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中）
“阳谋”：整风·反右·“文革”
1.建政后的中共党内分歧
辉煌开国的荣耀渐渐淡化之后，毛泽东逐渐感到他“熟悉的东西”正在远去，而以往所不熟悉的经济工作，却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中共党内高层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分歧。
薄一波在谈到这一分歧时曾说：“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先当富农……毛主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制定的“新税制”也十分不满，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声称“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并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至235页]。毛泽东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提议中共中央并于1953年3月作出决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此外还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将政府工作分解为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等方面，由被指定的领导人分工负责。
毛泽东又在同年5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个人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参见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0至81页]。这些分歧后来成为高饶事件的诱因。在1953年6月13日开始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动了对主持制定新税制的薄一波的批判，于是才有了高岗、饶漱石“射薄批刘”，取代刘少奇、周恩来的密谋。但陈云、邓小平等的表态令毛泽东戛然而止，并最终造成高饶事件，高岗因而自杀。
2.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毛泽东与实际治理国家的领导层都希望摆脱苏联模式，但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更喜欢打破一切常规和官僚化的管理制度，来一次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使工业化进程更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国力。毛泽东的冒进思想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本人虽仍拥有巨大威望，但其激进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分歧在1956年几乎达到了公开化程度。毛泽东把这归咎于党和政府的官僚化。
毛泽东1949年后在中共党内批评得最多的就是官僚主义。这个名词到后来发展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由于“一边倒”的影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苏式计划经济的推行和秩序的重建，企业的管理广泛采用了苏联的“一长制”。随着分工的日趋精密和责任制的推广，在体制中出现了“科层制”管理结构，尤其是在基层和中层，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和臃肿，权力过度集中造成运转不灵，效率低下。权力的腐蚀也使以往充满活力的革命者正在蜕变为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义者，命令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腐败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在悄悄滋长，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是缩小社会差别甚至消灭社会分工，而实现工业化则必定会扩大差别和分工，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非斯大林主义思潮抬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地震。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两次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真提出脱离苏联模式的问题。非斯大林化思潮显然在毛泽东心中重新燃起民族主义的火焰，但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则透露出一种希望成为继任导师的心态。在意识形态上，他针对斯大林在遗传学领域抬高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做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毛泽东正式阐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显然是作为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以为通过“一化三改”改变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力会飞速发展。他盲目偏重于多和快，主张利用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对坚持务实路线的邓子恢发动批判，引发了1955年至1956年间的全面冒进，并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周恩来自1956年1月下旬开始，就不断地对冒进的形势进行抵制，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示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不看了”3个字表示抵制。事后毛泽东曾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束之高阁。如果不是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抵制，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灾难很可能提前降临。