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策划和组织了《大藏经》等多部学术大著作的学术出版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幸和他交往，多次聆听他关于学术出版的精辟言论和教诲，并在工作中得到他许多帮助，至今难以忘怀。
一
“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过任先生的课，和他开过会，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和任先生开过会，我们认识了，但并不熟悉。我和他熟悉起来是从1987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上开始的。
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中外日报社资助、中日两国佛教学术研究者参加的一种高层讨论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分别在两国轮流举行。1987年的这次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当时，任继愈先生是中方代表团的团长，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并忝列为中方团的成员，为“特邀代表”。短短一个星期的会期，我和任先生朝夕相处，他的学问，他的风度，他的为人，都使我钦佩不已；特别是他对我谈的“要做学术出版家”的话，更是使我终身难忘。
那是在会议结束后中方团陪同日方团去房山云居寺参观“石经”的路上，在大巴车里，我和任先生坐在一起，一路上我们聊了起来，他问我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的情况和感受。当时我刚调去出版社工作不久，我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忙”和“乱”，每天看稿、审稿、开会、谈话，完全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谈话中我流露出了不能搞专业研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任先生听出了我话中的意思，他叫我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他说学术工作不仅包含了学术研究，也包含了学术出版；没有学术出版，学术研究的成果就只能放在抽屉里，不能传播，也就没有学术文化了。他进一步说：学术出版不单纯出版学术成果，也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他特别举过去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为例，说旧中国商务出版了许多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影响了一代学人。(任先生的这一思想，后来我在社科院胡绳院长那里也听到过。一次胡绳同志对我说：“都说我们院领导以及科研局在领导科研，实际是你们出版社在领导科研，你们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策划组织选题，各研究所都跟着你们转。”)任先生说，社科出版社是一家重要的学术出版社，他勉励我安心做好学术出版工作，向张元济学习，“做一名学术出版家”，为中国学术事业做贡献。
任先生的这一番谈话，切中肯綮，使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以后我经常想到任先生的这次谈话，把它作为自己出版工作的圭臬。
自此以后，我和任先生的交往多了起来，我在工作中不时得到他的教诲和帮助。
二
1987年后半年，我策划组织了一套《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这套书得到了任先生的许多帮助。他不仅同意我们邀请他担任该套书的编委，还在由胡绳任主编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上提出过一个重要意见，他说：这是首套博士论文的丛书，我们不仅要贯彻编委会规定的“少而精”的方针，还要通过这套书的选材、出版，在学术界和青年学人中提倡一种认真、踏实做学问的好风气。任先生的这一意见，后来写进了文库的“出版前言”里，并贯彻在文库的出版中，在学术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他还经常向我推荐好文稿；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学等学科领域我无法判断水平高下的文稿，每次向他请教，凡参加过论文答辩的，他都认真相告(有时不便出面时，他谈意见后，叫我“心中有数”)。这套书很快成为社科出版社的一套有影响的丛书。
三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文学史研究者在日本访学期间，发现了一批我国明清时期的孤本和善本小说，国内还没有见过，他想将复印件拿到我社公开出版。我们初步论证，答应了下来；但不知这批小说是否真是孤本和善本并有价值，于是决定请有关专家鉴定和论证。请的专家中，有王利器、傅璇琮等先生。我想还应该有北图的版本专家参加，于是请任继愈先生推荐一位北图的专家。他很爽快地答应，考虑后对我说：“我推荐的不是北图的人，而是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政烺先生，他完全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张先生的大名我是知道的，是一位大学问家，但我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家地址。任先生又告诉了张先生家的地址，并写了一张介绍条，还亲自给张先生打了电话。我拿了任先生写的条去了永安里张先生的家，他立即应允。这一天，诸位先生在我社工作了一天，先看复印件，再予以评说，除个别篇外，基本给以肯定，可以出版。后来，由于南方一家出版社出了高价，这套书没有在我社出版。但任先生在这套书上给予我和我们社的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
四
任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在我社出版了三卷后，后几卷一直不见下文，读者盼望能很快出版。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去任先生府上商谈此事。任先生说有两卷的稿子已在他手里了，他主要对“藏传佛教”部分不满意，说这一部分内容很重要，他已请人去重写了，叫我们再等一等。他说学术著作的质量一定不能马虎，要站得住，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后人。任先生这番话，使我懂得，学术出版和学术研究一样都要一丝不苟，质量第一。
谈完此事后，任先生接着主动谈到了我们出版社被评为“优秀出版社”的事(好像他参加了这次评选；也可能有关方征求了他的意见)。当时国家对全国各出版社首次进行了评比，评出了15家出版社为“优秀出，版社”，我们出版社名列其中，且排序第二。任先生说，你们社被评为“优秀出版社”，不是因为你们赚了多少钱，出了多少书，而是你们是一家学术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学术著作”是你们的“品牌”，自己要认清这一点。任先生的话，使我懂得我们出版社的特点和“优势”，今后要坚持和发扬；但我也有“苦恼”，就是今后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我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版社必然是企业，要有经济效益，但我们社现在仅能“自收自支”，如何使两个效益统一还是个问题。他说，两个效益是能够统一的，出版学术著作不一定会赔钱，有的学术著作价值很大，对国家民族文化有长远意义，而且你们出版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们可以按成本定价，是不会赔的。他专门举了他主编的在我社出版的《道藏提要》为例，说国家搞了这一课题，调了这么多人来搞这一“工程”，把全部《道藏》查了一遍，写出了提要，以后不可能再有机会搞这一“工程”了。这就是它的“价值”。如果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需要的人和单位一定会买的。任先生由此还讲了一个重要思想：“你们应该在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中来取得图书的经济效益”。任先生的这一番谈话，给我启发和帮助极大，我意识到这实际是讲我们出版社的办社方针和道路。我把它贯彻到实际出版发行工作中，有的很快就见了成效。就以任先生说的《道藏提要》来说吧，1994年我去台湾参加首届大陆书展，有一书商本来对《道藏提要》并不看好，但我将任先生说的该书背景介绍后，他立即表示要进货500本。此书后来再版过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