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下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这是典型的香港精神。梁振英的成功可以说是香港精神的成功典范，是靠个人努力打拼得来的。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事业有成，亦往往是香港市民最为推崇的一种品质。
2012年7月1日，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正式上任。他接替曾荫权，成为香港回归以来的第四任香港特首。
在3月25日揭晓的第四任香港特首选举中，1号候选人梁振英以获得689票当选。历史似乎总是喜欢为人们呈现出戏剧性的一幕。16年前，第一届香港特首选的总监票人正是梁振英。如今他登上香港政坛巅峰，连竞选对手都叹服这是实至名归。
在发表感言时，梁振英期盼竞选对手唐英年能与他合作共建香港未来。他坦言：“我要感谢唐英年先生和何俊仁先生，他们的参与为这场行政长官选举带来了实质的意义，选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我欢迎大家继续提点我、批评我，我也衷心希望日后可以跟唐先生以及何先生合作，共建未来。”
出身寒门却志存高远
上世纪30年代，来自山东威海的梁忠恩只身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梁家独子梁振英出生。由于是家中独子，梁振英从小就要帮忙干家务。“讲价、拣菜我都懂。那个年代，一般家庭都没有电饭煲，点煤油炉成了我的专责。”回忆起这段岁月，梁振英仍十分自豪。
梁振英一家人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层楼十几户人家要共用厕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20岁。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不少家庭穿胶花(塑料花)帮补家计，梁母亦发动一家大小做帮手。11岁的梁振英负责送胶花，每袋都有几十磅重，经常要“走几步停几步”。日子久了，令他变成了“鸳鸯膊”——右肩膀比左肩膀宽。
梁振英回忆，一家人日以继夜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梁父退休时，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足够他们在市区西环买一个400尺(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
家境清贫，梁振英的求学年代也过得特别节俭。为节省每天两毫的车钱，尽管是香港顶尖中学英皇书院的学生，梁振英也总是步行回家吃饭。中学时代的梁振英，细心、内敛，做事很有主见。中六会考时，英皇规定，如果分数相同，不论中、英文成绩，最终录取学术科目分数较高者。梁振英学术科成绩稍差，无法在原校升学，不得不另找学校。最终，他选择了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
与梁同桌的林国荣回忆说：“他在理工选科时选了建筑测量，当时很多同学都没留意这科，觉得冷门，但他有自己的洞察力。他说测量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从此，梁振英便与地产测量结缘。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梁振英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日后，这也成为他事业的起点。毕业后，梁振英计划出国深造，有几所大学供选择。林国荣回忆：“两所让他直读二年级，两年后大学毕业。另一所要由一年级读起，3年毕业。那时穷学生一定会选前者，花费不用太多，也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梁选了读3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他说那里有城市管理科目，他喜欢这科。”
“他是那种愿意为理想牺牲的人。”林国荣不无感慨地说。20岁第一次出门远行，梁振英说，他最难忘的是家人的支持。“一家人到机场送行，回家后第一个哭的竟然是爸爸。”为了预备留学费用，姐姐变卖了嫁妆，父母拿出了积蓄。
留英期间，梁振英半工半读。“一星期有两三晚在中餐馆做兼职，每日做六七小时，基本上够生活费，带去的钱就省了下来。”梁振英参加了中华同学会的活动，还为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后来他担任了同学会的副会长，会员多是香港及星马华侨学生。
“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梁振英说。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复兴的思潮在华裔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
早年拓荒大陆物业市场
1977年，梁振英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当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拥有留学经验、胸怀报国理想的梁振英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名字叫“深圳”。
梁振英现在仍记得，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刚毕业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看看。那时，罗湖是唯一海关口岸，每天过关的只有40多人。
1979年初，当24岁的梁振英再次走过罗湖桥进入深圳时，他已是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应深圳方面邀请，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与他一起充当蛇口“启蒙者”的是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
据当时培训班参与者回忆，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学员们称之为“延安大学”。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
台下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梁振英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们告诉梁振英：“原来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梁振英对第一课的记忆是“很尴尬”，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讲课需要翻译。“至少在前3年，讲课都需要翻译，后来讲多了，就学会讲普通话了。”由于当时边检手续复杂，且没有24小时通关服务，梁振英去讲课不得不牺牲整个周末。每个月两三次，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办完过关手续后，星期六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会花一毛五分钱，雇当地年轻人用自行车载他去讲课。由于路况差，颠簸得厉害，再加上个高腿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觉有点狼狈。虽然辛苦，但梁振英乐在其中。林国荣说：“他跟我们分享过，当时在内地开完会没什么招待，喝糖水就已很开心，与现在大块肉招待，差别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