积月累，便有了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有了在身后结集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文集》。
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1968年12月，沈虎雏1992年2月整理）可以看做是沈从文在特定年代对自己从事文物工作的自我剖析，其中提到他改行后的生活处境尤其是与昔日的文学界朋友相比有天壤之别，可以说表达了沈从文的真实感受：
从生活表面看来……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时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在这篇检查稿中还提到1953年毛泽东在两次不同场合下对沈从文的勉励：一次是毛主席来故宫午门参观全国文物展，问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答：有沈从文，等等。主席说：“这也很好嘛……”（这话让沈从文铭记在心，即使血压到了230，心脏一天要痛两小时，还是想继续努力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史》《陶瓷工艺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再一次是同年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部分代表，其中有沈从文，由茅盾逐一介绍，到沈从文时，主席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但是，沈从文对自己有一清醒的认识，斟酌再三，还是没再回到文学创作的“旧业”上来。用汪曾祺的话说，沈从文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不过，从沈从文的转业又应该得出怎样的历史教训，汪曾祺没有说。
如果仅仅从沈从文的晚年回顾和他的亲友弟子的回忆来看（这些回忆文章大多收入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书中），沈从文的“乡下人”性格和对艺术的痴迷使他的确成了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比起他当初羡慕的那些当了“大宾”的旧同行和友人来说，沈从文的“后半截”其收获可以说硕果累累，尽管直到辞世也没能完成他计划好的《丝绸简史》《漆工艺史》《陶瓷工艺史》《金属加工简史》等等学术著作。但若这样，也就“神话”了生活中真实的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只能说明沈从文性格的一方面，而他的可“驯服”性也许更能说明沈从文“转业”的悲剧意义，譬如从1970年代沈从文与萧乾的决裂就可见一斑。
沈从文与萧乾这两位亦师亦友大半个世纪的老友在晚年断绝友谊一事曾是一个“谜”，在若干描写沈、萧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对此事或是轻描淡写或是语焉不详，其实这一事件更能反映沈从文晚年的心路历程。这要感谢傅光明的“解谜”之劳了。傅光明的《萧乾与沈从文：从师生到陌路》（收入傅光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随笔集《书生本色》一书中）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剖析：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一间房里，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另一条胡同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争取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萧乾很觉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有一天在路上，两人相遇，萧还想解释，沈劈头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为房子事，沈写了数封责骂萧的信，两人由此绝交。对此，傅光明剖析说，这时的沈从文早已成了“被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和萧乾的决裂，对于沈从文来说，是嫌萧乾“多事”，担心因此影响到自己，其实对他的身心影响并不大。他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是关于画家范曾的，陈徒手在《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里有过描绘：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他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比较厉害的居然是他曾帮助过的范曾。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1966年7月写过一篇《一张大字报稿》，后来收录在《沈从文别集?顾问官》中，冠名为“从文史料选”，开头一段就说到：
……看过三天半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我应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只想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平平实实做一个文物工作者。前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范曾1962年来到历史博物馆当沈从文的助手，为沈从文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范曾到历博，沈从文尽力最多。沈从文在1977年4月7日写给汪曾祺的信里说：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作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膀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因为要求不同是事实，得承认才合理。
