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战略思想（上）
[摘要]文章从六个方面论述毛泽东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战略思想。（1）搞改革、抓管理一定要从国情出发，要紧紧扣住中国各个发展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基础的东西是准确了解和把握国情。（2）抓住所有制改革这个基本点。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所有制改革是势之必然。这是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在发展社会主义进程中，社会主义因素只能是越来越多。（3）搞好生产布局，促进平衡协调发展。这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要通过新的科学布局，实现整体性的平衡协调，推进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和消除差别，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4）改革就是政治，管理也是社教。改革、管理，需要围绕社会成员结成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改革和改善管理，目标就是使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加，逐步占据主导地位--（5）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不二选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和精神要伴随经济改革与经济管理的整个过程。（6）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正能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广泛动员、精心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就能无往不胜。
[关键词]毛泽东；经济改革；经济管理；战略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2015）01-0056-14
改革、管理，是当前的课题，更是发展的战略性问题。马克思指出：“他们这种破坏影响（指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方式的影响——作者注）在中国所得的成效更少，因为中国本国的政权不来帮忙。在中国农业与手工工场业直接结合，这就大大节省钱财又节省时间，因此就给大工业生产品以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大工业生产品的价格是包含着这些生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处处所耗去的生产的费用”。如果说中国的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入的，然而对其不能进行改革、改造、更新之下，就会彻底地溃败。犹如马克思所说：“至于专讲中国，那么我仔细考察了一八三六年以来的商业发展情形之后已经深信：第一，一八四四到一八四六年间英美输出额底增长，到一八四七年已经成了纯粹投机的事业，在此后的十年当中，这种输出额平均说来几乎没有变动，而中国对英对美的输出额都增长得非常厉害；第二，五大商埠底开放及香港之占有，结果祗是使商业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其他的‘通商口岸’不能上算。这个市场崩坏底主要原因大概是：鸦片贸易（向中国输出贸易之不断增长实际上也就是鸦片贸易之增长），其次就中国内部的经济组织，小农业制度等等，而要铲除这小农业制，就须要很长时间”。中国终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外国商品的输入市场，除之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是重要的原因外，精神不振、经济落后是一大重要原因，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落后致生产力的落后，就是由于没有致力于对生产方式的改革、改造、更新（不管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严重局面。从这点出发，在我国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啃硬骨头阶段，研究毛泽东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战略思想很有意义。
毛泽东的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战略思想，主要有六个特点。
一、从国情出发
改革、管理，一定要从国情出发。不这样，就难以出效率，难以有良好的效果。毛泽东是个大战略家，从指导和指挥战争方面来说，他从不计较一人一枪、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以这为标准衡量战争、战役胜败的标准，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去思考问题。但也决不是随便丢弃、浪费一枪一弹。他始终思考、谋虑的是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总体效果。因而他在指导和指挥革命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不同形式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甚至在世界战争史经典上也找不到的范例，让人拍手叫绝，甚至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交口称赞。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他考虑和谋划事业的一大特点。而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去思考问题、谋划事业，其基点、其特色在于从国情出发。毛泽东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战略思想，就是从国情出发，紧紧扣住中国各个发展时期的具体情况。
了解和把握国情，即国家的具体情况，是从国情出发，进行正确思维和做好实际工作的基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都在积极探索救民救国、富强中华的路子和办法，很多人都主张“出洋”寻求真理，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就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写长信给周世钊，谈国内研究和出国研究的先后等问题。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0年后的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在一连串的援助计划当中，毛泽东最为看重的是苏联接受中国派遣留学生。30年前和30年后对相似的事的态度和处置形成强烈对比，也正是由国情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这时的毛泽东虽在青年时期，然而他已经真正认识到思考问题，干好事业，要认清、把握和紧密联系国情的重要和必要。中国的国情确实与西方不同，这是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就能认识到的。1920年，长沙《大公报》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让各界人士讨论湖南建设，及湖南建设与全中国总建设的关系问题。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认为大国家是以小地方为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又说，中国与俄同不同。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对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汉语记音），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洗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干革命、搞建设，都必须以自己的国情为基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革命方式方法不可套用，建设也不能是一种模式的。这就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