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以来的现代女性作家们以性别群体的代言人身份倾诉与言说她们的故事，表达对世界人生的感受，向世人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交替中的中国女性复杂迂回的心理现实，并以独特的性别立场和审美意识在她们的文本中创造了各异其旨的两种女性神化形象。
关键词：现代女性文本 女性人物 神化
一、现代女性文本中女性人物形象的神化。综观从新旧时代交替冲突中“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现代女性文本，不难发现，其中或显或隐存在着两种倾向的女性神化现象。这种神化现象具体表现在现代女性作家对两种各异其趣又互为补充的女性人物形象的神化书写。
一方面，追寻“五四”以来的“大文化”强势语言和整体价值的民族主义论述的现代女性作家，在她们的文本中赋予女性形象以积极的、崇高意义的神化。如冰心、苏雪林、石评梅等远离社会革命浪潮，诗意地思考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用细腻纤柔，至情至性的女性话语来实现对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神化，使得母亲形象第一次以“神”的高贵姿态立现于中国文学史中。她们不仅塑造了一系列头上永远闪耀着神圣光环的母亲形象，把母爱升华为遮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使得母女亲情这一没有男性介入的女性情感生活侧面以正面价值形态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审美表现对象，而且还进一步把神圣的母爱泛化为超阶级的人类之爱，从而把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神化推向极致。如冰心《超人》里浮现的那个永恒的超功利性的母亲幻象，感动了冷心肠的主人公，使他回报这世界以微笑和温暖。再如丁玲、谢冰莹、郁如等在时代的感召下走向血与火的革命战场，由“五四”时代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转向了对革命的追求。革命成了她们获得性别价值的又一手段和武器，这使得她们倾心于把女性这一形象从普遍意义的神化升华为革命意义的神化。这一群在意识形态与个人话语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现代女性作家，在她们的文本中塑造了一系列在民族大义前“放弃小我，走向大众”的亦文亦武的革命女性形象，实现了对时代新女性这一青春女性形象的最具乌托邦色彩的神化。如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即是。林语堂曾以形象的语言道出了《从军日记》的写作状态：“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①
另一方面，在外部中西文化和内部新旧传统意识的交汇中，在男性中心书写和民族国家论述的主流中，出现了另一类书写女性自我的女性文本。这类文本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兴趣与关注，远远超过父权文化所关心的“国家大事”，视闺阁家庭的“琐碎历史”为“人生大事”，采取较为直接的“弑父”书写模式，因而能更自主性地书写女性自身的经验、历史、声音、欲望，并对女性自身进行自我启蒙的努力。这些文本往往采取一种反严肃的较为消极意义的立场书写女性的神化现象，在世俗的“踏实的根桩上”塑造女性的神化形象，摒弃了女性中心乌托邦色彩，因而也造成了某种阅读上的困难。但这种神化女性的“貌似病态，实为率真”的书写确实是一种奇异的智慧。上海孤岛时期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即是这一奇异智慧的集大成者。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构图中，似乎从没提供过值得崇拜、模仿的女性权威形象，而是充盈着孤独而疯狂的老太太、寡妇、不得夫心的少奶奶、焦虑的少女等，她们不是“有力的英雄”，而是“软弱的凡人”。而作家却巧妙地在那微不足道、封闭式的边缘性生存环境如庭院、厨房、闺阁、洞房等处，书写世俗饮食男女的脸谱、肢体、服装、话语、心理状态之类琐碎拖沓事。在消极的叙述中，一方面将男性形体抽离或去势，一方面将这些“凡人”女性形象从隐匿的边缘移至文本结构中心加以神化处理，在其文本中构成了意义广大的女神群体形象。如《创世纪》中的女性家长戚紫微，《怨女》中的柴银娣，《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等。女性神化的运用甚至出现在一些无足轻重远非主角的女性人物身上，如《多少恨》中戏院门口的女售票员亦被叙述者写成具有隐喻意义的“神 ”。
二、女性神化书写的象征意义及其现实意义。“流传最广泛的神话传说，表现对大自然和危害人类的凶恶势力的斗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体现了上古先民乐观的、不屈的精神。”②从这一意义上说，神话可以成为开启人类潜意识的重要钥匙。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存在的神化女性叙述文本也是一部女人写的有关女人的神话与传奇。这些神话与传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敲击出遥远而哀寂的文化回音，是考察女性这一亚文化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的最真实、最权威的材料，极具开放性与冲击性，隐含着极为丰富、复杂的象征意义，也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国家主流文化论述中的女性神话书写，乌托邦式的神圣母亲形象或是革命圣女形象的塑造，是“女性在抑闭自我中升华出的一种高尚的神圣的自我图腾”③，这一女性人格的神本化，象征着“女娲补天”这一古老的神话原型在新时代的中国历史中的再现，是母系社会衰亡、妇女崇高地位跌落这一“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后的几千年历史中，华夏女性在辉煌与失败、强力与软弱、自信与自卑、“回天”与“造人”的种种矛盾中形成的一种“补天情结”的重写。