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而自我意识、价值感的产生是他人目光的一个内化的过程,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幼儿时期的经历,人的自我价值则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实现。人在世界上的种种行为动机是渴望自我价值实现的努力,而焦虑是对人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的一种反应。《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悲剧就在于在白人价值观主导的世界中这个黑人女孩被他者异化,无法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丧失了自我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关键词: 《最蓝的眼睛》 存在主义 自我意识 自我价值
《最蓝的眼睛》讲述了美国黑人布里德洛夫一家走向毁灭的过程。故事的主人公(家庭中的小女儿)佩科拉在充满暴力的人际关系中长大,她从幼儿时期便羡慕着金头发白皮肤的同龄孩子,继而对拥有一双蓝眼睛产生了深深的渴望,认为这样可以使她像白人小女孩一样得到人们的喜爱,不再受欺负。最后佩科拉发了疯,神志失常,每日心满意足地游荡在小镇的周围,认为自己长着一双最蓝的眼睛。佩科拉对蓝眼睛这一特定事物的执迷贯穿整本小说,从最初的羡慕、渴望到幻想着拥有再到最终的癫狂失常,这一双蓝眼睛在主导着佩科拉的命运。而蓝眼睛仅仅是白人的审美标准吗?黑人女孩佩科拉为何对拥有蓝眼睛的如此渴望,她的这一追求的深层内心动机又是什么?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佩科拉的悲剧成因的关键在于在一系列的外部世界和自我的矛盾中自我被他者异化,在失衡的人际关系中自我价值感最终丧失。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可以解读为她对实现自我存在意义的追求,即在人际关系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肯定。拥有最蓝的眼睛在佩科拉幼小的心灵中就代表了被爱与被肯定的条件,而这恰恰是黑人女孩所不具备也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逐渐建立自我意识的个体,她在周围的人际关系中不断地寻找自我价值,但却屡屡受挫。
一、在家庭关系中自我存在的价值没有得到认同。
在家庭生活中佩科拉没有得到父母的爱,这使她对自我的认识中有一种深深的厌弃感和自卑感。美国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家罗洛・梅(1904―1994)对自我意识的形成作过如下解释:“对于人而言最大的困境是他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在社会关系的认识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可以自由地观察和思考他周围的世界,但作为客体的人受他人和多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成为他人的认识对象。困难在于作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把自身作为认识活动的客体对象,对自己进行观察和思考。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他可以总结出一系列对自我的认识和看法,这种对自我的认知就是人的自我意识。”[3]也就是说人作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他不仅是观察和思考他周围世界的主体,而且是他人和“我”这个主体进行观察和认识的对象。正如小说中所突出的蓝眼睛这一特定事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既是他人的目光,又是主体自身观察外部世界的渠道,而“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2],人的行为甚至感觉都与外界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人从外部世界的注视中意识到了自我,而人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培养则起始于家庭。在家庭关系中佩科拉受到父母对她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暴力:因为弄翻了她的母亲给白人小女孩准备的果酱而遭到辱骂和责打,当佩科拉照镜子的时候母亲对她说“你很丑”,以及父亲对她的乱伦。“在有内部暴力的家庭里……这种创伤会影响儿童的竞争力和性格发展,久而久之会使儿童产生一种羞耻感,而对成年人来说就会产生自我评价和自我表现上的困扰”。这样的家庭人际关系对佩科拉造成了心理创伤,使她对自我产生了羞耻感,“躲在自己的斗篷下,掩藏起来,遮住自己的面部,蒙蔽住自己――偶尔从这个裹尸布下向外张望一下,就马上渴望藏到自己的面具之下”。[5]在充满暴力、缺少安全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佩科拉接收到的是来自父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对她的价值的否定,这使得她无法建立起自信心和恰当的自我认知,甚至对自己感到羞耻。
小说中特别交代了佩科拉的父亲乔利的幼年,同样是缺失了家庭的爱,刚出世即遭生母遗弃,长大后又被生父拒绝相认,这使乔利变得愤怒,通过自己的破坏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我的存在:他没有试图通过获取稳定的工作赢得社会认同,而是用酗酒和身体暴力来对付生存、痛苦、挫折与绝望。这种错位的实现自我的方式使得乔利把人格被否认的愤怒和不能实现自我的抑郁都宣泄到他身边相对弱势的妻子和女儿身上,通过暴力来“摆脱贫困带来的疲惫,给这些死气沉沉的房间带来生气”。只有在“这些频繁得几乎成了惯例的激烈冲突中”[5],他的被践踏的自尊心、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对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痛恨,才能得到安抚和平息。他的女儿佩科拉的反应方式则与此相对,一个弱小的黑人女孩,最易受到侵害,也最无力反抗,在无法确定自我存在价值的家庭关系中,她不会像乔利那样变得反叛或是暴力,她甚至从未表达过愤怒。这种暴力的家庭环境中佩科拉所获得的只有羞耻感和自我厌弃感,而这种心理又在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中被不断强化。