过去搞创作失败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炉灶搞文物，到头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特别是“四人帮”文艺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人有病天知否》人文社2000年版，35页）
沈从文后来是怀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史博物馆的，最后的几年，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毋庸讳言，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最终还是被驯服了，这恐怕是沈从文人生“后半截”的最大悲哀，即便有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矗立在沈从文这本大书的后半部上，但仍无法减弱他那一代作家文人的历史悲剧性。
捌
胡风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家书里，曾不止一次地对梅志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要再活个三十年，要看到最后的结果。活到最后，胡风和妻子终于看到了结果，尽管胡风至死也没等到政治上给他的彻底的平反。
1979年11月10日，胡风自四川成都给在北京的儿子晓山的信中让儿子替自己办一件事，是去看望一个人。此时的北京正在举行“文代会”，正是“流放者”归来和“鲜花重放”的时节，沈从文和巴金都参加了这次“文代会”。胡风和梅志住在成都，虽已经从监狱里出来，生活受到了照顾。但他的问题仍没解决，尽管在北京的“文代会”上他的许多朋友为他的缺席和复出大声疾呼，但他仍要等待。不过，复出已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胡风是乐观的，他告诉儿子：“我的事，年底中央专门解决。”不过这不是他要说的重点，他要儿子做的是，代他看望路翎，先告诉儿子要以如何的心情和态度去：“这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和中国劳苦人民付出了呕心沥血的感情劳动的，鲁迅以外，连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做过他那么多的工作。但他被十七年的（现在又当权的）文艺领导以及‘四人帮’残害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现在要帮助把他的血液温暖过来，把他的灵魂唤回来。”然后嘱咐儿子：买两瓶“龟龄集酒”带给他。北京应该有卖的，十元七角多一瓶。药性（中药房买）仿单上有说明。我在信上告诉他几句。你向他说明，两瓶大约够一个月（每天喝一小杯），二十多天后再带两瓶去。另外，带两瓶麦乳精，或蜂皇浆去，你在药房和食品店看一看决定。——钱，等你送去看过他，告诉情况，看寄多少给你。（《胡风家书》，482页）
在信里，胡风还提醒儿子说：路翎现在连一本书也没有，去之前，给他买若干本新的，译文比较可靠外国有名的剧本带给他，并问他都需要什么书，你再买去给他。还嘱咐儿子：“不必和人讲，免得传说纷纭。这是托你做的第一件事。如愿意做，就一定要诚恳地做，做好。”最后还要加一句：“得消息，我的问题年底中央专门解决，大概是的确的。”
在这封信的开头，胡风为子女们没有干过和他一样的这一行，感到欣慰，并叮嘱儿子学好自己的专业，对于“文”，胡风的看法是：“至少五十年内，大多数不是受骗，就是骗人。你们都没有干我干过的这一行，我只有感谢你们的。”
就在同一时节，北京的沈从文在出席“文代会”时，给四川自贡的儿子及儿媳复了一封回信（1979年11月15日），在信里沈从文主要谈了自己的近况和现在正改善中的处境：他在西苑饭店参加文代会，“首长文章说得使不少外来人开心，近在京中的人，却明白内中问题重重。内部上面人争权位了无休歇。会后不久，也许我们可望搬个家，据说号数也定了，但至多三间房子……”再就是他所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要出版了，“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对于报上所说文代会中涉及自己的消息，沈从文告诉儿子：
……可信，可不必尽信。因为在会上提倡敞口说话，熟人稍鸣不平，提出了些问题。其实对我只增杞忧，别无意义，反而极容易使某些自以为是、“永远正确”的文化官，心增愤怒，使我工作增加困难，以至于无从继续，亦复可能。不懂内情的，总以为我为什么不再写点什么，其实我即或再认真努力，还是意义不多，因为任何人都明白绝不会尽一个党外人的成绩，超过党中所承认为尖子的成绩的。因为这卅年一切为人做的事，远比写十来本小说还重要，可是却得到相反结果，反而不如一些人用阿谀逢迎的方式，十分简单即爬得高高的。而且说的是“百花齐放”“写你最熟悉的”，若信以为真，写我近卅年顶头上司首长的种种，便不免像《新官场现形记》，尽管是人人目睹的事，说来也难令人相信，写来也无多意义，还易招灾难。
在信的最后，沈从文谈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更希望尽早解决儿子媳妇调回北京的事情。
