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梅兆荣，1934年生,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肄业。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入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学习。1956年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处长，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联邦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外交部西欧司处长、副司长、司长。1988年6月至1997年1月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兼党组书记。2003年4月获韩国明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4年4月获德国联邦总统授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星级大十字勋章。先后被上海、北京、浙江、西安等地一些大学聘为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特聘（讲座）教授。并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等。
40年前，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梅兆荣既参与了建交时的谈判，又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大使，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半个世纪，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古稀之年。2012年6月18日，记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功成身退的外交官。他神采奕奕，谈吐严谨又不失幽默。回忆过去的光辉岁月，大使脸上时常溢满笑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望未来无限期望多。”以下文字由梅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初学者：12点前不睡觉
从1953年我被派往德国算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年，回忆当时赴德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东德的学习，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到东德学习语言文学的，当时一共派去了31位同学，其中有5人是学习德语的。之前我学习了三年英语。国家对派遣留学生非常重视，高教部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了欢送会。请周总理讲话给我们指示，总理希望我们学成回国，为国家服务。我们是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豪情奔赴了德国。
德语语法是比较复杂的，当时东德请了富有经验的老师给我们授课，我们每人抱着两本德汉字典，一点一点啃。第一年是从德语字母开始打基础，第二年上大学本科。其实我们是以当时德国小学生的水平去学习大学的课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开始时上课我们听不大懂，只好借德国同学的课堂笔记。东德方面给我们分配了辅导员，遇到困难可以随时请教。由于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因此，我们学习热情高涨，都非常刻苦，晚上很少在12点前睡觉的。
1956年，因工作需要，我们5位学生中有3位被提前抽调出来。可以说，三年时间的学习为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语言基础。那段充实而紧张的学习经历丰富而难忘。
当翻译：领导言行受益终身
我先是被派到中国驻东德大使馆工作，主要是负责翻译、礼宾、外交文书这三项工作。1958年底我在国内休假时，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问中国，组织上交给我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初出茅庐的我先是跟随周总理去机场迎接东德总理，第二天我为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客人作翻译。以后我就成了中央领导的首席德语翻译，陪同过毛主席、周总理、彭德怀、董必武、习仲勋、乌兰夫、陆定一、彭真、伍修权等国家领导人。
在外交生涯中，我感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特点是，政治水平高，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谈话精辟，很有针对性。这些领导同志生活很简朴，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们的优秀品质使我受益终身。
1958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应邀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党代会。他告诉我说：“你看一本书，就要抓住书的要点和核心思想，其实厚厚一本书的内容，浓缩起来也不过一页半纸。”董老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1963年，在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伍修权同志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面对对方拍桌子、嘘声一片的状况，他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出色地进行了斗争。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后来应对国际斗争树立了一个典范。
1966年，周总理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任务艰巨，但代表团成员一共才17人，真正轻车简从，据说周总理原先连医生都不想带，后来听到带医生不光是为他一个人服务，也是为了全团人的健康需要，总理才同意。当时，我们住在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腾出的官邸，工作人员在洗衣的时候发现，周总理有一件衬衣还打着补丁，这让我们十分感慨。周总理十分体贴译员，在谈话中会主动将中国的市斤换成国际通用的公斤或者吨，以省去翻译换算的麻烦。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却是对我心灵的洗礼。
事实上，每一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精辟思想和特点。对于我这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跟上他们的思想不容易，但是他们的言行是我的楷模，对我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都有着莫大的帮助。
中德建交：暗号接头参与谈判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政府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地位日益提高。1969年10月，西德大选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了勃兰特—谢尔政府，开始推行同苏联和解、同东德接近、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当时西德的经济迅猛发展，因而也想通过扩展国际关系，抢占中国市场。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西德反对党积极主张与中国建立关系，携手遏制苏联的扩张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打开局面，在东边，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在西方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提上了日程。
1972年8月18日，建交谈判开始。当时中方的谈判代表是王殊，他是新华社驻波恩的首席记者，对西德比较了解，与西德外交部也有联系。我作为唯一的外交官被派到波恩，并带着一个机要员和一个报务员，作为王殊的主要助手，去西德参加谈判。
我从东柏林去西柏林，还有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小故事。西德方面派了一个人来接我，但我们互不相识，对于怎么碰面我们商定了个接头暗号。我们各执一份当日的《每日镜报》。到了西柏林机场，我就看到一个小老头，戴着礼帽，拄着一个文明棍，拿着一份《每日镜报》，嗯，就是他了，这样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接上了头。飞到科隆后，又转到波恩的新华社分社。收发报设备也运过去了，我们的报务员很能干，为了架天线，他去商店买了两根竹竿竖起来，到晚上就与北京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开始谈判工作。在西方国家保密很困难，但这次保密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