二、在家庭之外的人际交往中佩科拉沿用了“默默承受,自我否定”的交往模式。
佩科拉的沉默胆怯使她成为同学嘲笑、捉弄的对象,而佩科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则是按照已有的逻辑模式进一步退让,变得更加沉默和胆怯。佩科拉的一味退缩和默默承受并没有使她被接纳,不但白人社会不接纳,黑人社会甚至给她以更直接的伤害。白人深深的憎恶鄙视让她无地自容,而黑人在看到更黑的佩科拉时就简直就是仇视了:佩科拉受到黑人同学们的冷落与羞辱,还平白无故经常挨打,被肤色稍浅的黑人邻居辱骂驱赶。奥德尔・劳德在《相互谅解:黑人妇女仇恨以及愤怒》一文中解释了黑人之间的这种仇恨心理:“我们不爱我们自己,因而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爱。因为,我们在彼此的面孔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面孔,从来没令人满意的面孔。因为,我们活在世上,而活着的状态使争取更多自我的渴望滋生出来。令我们不满意的面孔,也是我们想除掉的面孔。为什么我们不相互打量打量?我们在彼此的目光中期望看到背叛还是承认?”[1]肤色最黑又只知一味退缩的佩科拉成为了她周围的黑人发泄情绪的对象。白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深深影响着黑人,白人高贵黑人低贱的观念使得黑人对生为黑人有着深深的自卑情结,面对着穷困的生活现状他们有着无法言说的愤怒,在无力改变的现实面前他们只有通过损伤更弱小、更黑的黑人来否定自身的黑人性。
佩科拉周围的黑人将没有反抗能力的她像恶鬼一样来辱骂殴打,毫无主见的佩科拉始终都是一味接受,不断地加深自我否定和厌弃。罗洛・梅认为只有一个人在对自身的存在抱一种肯定的态度,只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才具有爱的能力。[3]佩科拉不懂什么是爱,面对伤害,她的反应只有自我否定和自我厌弃,对她来说寻找爱的唯一途径就是拥有一双蓝眼睛。她所看到的是:金发碧眼的小童星秀兰・邓波备受宠爱;正在打斗的男孩子们看到肤色较白的女孩莫玲走来会禁不住停下了手。她开始否定自我存在的价值,认为自身就是痛苦的根源,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自己快快消失:“帮帮我,上帝,”她对着自己的手说,“帮我消失吧。”她紧闭上眼睛。她身体的小部分渐渐隐去了。一会儿慢,一会儿快。又慢了下来。她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然后肘关节以下的部位也消失了。现在轮到脚了。对,很好。腿一下子就没了。大腿以上的部分是最难消失的。她得纹丝不动,使劲拉才行。她的腹部不肯离她而去。但最后它也消失了。接着是她的胸部、颈部。脸也难消夫。几乎都消失了,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一双闭得紧紧的眼睛。它们总是迟迟不肯离去。无论她如何努力,她也没法让她的眼睛消失。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眼睛就是一切。一切都在那里,在眼睛里面。所有那些电影、所有那些面孔。[5]正是透过她的眼睛,佩科拉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己处处让人厌恶。
同样有着这种自我轻视、自我憎恶心理的佩科拉的母亲玻琳则把自己的价值放到了成为对白人有用的人上,完全摒弃作为一个黑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和价值,她坚信自己生来便应是一个女仆,也只有在这种自我贬低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感。但是佩科拉本人既不具备破坏力,又没有哪里需要她。家庭不需要,社区不需要,似乎她的存在就是来让人们感到惊奇、鄙夷和憎恶的。在被现实人际关系所抛弃所伤害,无法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噩梦里,佩科拉终于发疯了,在幻想中找到了她在现实中苦苦追求却无法得到的可以被爱被尊重的资本:最蓝的眼睛。
佩科拉自我价值的丧失是因为在暴力的人际关系中沦为了别人的发泄对象和工具,全盘接受了别人的偏见和歧视,最终摒弃了自我。佩科拉的价值观被完全扭曲,被他者所取代,她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健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佩科拉的悲剧警示着整个黑人群体,在白人价值观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如不能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就难逃被“他化”、“物化”的命运,在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中失去真正意义上的人格。正如萨特所说:“如果人只是盲目从众,就没有真实的存在”,只能面对着“身前的和身后的,闪闪发光的价值观体系的王国,不能从任何意义上为自己辩解”。[6]
参考文献:
[1]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杨乃乔等译.后殖民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12.
[2]拉康著.诸孝泉译.拉康选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408.
[3]罗洛・梅.罗洛・梅文集――我的信念是寻求内在的真实[M].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12.
[4]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1987.
[5]托尼・莫里森著.陈苏东,胡允恒译.最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6]Walter Kaufmann.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M].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