对比一下同时节胡风和沈从文分别给儿子的信，在同样的时代转折点上，在同样各自的境况都要得到明显改善的前提下，一个是从监狱出来重新回到社会，一个是从被“遗忘”的主流边缘重新被“发现”，其对后辈的告诫和嘱咐有相似中的不同，相似的是都有一种谨小慎微，都有一种如履薄冰，不同的是各自的性格的表露，可以看到胡风经过这么多年的监狱生活，性格上可以说仍无被“改造”成功的痕迹，他依然要再次战斗。他的乐观看上去有些幼稚，其实他的“问题”直到他去世都还难以“盖棺”给出结论……沈从文的信里所流露的有自信，也有自得，更有“自足”的智慧，“易招灾难”的文学创作是沈从文所要竭力避免的。 此时的胡风精神还是健康的，但未能出席北京的“文代会”显然对他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从牛汉对那一时期关于胡风的回忆里也不难看出：
胡风1979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战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理念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形式主义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戒。
1979年10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巴金也出席了北京“文代会”，那段时节他没有给亲人的家书，在“文革”中巴金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夫人萧珊。萧珊的去世是巴金晚年最大的心痛，他的《怀念萧珊》实在是痛失亲人的绝唱。在去北京出席文代会前，他有封信是写给已去世的老友丽尼的夫人许严（1979年9月26日）的，信不长，内容抄录如下：“信早收到。您房子的问题我一直无法解决。我打算在文代会期间找人想办法，但文代会一再延期，大约十月中旬召开，因此未能早写回信，请谅。您是否可以把详细情况写给我？我大约十月七、八日离开上海。”此信内容很简单，但却有典型意义，那个时期的巴金，在和几位朋友的通信中，房子问题是主要的内容，譬如萧乾、沈从文等。不是谈巴金自己的房子，而是为朋友的房子而奔波。从地位上说，此时的巴金，已成为在郭沫若、茅盾之后的一面文学大旗，他已迎来了晚年的又一个高峰，他所谈所感，已是“讲真话”、剖析“文革”，他倡导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成了为朋友们的房子和生活问题而奔波的“良知”作家的代表。
玖
1985年6月胡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1988年5月沈从文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1988年8月15日和18日，巴金同时分别给胡风的夫人和沈从文的夫人各写了一封信。巴金的信情真意切，给胡风夫人的回信里，巴金谈到收到胡风的书后，不能不想起1949年他和胡风出席首次政协大会时住在一起的日子，并写道：
……我一直因为不能也不曾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而感到内疚。今天我托人寄上一册《随想录》，请收下。这是刚刚在香港出版的，在《怀念胡风》一文中我抄录了蔡楚生信中的几句话，他亲切地谈起当时的生活。……胡风冤案平反，大快人心。但对他来说，对你们来说，这二十几年的“苦难”是无法补偿的。（《巴金书信集》，261页）
写此信时的巴金“身体还是不好，比八五年在北京时差多了。写字仍很吃力，走路更不方便”。
给胡风夫人写信后三天，巴金又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写了一封回信，已写字困难的巴金，信写得不长，但情真意切，先是回答关于沈从文给他的旧信情况，再就是答复沈夫人请他写关于沈从文的文章事：“写文章的事，让我试试看。本来我想写，也有话要说，可是现在手不听指挥，写字吃力；脑子不听指挥，思想迟钝；每天写百把字都感到困难，一怕写不好文章；二怕有各种干扰，不能如期交卷。但接到了您的信后，不管好坏，我总得写一篇。别的以后再说。”
在两个月之前的同一天，巴金在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后已给张兆和写了一封回信，那封信写得更是充满感情：
从文这次走得太突然，又去得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又不惊动别人。……他去了，的确清清白白，于心无愧。他奉献了那么多，却又享用这么少。我想起那个小房间，想起那张小桌子，感到十分惭愧。没有同他的遗体告别，我非常难过。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我多留恋在你们家“作食客”的日子！现在我也得把我生活的一部分埋葬了。……我比从文小两岁，虽然多病，但还未完全躺倒，只是行动不便，讲话吃力，写字困难，不过我总要争取多活，也可能多活。想到从文，我觉得眼前多了一个榜样：不声不响地做自己的工作。我要向他学习，这不是客气话。
2005年10月，巴金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顺便一说，在2008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闲话》丛书之一《玫瑰与蝴蝶》中，有一篇关于巴金的“闲话”：“读巴金的每一部作品，我都特别难受与难过，不住地问：这就是巴金的文章？这就是‘大师’的作品？我困惑。我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蒋泥在《巴金的“底线”》一文开头说的话，也道出了整篇文章的基调：质疑作为文学大师的巴金在1949年后其人其文的道德底线和真诚态度。对于“文革”后巴金在一系列随想录中所表现的忏悔和说真话的告白，蒋泥的质疑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巴金对自己在极“左”年代随波逐流的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个道理都那样头头是道、冠冕堂皇，其实是懦弱，害怕受牵连。再如在胡风去世之后巴金写文章忏悔了自己当年在批判胡风时的行为，并说现在胡风不在了，他写上迟到的忏悔。对此，作者质疑道：“为何在胡风生前，巴金不道歉？”
（选自《闲话文人》/薛原 著/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