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乃是认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根本依据，也是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马伟在今年第一期《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矛盾，包括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农村与城市等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关键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也是认识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针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问题，该项研究认为，经济社会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个部门，而是存在四个部门。 实际上，自1972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非正规就业以来，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这已经突破了最初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发展道路，它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与城镇非正规部门。这是一个不断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大转型历史过程和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乡镇企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唯一具有的独特二元经济结构；加上城镇正规经济部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则由二元结构转向为三元结构。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从三元结构逐渐转变到四元结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出现了高速增长的非正规经济，超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规经济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包括在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范围内；二是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但未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内，只是作为差额项估计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构成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等未统计部分就业人数从1992年2236万人升至2009年919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7%。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2.5%升至29.5%；如果将城镇私营、个体经济非正规就业计入在内，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比重则从17.2%上升至61%，比正规部门就业比重39%高出22个百分点。
1949年以来，我国城镇一直存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从两者占城镇总就业比重构成来看，经历了正规就业的倒“LT”字曲线：先迅速上升，保持极高的比重，而后不断下降；同时也经历了非正规就业“U”字曲线：先迅速下降，以至于基本消失，而后开始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上升，且居主导地位。与城镇就业结构变动趋势相比，城镇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也经历了大体一致的发展趋势：正规经济呈现倒“U”字曲线，非正规经济呈现“U”字曲线。可见，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所呈现的典型的三元经济社会结构，而出现了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与发展经济学所描绘的二元经济社会演变轨迹的理论假设大为不同。
未来转型方向：从四元结构到一体化和均等化
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划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在原有的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二元基础上，加上乡镇企业部门和城镇非正规经济部门，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四元结构，具体体现为四类社会、四种国民、四项服务。
从180多年前开始中国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从6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演变和进一步强化；从30多年前开始中国又先后出现了三元、四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转型；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必须按照这一独特的历史逻辑走向四元一体化，尤其是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从二元或者三元到一元的转型道路。换言之，中国所呈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因而未来演变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为了顺应这些发展趋势，从国家“十一五”就开始形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四化”的基本思路，即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尽管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但它却是破解“中国难题”的重大社会创新和巨大社会实践，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中国方法”，也开始有了“中国经验”，这也会在国际上产生知识与经验的外溢性，为那些人口众多、农村人口依然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