女娲的第一个功劳是“ 黄土做人”，创造了人类。这一母亲对人类 发展的伟大贡献，在母权失落之后的父权社会里，一直受到忽视甚至受到扭曲与贬抑。直到20世纪初叶，从旧时代中走出来的第一次以群体形式向历史发言的中国现代女性在母亲颂歌的集体抒写中重塑母亲形象、重塑自然亲情，从历史的淤积中挖掘出母亲功劳的神圣光辉，才使得这一在漫长的父权社会中被封存的历史记忆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这一母亲神化的书写，体现了现代女性在自信中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热忱肯定，有着冲破男权礼教，舒展生命的现代思想价值。女娲的第二个功劳是“补天”，拯救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保存。如果天不塌，女娲本可安然造人，可天塌地陷，她不得不挺身而出，放弃“造人”而奋力“补天”。可见，这一母亲伟大力量的实现，是以牺牲“造人”为代价的。与此对应，现代女性文本中抽空了女性与母性，才能实现其英雄价值的革命圣女，也恰是在“天塌地陷”的交替时代中涌现出来的。在她们身上，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与不屈的精神，闪现着女娲式的华夏女性的辉煌与自信，但“造人”与“做事”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抗衡，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焦虑与心理障碍，使得她们有心“回天”，却只能“补天”。这一革命圣女形象的女性神化书写，体现了现代女性能够自觉建构女性与男性同等的人的主体性，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进步，但其在现实中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没能自觉地建构与男性不同的女性主体意识，这也是华夏女性在几千年的父权历史中积淀的悲剧命运在现代女性身上延续的深刻象征。 如果说，主流文化论述中的女性神化书写体现出的是一种肯定、积极的“补天”意识，那么依附于卑微弱势的小文化切入大传统主流的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神化书写则体现出一种精卫填海式的苍凉的复仇“反天”意识。被张爱玲神化的主角，不再是才华性灵的“圣女”、“圣母”，而是世俗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的平凡女人，具有浓烈的反乌托邦色彩。她们平凡、软弱，却蕴藉着一种不可抵挡的纵火燎原、复仇反天之势。这一女性神化的书写，是女性夺回创造者身份的象征，是在男女两性关系的互动演绎中实现的。这不是一种简单处理的神化，而是具有复杂、多重的文化、历史、政治意涵，其开放性与深刻性，非同一般。一方面，叙述者施与文本中的男性角色以各种去势手法，将其幼稚化、婴孩化、尸体化、女性化，抑或使其身体残障化，及精神人格上的阉割贬压，这象征着叙述者在文本中将历史的缺席让位于男性，使其成为隐性母系主体下的他者，遭受非人化的侮辱。这是作为女性的叙述者对想象中的父亲形象及父亲形象所代表的宗法父权的一种彻底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惩罚。这种对于男性象征秩序的反串，在文本中和现实中均足以引发出一种男性焦虑或男性恐惧。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父权世界被文本中的去势与弑父内涵所渗透，从而男女主体移位的象征仪式得以完成。在这一叙述背景中，女性从隐匿的边缘移至“政治活动”中心的神位化地位，开始主宰这个“阴差阳错”的“母性国度”。但是，这种神位化的地位，依然无法使女性获得光明的“天”，获得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反叛快感，继续而成为于现实历史压抑残害的阴影中，这群女神终于转向了充满攻击性与破坏性的疯女。叙述者始终以格外冷静的态度凝视着笔下这群神性加疯狂、主体与从属身份兼备的女神，非但讲述了女性自身的压抑性质和他者处境，同时以自身的焦虑与歇斯底里式的愤怒去质疑、颠覆男性主体以自救，表现出女性主体一种复杂、深刻的双重声音。这样使得其神化女性书写没有脱离现实的基础而落入空泛，而是在现实矛盾的尖锐处展开幻想的翅膀，冲破固有的平衡和模式，达到新的认识自由。可以说，这一神化女性文本，在颓废、消极、堕落的表层下，隐含着深层意义的否定、颠覆和批判。这样它才具有了实实在在的象征意义，而不是空洞能指的模拟。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各异其旨的神化女性文本在现实中给文本接受者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一是补偿机制，一是激发机制。前者使人在“黑暗的王国里”找到一线光明，后者则激发人的反省能力和改造自身的能力，使其主体性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正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① 王吉鹏、马琳、赵欣:《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② 赵政明：《文言小说：文士的释怀与写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③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作 者：周霜红，文艺学硕士，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文论。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